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创新——以课外学术实践活动为导向

当前,硕士研究生教育最主要的矛盾是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要求与单一、僵化、刻板的培养方式之间的矛盾。研究生课外学术活动具有开放性、深度性及多样性,不仅可以弥补传统课堂教学的不足,而且能实现创新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课外学术活动的开展必须把握开放性与科学性、多样性与同一性、灵活性与有效性的统一。

高校贫困生心理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

高校贫困生作为高校中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存在诸多心理问题,这些心理问题的成因也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外界环境的客观因素,也有贫困生自身的主观因素。但是,这些心理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借助于经济、社会工作和心理咨询与治疗三个方面的援助,可以有效地缓解甚至消除贫困生存在的心理问题,实现其健康成长。

论电力系统中配电线路的安全运行

在整个电力系统的运行中,配电线路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它是负责将电力传送给各大用户端的主力军,是保证正常供电的前提与基础。故此,保障电力系统配电线路的安全运行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性意义。但配电线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出现许多运行故障,如果稳、准、狠地找到这些运行故障,并一举解决,是当前所有电力工作者一致追求的目标。下文进行详细论述。

社会管理研究的理论困境——试论涂尔干“社会观”对当前社会管理研究的意义

社会管理研究的主要矛盾即试图改造和管理社会的主观需要和社会作为,在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看来是"自成一体"的存在所具有客观性之间的矛盾。由于对"社会"的认识不足,导致社会管理研究出现了"重管理、重政策、轻社会"的现象。涂尔干认为"自成一体"的社会是外在于个人且具有特殊性质的客观实在。本文引用涂尔干的观点,重新认识"社会"在社会管理研究中的重要性。

广东反腐突围

广东省推行的五年治党规划纲要以及反腐廉政试验区试行，不仅是为了与中央保持一致步调，也是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应有之理，更是对百姓所痛恨的腐败行径进行斗争的回应。

广州城市治理改革的反思——以公众参与东濠涌治理为例

随着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深入,公众参与的积极面不断放大。但与此同时,公众参与失效的案例依然存在。广州率先走上城市治理改革之路,但这种多元化、参与式的治理模式也遇到新的阻力。本文的重点是以广州市东濠涌的治理实践为例,找出这种公众参与在城市治理模式中发挥着何种积极作用,并从组织结构及其功能、多网络下的主导权问题、公众参与度以及精英人物和媒体介入的角度探讨了公众参与平台未能完全发挥作用的原因。其现实意义在于,探讨东濠涌公众咨询监督委员会失效的原因可以为广州市后期公众参与城市治理模式的改良提供支持。从理论层面上看,探讨公众参与失效的原因及影响公众参与积极性的因素,提出构建良好的公众参与平台的必要因素,对城市治理理论和公众参与理论的不足之处进行反思。

差序空间:政府塑造的中国城市空间及其属性

城市化进程是城市空间的塑造过程。中国城市建设不是单独的、碎片化的过程,而是在整体性的空间体系中展开。城市空间由政府通过宏观制度政策、城市规划设计、行政区划调整、公共服务而塑造,并形成分等级、有层次、次序和功能区分的“差序空间”。这一空间格局不仅将所有城市囊括其中,还深入到城市内部,构成了一个非水平的、纵横交错的空间结构。“差序空间”下的城市建设表现出“先后主次”,也影响着城市社会和政府治理。

规模红利与公共服务:中国城市治理过程的“双维互构”及其演进

规模红利与公共服务的双维互构,推动了中国城市治理的演进并塑造了其支配机制。由此,中国城市治理呈现出持续变迁的五个阶段,并形成了相对清晰的三大进程,即规模红利先行、规模红利优先同时兼顾公共服务、规模红利与公共服务并重。一方面,规模红利获得与公共服务供给作为城市发展的双重目标,根源于国家治理的经济增长和维持稳定的双重目标,同时又因为其内在冲突性而影响着城市治理及各类城市问题。另一方面,城市治理会对国家治理产生反向影响,即要求国家在治理层面回应城市发展需求,完善风险资源配置和以市民权为核心的权利配置。城市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复杂互构,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改革进程。

正确理解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

正确理解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赵俊源在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１９９５年颁布的《人民银行法》对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作了如下规定：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据此有人认为，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实质上是单一的稳定币值的目标。理...

任务模糊性视角下科层制变革的不同走向——基于前沿文献的评析

随着国家治理目标日益多元复杂,科层组织的任务模糊性与日俱增,成为全球公共部门不可忽视的任务情境。这一外部条件的改变增加了政府管理及政策执行的难度,挑战了科层管理基于确定性的有效性基础,并引发科层组织自我重塑。在新情境下,应对模糊性的不同价值立场决定了科层制变革的不同走向。主张消除模糊性的指标体制通过提供一套内部控制-激励系统而实现了科层制的自我强化。提倡利用模糊性的刻意模糊化管理则将公共部门推向精细化科层制变革。一方面,科层制具有根据不同管理意图向不同方向变革的结构韧性;另一方面,指向过程、具有灵活性、强调定性分析的精细化科层运作可能是未来应对任务模糊性的更优选择。

依地而治:土地制度变迁如何影响中国城市治理

土地是地方政府掌握的重要资源。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国家治理目标的变化,土地制度一直处于变迁之中,包括土地权属、土地使用方式、土地收益分配方式都在变化,并影响和塑造着城市治理。中国城市治理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部土地开发史。在工业化主导时期,土地作为资源,形成调配型治理。在市场化主导阶段,土地作为商品,形成增长型治理。在城市化主导阶段,土地作为资本,形成投资型治理。"依地而治"推动了中国城市的发展过程,也促使城市治理的核心要素--城市治理结构及公共服务方式发生变化,体现为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任务复杂化以及公共服务出现偏差,同时也隐含了更深层次的城市发展风险。

国家城市:转型城市风险的制度性起源

解释城市风险的形成,必须将城市放置在国家治理的制度情境中。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不断改变城市属性,实现了国家治理目标的转型。在工业化时期,城市是有别于乡村的工业生产区域;在市场化改革和城市化时期,城市是集聚和消费的场所;在后市场化时代,城市则成为资本"扩增器"。国家治理目标与城市的紧密结合,形成了国家城市。尽管国家城市为工业增长、市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但也导致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无法匹配城市属性变化,由此产生了城市风险。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城市化进程,在本质上凸显了多元化利益主体与复杂化社会过程在空间中的嬗变、更替与演进。国家城市的概念提出,意味着城市风险是转型国家的结构性矛盾在城市中的呈现,城市本身的属性又加深了这种矛盾。城市治理的复杂性在于,每个人在不同的层面而言都可能是城市的弱者,而不同层面的弱者需求则是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以及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底线。

国家城市:转型城市风险的制度性起源

解释城市风险的形成,必须将城市放置在国家治理的制度情境中。国家治理目标与城市的紧密结合,形成了国家城市。尽管国家城市为工业增长、市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但也导致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无法匹配城市属性变化,由此产生了城市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