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年宁夏府地震考

乾隆三年底 ,宁夏府发生强烈地震 ,造成 5万余人死亡 ,城垣、衙署、民房百无一存。清政府特派钦差 ,会同地方督抚及宁夏八旗驻防将军等 ,处理抚恤、赈济、重建等事务 ,并分别对赈灾之官员等进行奖罚。通过考证清政府对此次地震之处理情况 ,可以了解清前期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等 ,其方式、方法 ,于今或有可借鉴之处。

清代直省驻防旗地浅探

今天满族分布于全国各地，与清代直省驻防有关。中外史学界研究清代旗地的论著较多，但鲜有研究驻防旗地者，概由于多数学者认为自康熙中叶以后，拘于驻防官兵不许在当地置办产业之禁，致使直省驻防没有旗地而多以俸饷为生所致。其实，驻防旗地与畿辅京旗旗地同样属于国家所有，非私人产业，故其存在与否和此谕令无关。多数直省驻防在设置之初即为之圈占了旗地，因所处地区土地资源不同，设置旗地的情况也有差异。在土地资源较丰富的地区，既为驻防官员分拨了俸米地，也为驻防甲兵和余丁分配了口粮地；在江南人烟辐辏之地的驻防，未给官兵分拔地亩；在土地资源界于两者之间的驻防地，仅为驻防官员分拔了俸米地，而未给甲兵、余丁分拨口粮地。此外，清政府在设立各直省驻防时，均为之圈占地亩，设置了马厂，马厂地应该属于旗地。马厂地亦仅非山地，其多数为可耕地，所以乾隆以后，直省驻防多将马厂地开垦招佃，许多马厂地成为可耕的旗地，这些旗地一直延续到清末。因此，直省驻防均存在数量不等的旗地，并对满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分布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清代满汉合璧字辞书及其作用探析

清朝积极推行国语骑射政策,推广使用满语文,并编纂了大量工具书,为八旗内外的官兵学习满语文提供了必要的帮助。为汉语人群学习满语而编纂的满汉合璧字辞书通行于清代,并被多次刻印,形成诸多版本。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珍藏多部满汉合璧字辞书,基本可以反映清代字辞书的发展状况,了解这些字辞书的内容,对于我们今日学习研究满语文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济隆七世呼图克图入京考

清朝兴黄教以安蒙藏之政策,对统治蒙藏地区是非常成功的策略。兴黄教策略之一,即在蒙藏各地及京城广建黄教寺院。有清一代,陆续在北京兴建的黄教寺院达65座,其中除几座专以满洲人为喇嘛者外,基本都是蒙藏喇嘛,且皆从藏区或蒙古各地延聘高僧管理,各寺均有额定喇嘛,按级给与钱粮。关于自藏地延聘高僧至京城寺院问题,迄今尚未见专论。本文利用雍和宫满文档案,以长城内最大的黄教寺院雍和宫延聘济隆七世呼图克图来京任总堪布之经过为中心,冀以探讨清代黄教政策及延聘来京喇嘛等问题。

论清初畿辅的投充旗地

在清初圈占旗地时 ,内务府及八旗贵族等 ,为了获取更多的土地和补充庄园劳动力 ,曾一度大量收取投充人 ,投充亦成清初之“恶政”之一。八旗王公和内务府等将投充地亩设置纳银庄 ,将带投土地多者为庄头。另外一些没有带来土地的投充者 ,他们可以为主人分得绳地 ,并成为内务府皇庄和八旗王公庄园的劳动力 ,此类投充者解决了清初八旗庄园因“逃人”而致使劳动力匮乏的问题 ,故清初曾一时出现八旗赖投充者为生的局面。

乾隆年间清朝与准噶尔贸易协定初探

据《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记载,乾隆年间清朝与准噶尔部签订贸易协定,规定准噶尔定期前往肃州、北京贸易及准噶尔进京使者不得携货贸易等事宜。这些条文不能满足准噶尔汗国的贸易需求,也不适合准噶尔使臣需携货贸易才能满足自备斧资之习俗,因此并没有得以实施。而清统治者一再放宽贸易限定的举措,实为对准噶尔的怀柔政策,意在保持准噶尔对清王朝的朝贡关系,并逐渐将其纳入朝贡体系之中。

再论“计丁授田”问题

再论“计丁授田”问题赵令志后金政权的统治重心由苏子河流域转至辽沈地区后，八旗官兵也基本从原来的屯驻地迁至辽沈地区，努尔哈齐为解决八旗官兵的生计，保障八旗组织的战斗力，对八旗官兵实行“计丁授田”，以此来安置八旗成员，首开为八旗官兵分配旗地之例。所谓八旗...

乾隆初年清朝接待准噶尔使者之礼仪初探

清代接待外国、藩属国来使的机构,是礼部和理藩院、内务府,此与以往各代皆以礼部执掌有不同之处.清朝接待前来朝贡之藩属,系分为“汉文化圈”和“非汉文化圈”两部分,接待朝鲜、安南、琉球等汉文化圈的朝贡者,具体由礼部负责,委派汉大臣接待,而对“非汉文化圈”的来使,如蒙、藏地区或俄罗斯等国外使者,则由理藩院、内务府负责,选派满蒙大臣接待.此情况直至近代,才在接待国外使者方面有所更张.目前学界研究清代宗藩体制、朝贡体制的学者,多侧重礼部接待使者方面,而忽略了理藩院、内务府接待使者的研究,或囿于理藩院、内务府接待使者的资料,基本为满文档案所致.然有清一代,理藩院和内务府接待使者次数,却远远超过礼部,其作用和影响,亦为礼部之接待“汉文化圈”者所不及,故理藩院、内务府接待“非汉文化圈”之来使问题值得系统研究.

满语副动词fi与pi浅析

满语研究中,迄今对副动词p i与fi,归纳、解释不一,对满文翻译方面有一定影响。本文根据大量例证,对副动词p i和fi的含义,提出了一些见解,并据《清文虚字指南编》“有力神情应用p i,又比fi字意活泼”,认为清朝人对p i和fi的理解,更为深刻。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考察——锡伯族语言文化教育现状管窥

锡伯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跟满语很接近，有书面语和口语之分。清代锡伯族被编入八旗满洲后，就开始接受和使用满语。乾隆时，部分锡伯族由东北迁至新疆伊犁，二百多年偏处一隅的地理条件和清政府对其采取的军府制统治，使满语在锡伯族中得以继承和保存。目前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使用的锡伯文是1947年在满文基础上改进而成的，其语音系统和语法特征与满文基本相同。而当地锡伯族人所说的锡伯语（即口语）与满语对比，差别较大。当地锡伯语的使用、锡伯族的教育以及锡伯文图书出版等情况表明，现在锡伯语的使用已呈衰退趋势。

满族社会封建化问题浅析

满族共同体是由清代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及旗下家奴发展而来的 ,八旗土地制度对满族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有清一代 ,大多数满族人民是依靠农业为生的 ,八旗土地的封建化实质上就是满族社会封建化的标志。

论乾隆初年准噶尔汗国延聘喇嘛之谈判及其影响

乾隆初年，准噶尔与清朝自西藏延聘喇嘛之谈判无果而终，其原因系清朝从掌控黄教以加强对蒙藏地区的统治，防止准噶尔蒙古势力渗透到西藏黄教界方面考虑，故设法拒绝；而准噶尔统治者之延聘喇嘛之请，亦并非为了自西藏延请高僧到本地传教，而意在恢复与西藏黄教界的正常交往，以期扩大准噶尔在黄教界的影响和稳固本地局势，故屡奏不止。谈判过程错综复杂，比谋斗智，最终使乾隆皇帝恼羞成怒，谈判彻底破裂。但通过此谈判，使乾隆皇帝看到了准噶尔仍欲掌控黄教的意图及其对清朝黄教政策的潜在威胁，断定准噶尔虽年年纳贡请安，然而清朝难以将其纳入朝贡体系之中等问题，致使其复生伺机以武力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之意，因而，此谈判成为清朝出兵准噶尔，准噶尔汗国最终灭亡的诱因之一。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评介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是汇抄雍正十二年（1734年）至乾隆十九年（1754年）之间，有关准噶尔部遣使往来的奏折、上谕、寄信、奏书、记注、咨文、札付、呈文等文件而成的专档，反映了清政府与噶尔丹策零、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喇嘛达尔扎及达瓦齐时期的议和谈判、边界划分、准噶尔赴藏熬茶及延聘喇嘛，以及相关的使者贸易、使者迎送等内容，对研究准噶尔蒙古史，以及西北边疆史地、区域民族关系史、区域民族贸易史、区域宗教史以及清代民族政策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清代朝廷孝行旌表探析——以直省民人为中心

清代朝廷孝行旌表是官方表彰孝行卓异者的一种重要方式,其适用群体涵盖汉、满、蒙和苗等多族群,类别包括孝子、孝女、孝妇和顺孙四种,旌表方式亦有本朝之特色。直省民人是清代朝廷孝行旌表适用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廷制定严格的旌表程序,并在各时期多有调整,还对相关参与者加强监管,且逐渐制度化,展现出清代旌表制度发展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在清代历史场域之下,朝廷孝行旌表不仅起到引导社会风气、宣扬官方主流价值观念的作用,也在客观上强化了社会基层民众的国家认同,推动了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试论清代满族社会基层组织之变化

任何社会组织都随着社会发展需要而变化,满族社会的基层组织也不例外。清代满族社会基层组织的变化,主要体现于八旗基层组织的变化之中。八旗制度是满族的社会组织形式,其基层组织形式为牛录,牛录组织具有政治、经济、军事职能。这些基本职能贯穿于牛录制之始终,但牛录在其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其内部组织和牛录官员的职能仍有变化。

试论皇太极时期的旗地政策

试论皇太极时期的旗地政策赵令志努尔哈赤子天命六年（１６２１年）进人辽沈地区后，很快实行“计了授田”，将部分新占领的土地分配给八旗将士，以此来解决八旗官兵的生计，首创为八旗分配旗地之制，从此旗地便成了八旗将士的重要经济保障．其后世之继承者，在执行旗地政...

清入关前对黑龙江中下游各民族政策浅析

清朝在黑龙江中下游实行的“招纳、吸收、融合的民族政策”，实际是对人关前既已形成的统治政策的延续和发展。努尔哈赤建立并完善牛录固山制的过程，也是其合并海西之扈伦四部，降伏并融合野人女真及索伦（清朝对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及部分鄂伦春族之总称）等部族的过程。明中后期对居住于内外兴安岭，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满一通古斯系统的民族，均被看做是未受中原文化影响的野人女真，对其称呼也比较笼统，并不以奴尔干都司所辖卫所的名称呼之，而多用“瓦尔喀”、“窝集”、“呼尔哈”、“萨哈连”等称呼。

《钦定拣放佐领则例》及其价值

清代佐领按其组成方式区分,可分为私属、公中两大类,其中私属又有勋旧、优异世管、世管、互管等诸名目。私属佐领有世袭性质,故承袭此类佐领者基本为原立佐领人之直系子孙。至康熙末年,旗人生齿日繁,具备承袭佐领资格者为承袭佐领,出现争讼现象,雍正朝此类争讼日益增多。乾隆元年谕令八旗奏报佐领根由,绘制佐领家谱,在此基础上,按原立佐领后裔之亲疏,确定承袭得分以拟正陪记名,终成《钦定拣放佐领则例》。

明代“野人女真”称谓刍论

"野人女真"之称谓,在明代经历了从对女真人的蔑称发展到专属称谓的过程。明嘉靖中叶,为整顿女真羁縻卫所朝贡乱象,开始控制海西、建州女真卫所的朝贡人数,分别确准海西女真卫所凭1000道、建州凭500道敕书入边朝贡贸易之策,且将不在此1500道敕书之内,"极东""远甚"的女真人,称作"野人女真",其可"朝贡不常",自此才将女真分为海西、建州、"野人"三部分。迄今国内外学界所认为明代"野人女真",又称"东海女真"的用法并不准确,明朝各种文献中,没有将"野人女真"称为东海女真的记载。以东海瓦尔喀、呼尔哈、窝集三部作为东海女真,最早出现于《满文原档》,此称谓被清朝沿用,但东海三部之范围,与明代"野人女真"的范围不同,不应将两者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