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大银行全面迎接入世挑战

中国加入WTO后,面对银行业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光大银行认真分析新的国内、国际环境,深入研究、探索新的发展思路,提出积极应对措施,一方面积极与国际规则接轨,更新观念意识,健全管理体制与经营机制;另一方面从自身现状出发,固体强身,夯实基础,防范风险,按照规范化的股份公司治理结构与建立现代金融企业的目标要求,做好各项经营管理工作,巩固和发展电子化建设、规范化管理两大优势,确保在竞争环境下全面提高竞争能力与持续发展能力。

倡导物质、技术时代的艺术化生存

像其它艺术形态一样，文学的创新以转型时代的文化碰撞、流变为底色．是一个时代精神状况的写照。每个文学巅峰的到来，都有文化的创生与繁荣作为铺垫。正是从东汉初年开始的外来佛教文化与本土儒、道文化的融合与重构．为中华唐、宋文学的高峰做了充分的精神准备：而利玛窦则开启了中、西文明的第二季大规模碰撞、裂变与创生，带来了中华文学从明清到现当代的又一个花团锦簇时代。历史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两种文化的交触是必然也可能完成的，并将会带来文学艺术的创新、繁盛时代。面对“时代转型与文学创新”的议题，坚持这样的文化自信与定力十分重要。

诗人的命运——我读《英儿》

阅读《英儿》近乎一场搏斗,不仅仅是由于文字的艰难,而是书中有着自己内心潜在的许多莫可言喻之物,当我一页页翻开去时,是在一页页打开自己的心。这是一本晦涩的书,我知道我需要再读一遍,在这渐渐已失了内省和耐心的世代。

信用与信仰

在央视与和讯网联合主办的＂2010第一届金融品牌营销峰会＂上,面对主持人的发问,我笑称自己是一个品牌保守主义者。在被广告与媒体淹没的环境下,我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在没有互联网、没有电视甚至没有报纸的时代,金融机构是如何树立自己的信用和品牌的并且提出,金融信用与品牌面临着一个向精神、文化层面回归的问题。信用与品牌,不仅是一个技术层面、操作层面的问题,更应该是一个关系信仰与人心的问题。

百年票号的当代价值——关于票号信用与品牌研究的思考

2005年12月28日，在最早一家票号“日升昌”创立182年后，最后一家票号“大德恒”灭亡72年后，在票号的发祥地山西平遥，“日升隆”、“晋源泰”两家以票号品牌命名、完全由民间出资的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揭牌。这个全新的金融组织带着无限憧憬进入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在当时曾引起轰动，被业界称为是小额贷款的“平遥模式”，甚至被视作票号的复活。

票号与西方银行信用、品牌基因之对比

近代票号代表着传统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环境中产生的本土银行，它的信用与品牌体系以道德为本、人格信用为用、伦理约束为保障，体现出中国传统银行的信用、品牌的特殊基因。与之形成对照的是，

精神的力量

精神，终于成为一个被关注的稀有元素。

票号信用的品牌传播

在票号极盛时期的清末，26家票号在全国93个城镇设有总分支机构，在国内，从白山黑水到云贵高原，从东海之滨到北漠边疆，无处没有山西票号的分支机构。票号的活动舞台还延伸至国外，在国外的分支机构有日本的东京、大阪、横滨、神户，朝鲜的仁川，俄罗斯的彼得堡，印度的加尔各达，新加坡等地，享有“汇通天下”的美誉。

创新 写在紫色风景线上——光大银行集中宣传营销活动侧记

全世界为之瞩目的世界杯足球赛，使得今年的夏天分外火热。

银行转型的品牌驱动

金融需求变化，同业竞争加剧和资本监管能强化，促使商业银行对传统经营模式进行审视和思考。转型，成了各家商业银行共同的课题。所谓转型，就是要实现由传统的外延粗放型增长方式向内涵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走一条较低资本消耗、较高经营效益的发展新路子．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转型是否成功．新的战略能否顺利实施，最终检验的标准是市场是否认可、客户是否接受。因此，在银行战略的变革与转型中，一个重要的工作是要完成从银行意愿端向客户心理端的跨越与转移。而品牌恰恰处于消费者、产品与金融企业自身三者整合、互动所形成的交叉与关联点上，为实现这一跨越与转移提供了可能。

票号的招牌与品牌

红遍大江南北的历史话剧《立秋》，用艺术的手法表现了丰德票号在时局动荡中经历的辉煌与衰败。剧中的一个细节让人难忘：在战乱劫掠中，从天津仓皇撤庄的丰德票号经理与伙计们衣衫褴褛、伤病在身，但他们拼死也要带回山西老号的，却是一块被战火烧毁一半的丰德票号招牌。

票号经营与政府管理的博弈

当下＂银行垄断＂成为争议话题。有人认为,银行获得了过多的政府保护,由此获得了更多的政策红利。但是从历史上看,中国银行业的前身——票号,在长达一百多年的经营中,恰恰走了一条从自由进入到门槛设置、从自由生长到政府监管、从民间信用到庙堂力量的曲折道路。

财富的二重性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指出：“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那么，如何深入认识财富的内在属性，运用制度设计解决财富个人性与社会性的内在矛盾，促进财富增长与增进社会福祉，是我们应思考的理论与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