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作为一种诗歌方法——以苏仁聪诗歌的新疆书写为中心

近年来,文学地域性书写的相关探讨、研究持续升温,形成一种文学现象。与此同时,文学地域性书写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引人深思。其中,新疆书写的问题就是一个值得被探讨和反思的问题。长期以来,新疆书写一直被置于类型学与地理学的视域之内加以探讨,不断突出和强化其地域特色与文化的异质性,而忽视新疆作为一种诗歌方法的意义。90后诗人苏仁聪的新疆书写在青年一代中独具特色,因此,以苏仁聪为中心,探讨新疆书写作为一种诗歌方法、诗学观念的意义,不仅必要,而且重要。

抗战悼亡诗歌中的英雄群像

抗战悼亡诗歌中塑造了大量的英雄形象,其中存在不同的谱系和类型,既有直接在战争中殉国的抗战将士,也有在大后方牺牲的无名烈士,除此之外,还有一大批著名的国际英雄形象出现在抗战悼亡诗歌中。而受难和死亡是抗战悼亡诗歌中的英雄形象最为重要的特征。

在传统的延长线上——阿舍《阿娜河畔》的叙事策略

维吾尔族著名作家阿舍于2023年推出了长篇新作《阿娜河畔》,这部作品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以其独有的叙事手法和细腻的情感表达,彰显了阿舍小说自身的鲜明风格。小说讲述了在新疆茂盛农场的建设中,以明中启一家为代表的建设者们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历程。通过细腻的笔触,阿舍不仅描绘了边疆建设的壮丽画卷,更深入呈现了自觉参与边疆建设的人们在艰苦环境下坚守信念、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在叙事上,《阿娜河畔》展现出一种在传统的延长线上进行叙事创新的努力。具体而言,《阿娜河畔》主要采用传统的线性叙事,聚焦于两代人的故事,但在代际更替的叙述模式中,它淡化了传统叙事的“进步性”,代之以人物自身的性格和命运的各自凸显,从而构成一种“平等”的代际更替叙事。此外,《阿娜河畔》还通过弱化矛盾冲突、精心塑造人物形象以及选择特定地域背景等方式,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作品中的人物命运与情感都与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同时,通过对新疆这一特定地域的描绘,更凸显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小说不仅是对边疆生活的深刻呈现,也是对传统审美中“致中和”理念的完美诠释。

无边的精神痛苦与“个性化”进程中“后现代”的空虚——90后诗歌中的苦闷书写及其价值

中国诗歌中的苦闷是一种“古典文人式”的政治苦闷,在现代诗人那里,他们的苦闷则转化为“政治—生命”苦闷。更为年轻的90后诗歌则站在这两大苦闷书写传统上,开掘小人物精神深处无边的痛苦,揭示“个性化”进程中“后现代”的精神空虚。在苦闷的表达方式上,他们普遍采用的是一种独语或倾诉的方式,表现出一种迫切的表达欲与被理解的需要,并使用一种综合议论、叙事、抒情的方式使之呈现出来。

负向性的海洋——郭沫若五四新诗中海洋书写的另一向度

郭沫若是五四时期最为重要的诗人之一,其五四新诗中的海洋书写问题虽有相关研究,但目前的研究成果较少,且主要是从“自由”“启蒙”“创造”“新生”等视角介入,对其新诗中海洋书写鲜明的负向性特征的认识不够充分。事实上,郭沫若五四新诗中的海洋书写是异常丰富的,“海洋”在郭沫若的新诗中既呈现为一种积极、正向的力量,同时也呈现为一种孤寂、死亡的负向性力量。这种负向的海洋为郭沫若的新诗提供了一种异质性,对其新诗张力的生成、陌生化效果的强化与节奏风格的打破具有重要意义。

守望大地 回归传统 ——郭文斌散文的文化选择与思想内涵

郭文斌的抒情散文中充满了大地的气息,散发着泥土的芬芳,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和鲜明的乡土特征。而以《寻找安详》为代表的散文显示了郭文斌的另一种追求:回归传统、追寻安详,它浓缩了郭文斌对传统文化的体悟,体现了郭文斌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复归。

古典、日常与异域想象——杨振声小说中的海洋书写

杨振声小说中的海洋书写在敏锐地捕捉到海洋给个人、民族与国家带来现代性曙光的同时,也质疑和反思了这种外来的海洋性的幻想性。因而其小说中的海洋更多地和日常生活关联,容纳了一代人的生存、情感和理想。杨振声在其海洋书写中还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典意味和浪漫情调。

“感通”的悲悯与达观——论陈卓仙的悼亡诗

陈卓仙与丈夫唐迪风在思想、情感和生活上构建了一种基于“感通”的共同文化场域,实现了情感的自然流露和人与万物的“交感”。陈卓仙在她的悼亡诗中或表悲痛,或颂亡夫,或念旧情,或责自己,均深情款款,但她又绝不囿于伤感低沉、悲天悯人、自怨自艾的情绪表达,而往往将视野和格局上升到宇宙万物的高度,将人生的悲喜融于儒家的文化视野内加以考察,从更为广阔的世界中体察亡夫之悲,因而其悼亡之作情虽悲慨,却不低迷,往往能从宇宙、自然、历史、文化中寻找到现实生活与过去、未来的连接点,从而实现现实和精神的超越。

时代的“异质”与“同质”——论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悼挽诗

抗战时期的郭沫若创作了数量可观的新诗和旧体诗,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其用来悼念亡故亲友的悼挽诗,这些诗歌虽然在数量上所占的比重很小,但其丰富的思想内涵与多元的艺术价值却是郭沫若同时期其它诗歌所难以比拟的。郭沫若的悼挽诗是其抗战时期的诗歌中写得较为出色的一类,它将时代所赋予的思想性与诗歌本身所具有的审美性较为圆融地融合在了一起,既能于幽微的日常生活中开出震颤着时代脉搏的死亡之花,又能在激情张扬的战斗天地中发现普通人的生死悲欢,在辩证的矛盾与流动的张力中生成了一种复杂、异质的诗歌品格。因而其悼挽诗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同时摆脱了抗战诗歌激情有余而内蕴不足的弊病和悼挽诗体格局狭小、流于俗套的沉疴,真正地兼顾了抗战的现实需求和诗歌本身的艺术需要,在战争的熊熊烈火与悼亡的细语低吟中祛瘀生新,开拓出新的诗境。

主体意识、主体价值与客体的“主体化”——论李宣龚抗战时期的悼亡诗

李宣龚抗战时期的悼亡诗通过肯定人的存在及其改造现实的能力,确立了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发扬人的主体精神,对抗战时期的病态现象做出了基于独立思考的判断和批判。这种价值判断是传统文人式的,因而在遭遇现代性的冲击之下,难免产生关于自身的困惑,而这种困惑所表征的恰好是抗战时期有关文化主体性的自我争辩,李宣龚企图在这一混乱的现实图景中再次确立传统的文化主体性,然而却在不可逆转的形势中破产了。

史诗的“游戏性”改造及其时间意识——评刘亮程长篇小说《本巴》

在《本巴》一书中,刘亮程调动了他文学创作的两大经验。第一是与地域性相关的新疆经验,它至少包含了两个维度的内涵:一个是具有异域性的时空维度,即新疆作为与中原相对照而具有的历史异域性与其作为中国西北边陲的地理特征而具有的空间异域性;另一个是新疆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而具有的文化差异性、稀缺性和神秘性。第二是刘亮程长期、有效且显著的散文创作所积累的写作经验,这为他后来转向小说创作提供了扎实的基础,也极大地影响了他小说创作的整体风貌。《本巴》这一“互文性”极强的叙事文本,既为我们展示了刘亮程挖掘、唤醒经验的本领,也为我们探讨他在整合诸多复杂经验时所使用的小说技艺提供了一个样本。

新时期宁夏西海固移民民俗仪式与文化心态研究

新时期以来,宁夏西海固地区在响应中央生态移民、脱贫致富的号召下,在地方各级政府的有序组织下,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移民。本研究以宁夏红寺堡移民开发区的西海固移民为样本,以点带面,通过实地调研和走访,搜集移民群体的民俗仪式,在对其分类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民俗仪式中蕴含的文化心态,挖掘其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并探寻移民前后文化心态的变化。

一个鸡蛋

窗外的小雨淅淅沥沥下着,乌云裹挟着风敲打窗户,发出一阵阵急促的声音。他翻了翻身,用被子掩住脑袋,竭力躲避这不愉快的声音。头很晕,几乎是昏沉了,大概是昨晚饮了过量的酒,吃了许多安眠药的缘故,身子没有一点气力,胃倒是一阵一阵灼热地燃烧着,刺痛身体的每一个部位,这也倒提醒着他,他还活着!

一个鸡蛋

窗外的小雨淅淅沥沥下着,乌云裹挟着风敲打窗户,发出一阵阵急促的声音。他翻了翻身,将被子捂住脑袋,竭力躲避这不愉快的声音。头很晕,几乎是昏沉了,大概是昨晚饮了过量的酒,吃了许多白色安眠药的缘故,身子没有一点气力,胃倒是一阵一阵灼热地燃烧着,刺痛身体的每一个部位,这也倒提醒着他,他还活着!

《北梦琐言》和《洛阳搢绅旧闻记》中的骗局情节研究

骗局故事在明清时期发展成熟,不少文人从不同维度对各类骗局进行了生动描绘,而在其成熟之前必然有一段"含苞待放"的时期。本文以宋代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和张齐贤的《洛阳搢绅旧闻记》为例,从骗局模式、叙事形态、文本意义三个方面对这两部小说中的骗局情节进行研究,以发掘骗局故事在孕育、发展时期的叙事形态和文学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