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傲慢与偏见》

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和曹雪芹的《红楼梦》,虽然没有直接的影响关系,却依然存在着可比性。文学的可比性是建立在作品的共相性基础上的。这两部作品的共相性,从根本说来,在于它们都是世情小说一类。关于世情小说,鲁迅先生有过很精辟的概括:“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亦或谓之‘世情书’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可以说,《红楼梦》和《傲慢与偏见》,是一样儿女悲欢事,中英两本世情书。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汉语语感说略

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有自己特殊的语感。它是语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是语言表现力与感染力的结合,是语言民族特征的集中体现,是语言受民族文化影响的历史积淀。显然,学习一种语言,必须掌握其特有的语感。外国人学习汉语,也不例外。因此,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必须研究汉语语感,必须重视汉语语感训练。本文拟从声调、意象和流水性三方面探讨汉语语感,希望于对外汉语教学有所裨益。

汉字——在中日不同的文化框架上

语言是镶嵌在生活方式的框架上的.——路·维特根斯坦“汉字是中日两国共同的文字”,“中日两个民族同属汉字文化圈”.人们经常这样说和这样写.但是,此说既不准确.也不科学.实际上,汉字之于日本语言,只是一种借用文字符号而已(这种借用现象在世界各国是很普遍的,地球上使用自己首创文字的民族廖廖无几),既无中国汉字原有的文化内涵,又负载着日本文化的内容。

汉语“言有序”和日本人的“发想”

“辨说也者,心之象道也.”——苟子:《正名》“语法本性——最终是思维的本性.”——乔姆斯基:《语言与心理》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往来渊远流长.饶有兴味而又意义重大的是,本世纪70年代始,日中两国同时出现了“汉语热”和“日语热”,而且经久不衰,至今仍不断增温.据1992年3月12日《天津日报》转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报道,“学习中国话的日本人日益增多,去年日本企业界人士在学习外语方面选择中文的人数从前年的第四位上升到了第二位”.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而迫切的任务——加强对日汉语教学的研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日本人学汉语的“难”题.本文拟在思维与语言的关系这个框架下,从一个侧面探讨中日两个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发想”和不周的“言有序”语言特征,试分析日本人学汉语“难”在哪里.管窥蠡测,求教方家.

《高级汉语》教法探讨二题

近年来,我在《高级汉语》的教学中,有意识地运用结构、比较等方法,取得了一些效果。现将自己的肤浅体会整理成这篇小文,希望得到同行们的指教。结构结构主义作为本世纪人文科学思潮之一,发端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创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进而影响到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文艺学等研究领域,成为一种横跨各学科的方法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恰当地运用结构主义的基本研究方法,是能够取得较好效果的。

“人化的自然”及其他——学习《巴黎手稿》札记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因写于巴黎,世人亦称之为《巴黎手稿》。虽然该书不是美学专著,却一直为美学研究者所重视。这是由于马克思将人类的审美意识同他们的社会生产活动联系起来。

文学的“正路”与《济金根》——读恩格斯《致斐·拉萨尔》札记

一八五九年五月一八日,革命导师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中写道:“您的《济金根》完全是在正路上;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