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激励、利益链接与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中的“积分银行”机制探究

“积分银行”是提升居民社区参与的一个有效路径,它通过利益链接增强居民公共精神,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积分银行”参照“时间银行”的运行模式,以志愿参与理念和兑换奖励的形式鼓励居民参与,打造以社区两委为主导,社区居民为主体、社区社会组织、社区辖区单位为辅助的综合治理平台。“积分银行”依托积分的兑换流通将社区资源和服务与居民参与行为进行链接,并通过组织管理、积分兑换、审议监督等制度设计保障运行,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动力,提升社区自治水平,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其实质是以经济理性刺激社区居民的主动参与,唤醒居民参与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养成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习惯,树立社区参与的意识,从而建立长效稳定的参与机制,以其独特的优势助力破解社区治理困境、培育公共精神、培育社区社会资本,是一项营造社区生活共同体、实现基层群众精神共同富裕的治理创新尝试。

“放管服”改革:政府承诺与技术倒逼——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的考察

2016年底浙江省开始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是地方政府进行自我革命、推进地方治理现代化的积极尝试。经过一年多时间,"最多跑一次"改革"跑"向全国。"最多跑一次"是政府对民众的服务承诺,是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系统性工程的切入口,也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倒逼政府流程再造和提高效能的有力抓手。"最多跑一次"改革正在撬动政府职能归位、规范政府权力运作、倒逼政府流程再造、推动数字型政府建设。"最多跑一次"改革取得初步成效的经验有: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理念、党政主导与顶层设计、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以及地方竞争的创新文化。"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继续深化,需要重视合法性、信息安全、有效性和增量改革等问题;"最多跑一次"的未来,是技术倒逼下的政府数字化转型。

国内“参与式治理”研究综述

参与式治理是与政策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个人、组织和政府、志愿组织一起参与公共决策、分配资源、合作治理的过程。国内相关研究才刚刚起步,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相关研究文献还只简单停留在描述阶段,不仅缺乏对参与式治理的理论探讨和建构,而且缺乏对相关案例的深入考察和分析。

政府主导下的社区建设困境与出路——以杭州市社区建设为案例的考察

社区建设或者社区发展,从理论上讲,根本的问题是要提升社区的自治能力。然而,中国的社区建设,从一开始就是在政府推动和主导下展开的,其直接目的是为了应对转型期基层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社区建设中政府社会控制和社区自治目标的冲突,导致社区建设内部主体和参与动力的不足与滞后。杭州市社区建设突出的问题是政府强势带来的社区建设行政化倾向。这直接导致了社区居民在社区建设中的客体化,从而影响到其参与的动力和热情。

参与式治理与地方政府改革

"参与式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指的是与政策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个人或团体、政府、志愿组织一起参与公共决策和执行过程,从而影响资源分配、实现对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参与式治理"是对"多中心治理"的超越,是在治理过程中注入了民主的元素,是参与民主、协商民主与治理的结合。参与式治理有一个从影响决策到参与决策再到参与治理的演变轨迹。参与式治理要求政府重新定位其职能和角色,转变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使之从单向度的权力运作到双向的互动协作。参与式治理从地方层面入手,转变政府决策过程,优化政府治理行为,培育公民社会,有利于推进地方政府改革。

参与式治理的实践、影响变量与应用限度

参与式治理是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的应用与实践。参与式治理是普通民众对政府公共决策和执行过程的直接参与,有助于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在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中增强合法性与公信力;普通民众参与公共治理影响决策与资源分配,同时获得政治知识和政治能力。参与式治理通过公民参与获得治理优化。参与式治理受到政治经济条件和社会文化的影响,有其应用限度,最合适的舞台在地方,从参与式预算到社区参与式治理,参与式治理成为地方政府创新的重要方面。各地的参与式治理实践获得明显成效。参与式治理推动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信息技术革命可能推动未来的参与式治理的深入发展。

西方国家地方政府改革述评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西方世界兴起了新一轮政府改革运动,对地方政府的职能、机构、内部流程、外部关系以及管理方式等,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本文以20世纪70年代末(1979年)以来三十年为研究时间段,以主要西方国家为研究对象,全面考察新一轮地方政府改革运动的来龙去脉,具体分析其起源、指导理论、发展走向等,从中找出一些普遍性的特征,以对中国当前的地方政府改革与创新提供借鉴。

基于有效治理的地方民主发展之道——杭州“民主促民生”战略的政治学思考

杭州市的"民主促民生"战略,是以民主的方式解决民生问题,在地方治理中以民生问题解决为导向,建立政府主导、公民参与、多元协作的治理结构,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地方治理的转型与优化。在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背景下,杭州的实践开创了一条政治发展的"中国路径":增量民主与有效发展,通过社会建设为政治建设"造因",从社会民主与生活民主的途径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杭州实践为我国其它地区的地方治理和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经济嵌入与乡村治理——来自浙江农村的思考

在乡村社会变迁之中,经济因素与利益导向,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经济力量深刻地"嵌入(嵌含)"到当下的乡村社会中,影响乃至主导着乡村治理的主体、结构、内容以及方式。波兰尼的"嵌入"思想,对于理解乡村治理中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浙江地区的经济因素和经济逻辑对农村社会的"嵌入"进而成为主导力量,也比其他地区表现更为充分和突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利益成为农民行为的心理基础,经济发展优先;经济能人治村。经济利益的高调宣示、经济发展的优先考量以及经济力量对农村社会以及农民生活方式的统治,这些都构成了对农村社会均衡有序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在威胁。为此,需要通过制度约束引导利益偏好、赋权授能提升村民自治能力、协调精英主导和群众参与的关系来实现乡村治理与善治。

梁启超公民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梁启超作为清末民初的舆论和思想领军人物,对中西文化的心理差异有着深刻的认识,看到了西方近代公民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对立,意识到中国国民的心理状态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巨大障碍。他将公民意识的培养看作是近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基础性工程,提出了"新民"概念,呼吁培育适合现代宪政制度的公民文化。我们重新检视梁启超的公民理论,对于当下中国方兴未艾的政治文明建设,对于未来的中国政治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与式治理:通过“参与”实现地方“治理”

治理最适合、最见效的舞台在地方或基层。参与是治理的应有之义。参与式治理是地区层面包容战略的需要,也有学者称之为"赋权参与式治理"。通过赋权给公民,使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各个层次的决策层听到,目的是有效、平等和政策回应性。参与式治理通过扩展公共政治参与的程度和规模来深化民主。参与式治理的出现,伴随于政府治理模式转变和治理概念的重新发现。参与式治理重塑地方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构建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治理网络。同时,参与式治理也有其自身理论限度和实践困境。

治理:社会管理的理念与制度创新

治理是指对传统官僚统治和精英政治的超越,强调多方力量合作共治。治理是社会管理的理念创新:以一套涵盖政府与非政府力量的规则体系和制度安排,重建管理过程和网络,实现社会团结。治理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结构网络化、治理方式合作化、权力运作协商化。

经由“参与”获致“治理”——参与式治理与杭州“民主促民生”机制研究报告

杭州"民主促民生"机制要求公民参与公共决策,要求公共事务的民主治理以及民主评估和民主监督,是参与式治理的参与决策、参与执行和合作治理的体现。杭州"民主促民生"机制的内在动因是地方政府民主理念和执政思路的转变,形式表现为公共决策参与和协作治理,具体运作程序是政府、媒体、普通市民的"三位一体"和"四问四权"。"民主促民生"机制的开展,实现了地方治理优化和生活品质提升。"民主促民生"机制还存在内在张力,需要采取措施激发制度活力。

自由的权利视角——论自由主义的权利观

对自由主义而言,权利和自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权利"是个人有"权"享受到的、"正当"的资格、利益、能力或主张,这种资格、利益、能力或主张得到政府的认可和保护。"权利"是"自由"的复数,"自由"体现为"权利"。人们正是通过权利而逐步踏上自由之路的。所以说,通过权利实现自由,自由才能最终获得。自由主义者认为,通过权利来实现自由,首先要靠法治;其次,依靠权利自身;第三,依靠公民的政治参与。

国家与社会协同视角下的基层协商议事制度探究

基层社会的协同治理是中国式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微观呈现。在现有基层自治体系下,协商议事制度的嵌入,意味着一种新的国家与社会协同模式出现。协商议事制度内在的民主协商、集体议事、多元协作特点,有力地矫正了基层自治中民主选举的偏向,有助于基层社会公共问题的有效解决,维护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促进基层社会的公平,强化社区共同意识、凝聚力和联结纽带,增进社会团结。协商议事制度以统合式的、国家与社会协同的进路,推进基层治理,完善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绩效。作为新型的基层治理形态,协商议事制度未来会有很大的舞台。

政府职能转变:有限政府与有效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核心是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的强化。而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增强,前提则是政府职能定位的科学、清晰与精确。这就需要首先转变政府职能,界定政府的"能"与"不能",厘清政府权力清单,划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在此边界内进行政府效能建设,建立高效政府。有效政府与有限政府的建设,将推动政府绩效性和合法性的提升,通过善政导向善治,从而实现有效治理。

政府主导、利益参与和社区发展——以杭州市社区建设为案例的研究

政府强势介入和公民参与的"缺位"仍然是社区建设持续推进的两大障碍。处理好行政主导和社区自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以赋权推动社区居民的利益参与,社区建设运动才能更好地实现社区发展的目标。通过对杭州市社区建设的考察发现,社区建设行政化倾向的深层次原因是基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利益协调问题,缺乏赋权、利益关联和组织化是公民参与不足的深层动因。要获致社区"善治",需要改进社区治理结构,协调利益和资源分配,具体策略包括政府主导而非包办,利益参与激发社区建设动力,推动社区组织化。

大国治理与政治平衡——重读《联邦党人文集》

《联邦党人文集》所体现出来的美国制宪者的思想,是一种治理大国的、平衡的政治艺术。他们寻求的是"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平衡,"民主"与"民治"的平衡,政府权威与人民自由的平衡,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平衡以及权力之间的相互平衡。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既有秩序,又有自由;既有政府的权威,又有人民的权利,从而实现了一种最佳的政治平衡。

山东省普通高校篮球教学现状及对策研究

以山东省普通高校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访谈和逻辑分析法,对山东省普通高校的篮球课教学进行调查和分析,对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深入研究,提出篮球课教学的对策与建议,以期能对山东省普通高校的篮球教学实践提供参考.

传统武德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路径探析

文章通过文献资料法等,对传统武德与思政教育的内涵及其联系进行分析,探索其融入高校思政教育路径。主要结论:以"仁""义""忠""信"为主要内容的精神内涵,可以作为思政教育内容的重要来源;以"言传身教""崇武尚德"为准则的行为理念,可以成为践行思政教育"立德树人"有效方法,而传统武德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则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建议:将传统武德引入思政课程教材的编写内容,培养具有思政与武德双重素养的师资力量;全方位营造"立德树人"的校园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