自由划分而非法益保护——国家确立刑法规范的本体论根据

在说明国家确立刑法规范的根据时,法益理论从未提供一个确定性的内容。无论从前实证法中的价值秩序,还是从实证法中的宪法秩序价值,法益理论均不能确定自身包含哪些内容,并进而说明是什么侵害了法益。同样,法益理论无法说明在什么范围内需要将自身上升为刑法的保护对象。法益理论与立法者想要据以确定哪些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行为类型毫无关系,法益保护理论对说明国家确立刑法规范的根据并不具有理论贡献。事实上,规范为人格体在社会中彼此共存获得自由提供了可能,规范确立的根据并非对有价值客体的保护,而是对人格体之间自由空间的合理划分。对刑法规范来说,立法者通过设置积极义务与消极义务以及责任承担,为人格体间的自由划定了合理的界限,从而保障了人格自由在社会中成为现实。

论德国传统量刑理论中刑罚预防目的的边缘化——实证性检验与事实性说明

传统量刑理论一般认为,量刑活动既应考虑报应又应考虑预防。但德国的实证性研究结论则表明:量刑实践中,刑罚的预防性需求在整个量刑活动中始终处于边缘化位置,量刑仅是一个对行为严重性相关变量进行评价的笼统性和简化性过程。造成德国刑罚预防目的边缘化的原因,既包括实践中实现特殊预防有诸多困难,也包括裁量者对一般预防的考虑明显不足。

化学事故中气体探测器的应用

随着石油化学工业的快速发展,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气体的应用范围也得到了扩大与增加。这些化学危险品在生产、运输、使用过程中,一旦发生泄漏等意外事故,将会引发人员中毒伤亡、火灾爆炸等重大事故,严重危害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近年来,突发性化学危害事件,随着生产节奏的加快和生产活动的日益频繁。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的质量通病及控制

在工程建设施工中,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尤为重要,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在机电设备安装过程中由于设备种类众多且安装环节比较复杂,所以很容易出现质量隐患,并且若人工安装操作出现问题,也会产生工程质量问题,会对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产生不利影响。基于此,本文通过对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中普遍的质量通病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控制策略。

论刑罚裁量的简洁化 量刑活动的经验性研究结论

理论上一般认为:量刑是一个既要考虑报应与预防,又需权衡各种因素的复杂活动。但实证研究的结论却表明:刑罚裁量是一个以确定行为严重性为导向,仅对有限变量进行笼统评估的过程,量刑呈现出简洁化特征。这主要体现在:刑罚裁量是主要聚集在法定量刑幅度的有限区域内的频繁活动;进入裁量者视野的变量非常有限,且主要是与行为严重性相关的报应性变量,但它们却最终决定了适用于被告人的刑罚。以上结论,不但存在于我国量刑实践中,而且能在其他国家的实际量刑活动中得到检验。

风险社会的刑法保护

在风险全球化的社会里,刑法作为法秩序共同体安全的最有力保护者,应当对风险社会做出回应。风险社会是责任刑法向安全刑法转向的前提,在风险社会里,刑法规范的保护必须向前推置。同时,刑法对风险社会的反应也具有不同以往的特征,即刑法反应的目的从矫正转向预防,反应的依据从客体实害转向个体危险。

意思说明与说明义务违反:论诈骗罪中的欺诈行为

诈骗罪理论通说一般认为,实施欺诈的行为人通过意思说明引起了被害人的错误认识。因此,诈骗罪中的欺诈是具有意思说明价值的行为。但坚持这种意思说明价值,反而给欺诈行为的判断造成了诸多困难,这不但从积极欺诈行为中,而且在不作为欺诈中都能得到证明。这就表明,欺诈并不必然是具有意思说明价值的行为。诈骗罪中,具有认知优势的欺诈人处于特定的被信任地位,他应当履行对被害人财产安全的照看义务,从而避免给对方造成财产损失。因此,义务违反是欺诈行为统一的归责基础,而不论这种行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

论作为功能性概念的量刑责任

理论通说一般借助犯罪论中责任的概念和范畴来理解量刑责任,但无论是理解责任的基础,还是判断责任的依据,量刑领域内的责任并未由此获得一个确定性的内涵。事实上,受刑罚目的的影响,量刑领域内的责任是从可比较性和量上,对犯罪论中的不法和有责进行了功能性调整和差异化处理,因此量刑责任是一个具有更广泛内涵的功能性概念。这主要体现在:从可比较性和量上,量刑责任对各种情节进行了严重程度的阶层性判断,从而使国家动用轻重不同的刑罚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量刑责任融合了不同的刑罚预防目的,从而满足了责任刑罚中对预防必要性的考虑。

论犯罪行为严重性的阶层性判断——中德刑法规范的比较性分析

建立在不法基础上的行为严重性判断,作为判断依据的构成要件事实上并不能提供一个能够比较严重性的序列性概念。对此理论上努力的方向是,根据被害人生活质量受到的损害来判断行为的严重性。这一方面是因为生活质量标准本身具有类型性思考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根据生活质量标准可以确定一个可比较性的序列。因此,以被害人生活质量受到的损害为标准可以实现对行为严重性的阶层性判断。该结论在中德刑法针对自然人实施的犯罪和针对组织体实施的犯罪中都能得到规范性的检验。

公众舆论与量刑政策:影响模式和参与机制

当今社会的公众舆论影响量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获得公众对量刑政策态度的方法有多种。公众一般倾向于认为量刑政策过于仁慈,刑罚裁量过于宽缓。大众传媒是公众了解刑罚裁量的重要信息来源,因而公众对刑罚裁量的了解并不准确。近年来,公众要求国家制定量刑政策时要更多地关注公众舆论的声音。而公众舆论对量刑政策的态度存在各种可变性。各国量刑政策发展中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兼顾公众参与但又不过度受公众舆论的影响。建立一个能够反映公众舆论对刑罚裁量准确态度的中立性咨询机构,乃是明智之举。

安全、犯罪预防与刑法

刑法迈向现代化进程开始于冯·李斯特在1882年发表的刑事政策计划,因此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德国实施了比较刑法改革。他们的看法是,现代刑法并不应再是为了镇压和报应,其正当性和导向只能是预防犯罪和保护法益这个任务根据这项改革,保护法益的主要手段应当是预防犯罪人再次滑向犯罪(累犯),同时对个人罪责也应当严格限制。

国家安全的强势保护与人权保障的极度旁落——《2006年美国军事审判委员会法令》解读与评释

面临国内和国际的压力,美国国会通过了《2006年美国军事审判委员会法令》。该法令对军事审判委员会的设立、审判程序、证据使用规则、所审判犯罪的范围及其所处的刑罚以及对《日内瓦公约》的适用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从这些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美国政府一方面在最低限度内保障被告人的基本人权;另一方面,通过国会立法和总统发布军事命令的方式尽可能地扩大总统的权力。但在有效打击恐怖主义与保障人权、积极承担国际义务与合理行使权力以及国内立法与国际条约的协调方面,该法令值得人们深刻的反思。

未遂的着手与共犯

当两人以上同意或计划共同实施某个犯罪,但只有其中一个事实上着手实施了犯罪的,如何判断犯罪实施的着手在理论上有整体性解决方案、分别解决方案以及折中的解决方案。针对未遂的着手与共犯之间的关系,本文从正犯的决定对共同协作者的观念依赖;以不作为方式实施的"消极"参与行为;不作为的责任以及未遂的放弃;全面解决方案的矛盾价值以及运用行为支配理论的解决方案等方面给出了规范上的说明和论证。

论诈骗罪中作出事实性说明的欺诈

诈骗罪的理论通说一般认为,实施欺诈的行为人通过虚假意思说明引起了被害人的错误认识。因此,诈骗罪中的欺诈必须是以虚假信息为前提的行为。但如果根据正常的社会交往经验和规则,从行为人的意思说明中间接得出的结论表明,他作出了符合事实的意思说明,在引起被害人错误认识的前提下,该行为同样构成欺诈。由此可见,诈骗罪中的欺诈行为并不必然以虚假信息为前提。对行为人这种作出事实性说明的欺诈,无论认知优势理论还是危险支配理论,都不能合理地理解这种行为。因此,必须从理论上对这种欺诈作出新的论证。

犯罪化的正当性:法益保护?

理论通说借助法益概念将刑法的任务理解为法益保护,因此根据法益就可以对犯罪化的正当性给出说明。但无论从前实证法的价值秩序,还是从实证法的宪法基本价值,法益理论皆不能合理说明犯罪化的正当性,因此法益保护并不具有任何说明犯罪化正当性的基本理论功能。事实上,刑法以现有给定的法律秩序和社会秩序为先决条件,其本身并不创设由它保护的法益。因此,刑法的对象和基准点是由立法者颁布的举止规范,而且通过刑罚威吓强化了规范的有效性,行为人通过承担责任表明受到有责行为威胁的规范有效性得到了维护。

再犯与始犯年龄的关系--基于弗莱堡群组研究对法院判决的分析

犯罪学理论对再犯之所以会得出不同的预测结果，主要是将犯罪视为人们潜在犯罪倾向的异质性所导致的结果，或将其视为一种状态依赖。美国犯罪学家迈克尔·戈特弗雷德森和特拉维斯·赫希提出的犯罪学理论就是犯罪倾向异质学说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