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小品》前言、后记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或称柳泉居士,清济南府淄川县(今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人。其父蒲槃,尝习举子业,以博学多识享誉乡里,后因家计问题弃儒从商。蒲松龄自幼从父习读“四书”“五经”,欲由科举跻身仕途,十九岁即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进学(俗称考取秀才)。原欲顺风顺水以搏一第之荣,不意从此蹭蹬场屋,屡战屡败,始终未能通过山东乡试,直至七十一岁方援例经考试成为岁贡生,有了做学官的资格,然而已垂垂老矣。

中华书局《〈聊斋志异〉选》前言、后记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或称柳泉居士,清济南府淄川县(今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人。其父蒲槃,尝习举子业,以博学多识享誉乡里,后因家计问题弃儒从商。蒲松龄自幼从父习读“四书”“五经”,欲由科举跻身仕途,十九岁即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进学(俗称考取秀才)。原欲顺风顺水以搏一第之荣,不意从此蹭蹬场屋,屡败屡战,始终未能通过山东乡试,直至七十一岁方援例经考试成为岁贡生,有了做学官的资格,然而已垂垂老矣。

市井文化刍议

市井文化是伴随着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萌生发展而产生并成长起来的,其内容丰富庞杂,商人精神贯穿始终。随着社会物质文化的发展,市井文化产生丁自己的载体,如说话伎艺、宋杂剧、南戏、杂技、小说、讲史、傀儡戏等,并逐渐走上了商品化、职业化、通俗化的道路。与此同时,作为其他三种封建文化——乡村文化、士林文化、宫廷文化——的桥梁,市井文化又一直不断地冲击、侵蚀着封建专制统治基础。应当指出的是,市井文化是一种蓬勃发展却又不免夹杂一些消极因素。

《婴宁》的命名及其蕴涵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许多关于男女恋情的美丽篇章,《婴宁》一篇向为国内论者所重视。这不仅取决于小说情节的曲折、语言的精采。

制度文化·用人机制·《选举志》

作为制度文化,科举取士在中国历代选举制度中处于封建社会后期,而作为选官方式,科举取士又是中国古代社会有效地组织其统治机构、进行政权建设最后的也是最佳的一种选择。古代正史二十四史,如果再加上《清史稿》,从《新唐书》算起,有《选举志》者凡七史,适与科举取士人才选拔制度相始终。七史《选举志》于人才问题研究承先启后,重要性不言而喻。

《聊斋志异》对《尚书》《周易》的借鉴及书证勘误

"五经"作为中国儒家的传统经典,与"四书"同为封建时代读书人的人生教科书。《尚书》与《周易》皆名列"五经",两者或被简称为《书》、《易》。凝结蒲松龄大半生心血的《聊斋志异》写作受"四书"、"五经"影响不言而喻,但比较而言,《聊斋志异》与《书》、《易》之关联较之与《诗经》、《礼记》乃至《春秋》(主要体现于《左传》)之关联更显简单。尽管如此,探讨这部文言短篇小说集与《书》、《易》的关系问题,对于研究《聊斋志异》的创作方法仍然不可或缺,对于清人以及今人注释中的有关误读或错解也有一定的廓清作用。

李东阳《怀麓堂诗话》的融通意识

作为明代中叶一部较为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怀麓堂诗话》继诗风雍容典雅、以歌功颂德为能事的"三杨"台阁体之后,上承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宗盛唐的格调论,下启前、后"七子"复古的诗学崇尚,企图在雅、俗两种文化品格的交会中找到平衡点,调和山林与台阁两种不同取向的诗文格调,明显带有某种融通意识,而非其前后出现的、有意识结社的诗人呼吸相应以求改变一代诗歌风习者可比。所谓"茶陵派",在明代当属于不自觉的文学流派,惟其如此,在今天就更有进一步认识其价值的必要。

文廷式及其《云起轩词》刍议

文廷式是中国近代词坛中个性特征鲜明的一位词人,他的词作时而奔突狂纵,时而低徊要渺,铸就了他豪放与婉约并存的词风。胡先骕评《云起轩词》说:“意气飙发,笔力横恣,诚可上拟苏、辛,俯视龙洲。其令词浓丽婉约,则直入《花间》之室。”①指出了其词艺术风格的一般特征。叶恭绰、王瀣、龙榆生诸词学家对文廷式词都作过评点及整理工作,对研究文词很有启发。然而对于这样一位重要的晚清词人。

17世纪:小品精神的末路

晚明小品是中国散文史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文体,王阳明心学的哲学理论、性灵派的文学主张蕴涵了其精神,士林文化、市井文化与老庄、禅悦思想的相互交融,构成了晚明小品的文化品格。17世纪中叶的明清易代暂时中断了中国迈向近代的步伐,从而也令具有近代意识的小品精神衰落,最终走向了末路。

陈廷敬及其文学地位略论

陈廷敬是康熙朝一代重臣,有两千一百馀首古今体诗传世;然而在文学史上,其地位似乎无足轻重。本文从后世对其生年记述模糊不清的状况入手,探讨了其文学地位不彰的原因,分别就其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加以分析,并与其同时代诗人王士禛作了简单的比较,试图揭示文学史中的一个较为普遍的规律。

《聊斋志异》科举文化三题

蒲松龄大半生挣扎于科举场屋,屡败屡战,对于考官衡文"黜佳士而进凡庸"的不公弊端深恶痛绝;然而他并非彻底否定科举取士制度,对于八股制义也绝非持否定态度。在封建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科举是中下层文人跻身仕途的唯一可靠通道,急切渴望龙门一跃的蒲松龄没有理由对于科举取士进行制度性的否定,他所希冀或企盼者,考官衡文公平公正而已。《聊斋志异》关涉科举的篇章言及清代学校、考试文化,对于今天的读者可能已经相当陌生,注释者若疏于考证,甚至以讹传讹,积非成是,必贻误学人。就《聊斋志异》中科举文化问题的科举相关名目、科举注释的偏差与缺失、八股制义等三个方面进行探讨,或许对于读者正确理解小说真义不无裨益。

《聊斋志异》注释中的地名辨析

《聊斋志异》中涉及有关地名众多,虽为说部之书,却大都有据可查,并非子虚鸟有。今人注释《聊斋志异》不当掉以轻心,否则就会令读者莫名其妙甚至有损于对故事情节的深入体味。本文以笔者所见《聊斋志异》两种全注本与诸多选注本为基础,分三种情况加以辨析,或略补当下诸注本之阙遗,或就有关地名注释提出商榷意见,或指出作者蒲松龄对于相关地名的可能误书之处,以就正于读者。

古典文献数字化与《聊斋志异》的诠释

《婴宁》属于《聊斋》名篇之列，小说中有两次调侃王子服为“贼”的描述，第一次在上元日的郊外，王子服因注视婴宁目不转睛，婴宁对其婢女有“个儿郎目灼灼似贼”的笑语。第二次在婴宁家:“生无语，目注婴宁，不遑他瞬。婢向女小语云：‘目灼灼，贼腔未改！ ’女又大笑，顾婢曰：‘视碧桃开未？’婴宁何以在嘲谑王子服“贼腔未改”后继之以“视碧桃开未”之语，看似家常闲话，实则作者艺术匠心尽暗寓于此。据《汉武故事》，西王母种碧桃，三千年一结子，东方朔曾三次偷食，乃被谪降人间。又有神话传说，谓西王母曾将碧桃赐汉武帝。唐韩惺《荔枝三首》其一:“汉武碧桃争比得，枉令方朔号偷儿。"

《聊斋志异》借鉴《太平广记》三题

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创作多方借鉴,词语、句式乃至有关情境常从古代典籍文献如《四书》、《五经》、《左传》、《楚辞》、《战国策》乃至历代正史、笔记小说中汲取营养,转益多师,为我所用,这正是《聊斋志异》有别于历代文言小说的显著艺术特征。《太平广记》是宋人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取材于汉代至宋初的野史小说及释藏、道经等和以小说家为主的杂著,内容丰富,受到"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写作方法的蒲松龄的青睐势所必然。《聊斋志异》有关本事与《太平广记》的渊源关系,前人多有论述,这里不再加探讨;词语借鉴、情境借鉴以及注释校勘与《太平广记》的关系则是讨论的重点。

《聊斋》丛脞录——说《罗祖》与《金和尚》

《罗祖》与《金和尚》两篇,属于《聊斋志异》中有关宗教内容的小说。《罗祖》以明代民间宗教无为教的创始人罗梦鸿为主人公,以"真人假事"的手法宣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禅宗要义。《金和尚》也以史有其人的山东五莲山光明寺僧人海彻为原型,"真人真事"的描绘中也不免有捕风捉影的个别虚构内容,其宗旨在于无情揭露佛教中邪恶势力的气焰熏天乃至作恶多端的无耻行径。

《聊斋》丛脞录——说《河间生》与《桓侯》

《河间生》与《桓侯》两篇,属于《聊斋志异》中志怪与劝善两相结合的小说,内容并不复杂。《河间生》形式上模仿柳宗元的《河间妇传》,内容却反其道而行之,宣扬"一念之差"在改恶迁善中的重要作用。《桓侯》通过三国、南宋历史人物的"穿越"相聚,暗中表明《易·复卦》中"不远复"三字符的重要性。两篇小说皆以儒家传统道德观为依归,道出了作者人生自我完善的价值取向。

《聊斋志异》借鉴《左传》三题

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创作借鉴多方,正是这种转益多师的创作态度令《聊斋志异》获得了文言小说创作高峰的位置。《左传》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根据鲁国国史《春秋》编成,其史学地位毋庸置疑,其文学成就也辉映千秋,特别是其叙事艺术的炉火纯青,更为历代文人所推崇。《聊斋志异》有关叙事技巧与《左传》的渊源关系,前人已有论述,这里不再加以探讨;《聊斋志异》对于《左传》词语的一般性借鉴,对于《左传》字词用法或相关句式的借鉴,《聊斋志异》词语释义校勘与《左传》的关系问题则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聊斋》丛脞录——说《夜叉国》、《狐妾》、《公孙九娘》

《聊斋志异》内容丰富,"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但作者蒲松龄撰写小说并非天马行空,全凭虚构,许多篇章关乎地理、人物、历史事件乃至涉及明清某些法律因素,皆非杜撰。尽量熟谙有关传统文化知识或历史掌故,是今人正确解读《聊斋志异》的前提之一。今天我们为《聊斋志异》作注释,虽仍然难以面面俱到,但对于一些不大明确的问题小心求证直至细致入微,还是非常必要的,否则注家就有可能误解或曲解作者原意,从而又误导广大读者。

《聊斋志异》与前四史

《聊斋志异》写作转益多师,除《四书》、《五经》、《楚辞》、《战国策》等先秦文献外,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一类史书中的词语典故,也是蒲松龄刻意效法或化用的对象。有目的地找出《聊斋志异》文字与前四史词语典故的相关性联系,对于我们探讨这部文言短篇小说集的创作方法大有助益,对于清人以及今人注释中的有关误读或错解也有一定的廓清作用。本文从注家理解《聊斋志异》所涉及的前四史书证正确与否、从蒲松龄如何巧妙灵活运用前四史词语典故等方面立论,同时涉及利用前四史书证对《聊斋志异》文字加以校勘辨析的问题。

《聊斋》丛脞录——说《促织》

《促织》作为《聊斋志异》中的名著,诸多《聊斋》选注本不可或缺,全国各地高中语文课本也为上驷之选。蒲松龄对于养虫、斗蟋蟀并非内行,在写作中明显参考了明代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三《胡家村》中有关捉蟋蟀的记述,指出小说中部分词语借鉴前人之处,对于理解作者深刻用心大有裨益。"以蠹贫"三字何解?今人注释多不准确,影响了读者对于小说真义的探究。本文认为此三字语本《左传·襄公二十二年》,比喻祸国殃民的人或事,这里即指皇宫"岁征"蟋蟀的弊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