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财政与经济增长:1978～2010年——基于非线性STR模型的实证分析

民生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是理论界一直探讨的课题。本文采用非线性平滑转换回归模(STR),对我国1978～2010年民生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STR模型所产生的拟合数据与原始数据的动态特征基本相同,民生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非线性关系,且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区间转制动态特征。若民生财政支出负增长率高于14.85%,则经济增长率下降;若民生财政支出增长率大于18.87%,则促进经济增长。

房地产价格、财富效应与城镇居民消费——基于STR模型的实证分析

房地产在我国城镇家庭资产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并且因其兼具消费品和投资品的双重属性,对城镇居民具有显著的财富效应。目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内需将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深入探讨房地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变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我国房地产价格、城镇居民消费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季度数据,利用平滑转化模型(STR)检验了我国房地产价格变化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的非线性特征。结果显示,房地产的财富效应并非是固定数值,呈现出明显的倒U形变化趋势。

雄安新区建设思路与策略——基于深圳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开放建设经验的视角

雄安新区作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是党中央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全国意义的新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目前,雄安新区开发程度较低,如何对新区建设给予必要的财政、投资、金融等政策,是需要加以系统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而国内外新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能够对雄安新区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因此,从财政、税收、金融政策等方面总结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的发展经验,以对雄安新区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建议。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梳理及经验启示

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落实《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2017年起,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陆续落地六省(区)九地,其发展成效斐然。本文将现有试验区按照发展侧重分为支持传统产业转型、支持资源开发、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支持西北欠发达地区及生态脆弱地区四类。通过梳理各试验区不同特色的金融、财政和人才政策,对河北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并选择合适地区争创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区域金融发展理论热点综述

区域金融发展理论是金融发展理论在区域层面上的进一步深化。本文对当前区域金融发展理论热点国外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从货币政策、区域金融市场、区域金融组织以及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四个方面,研究了其对区域金融发展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希望可以为国内相关理论研究提供可借鉴的思路和框架。

中资地产美元债违约风险及对策分析

近年来,国内房企广泛发行中资美元债,境外发债逐渐成为房企融资的重要方式之一,融资量逐年上升。但随着新冠疫情全球扩散,美元债市场加剧动荡,加之国内出台房地产融资“三条红线”政策,境内房企境外发债困难加大、规模收缩,“借新还旧”滚动机制备受考验,多家头部房企陆续爆发债务危机,对我国金融稳定造成威胁。在此背景下,深入分析新形势下中资地产美元债违约风险的影响因素,并提出有效防范化解对策显得尤为重要。

绿色金融法律体系的成效、问题及立法建议

绿色金融作为支撑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金融制度和技术体系,其发展离不开法律体系的有力保障。我国尚未出台全国统一的专门绿色金融法律,现行绿色金融法律和政策成效初显,但也存在立法层级低、缺乏系统性与整体性、缺乏责任追究和惩罚机制等问题,建议确立绿色金融法基本原则,制定绿色金融专项法,打造相应的监管体系。

河北省怎样破解“低收入低消费”循环难题?

多年来,河北省一直处于"低收入、低消费"循环怪圈,单纯从收入、消费切入都无法解决问题,没有效益增加收入会丧失竞争力,没有收入增加消费是无源之水,单靠本省消费也很难拉动某一产业、增加收入。经测算发现,河北省营销能力弱、贸易竞争力低,企业重生产、不重销售,造成产品市场占有率低,好产品卖不上好价钱,进而导致收入低、消费低,两者恶性循环。破解办法是从营销切入,以销售带动生产、优化供给、提高收入,以销售拉动本省消费、开拓省外市场,同时弥补收入短板弱项,从根本上解决"低收入低消费"循环难题。

京津冀绿色金融发展的逻辑与框架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一项重大国家战略,通过实现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以及产业升级转移三大领域的重点突破,带动核心功能的顺利完成。绿色金融将可持续的环境发展与金融市场有机结合,在提升金融机构盈利能力的同时,提升环境友好型的投资、抑制污染型的投资。随着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日趋重要,绿色金融必将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

北京协和医院糖尿病强化治疗门诊综合管理现状分析

目的评估北京协和医院糖尿病强化治疗门诊患者血糖、血压、血脂及3项综合指标经规律随访12个月后达标情况并分析影响因素,探索糖尿病强化治疗门诊综合管理模式。方法该研究为前瞻性、观察性队列研究,选取2012年至2023年在北京协和医院糖尿病强化治疗门诊长期规律随诊的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连续随诊12个月以上,收集患者在第1次就诊和随访第3、6、9和12个月的临床资料,评估以糖化血红蛋白<7%、血压<130/80 mmHg(1 mmHg=0.133 kPa)、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2.6 mmol/L作为控制目标时,患者血糖、血压、血脂及3项综合指标的达标率,并分析性别、年龄、糖尿病类型、病程、体重指数、合并症、并发症、治疗方案等因素对糖尿病综合管理结局的影响。结果共纳入232例患者,2型糖尿病210例(90.5%),1型糖尿病13例(5.6%),成人隐匿性自身免疫性糖尿病5例(2.2%),全胰腺切除术后继发糖尿病3例(1.3%)及线粒体糖尿病1例(0.4%)。经过3个月的强化管理,血糖(67.7%比34.1%,Kappa=0.336,P<0.001)、血压(53.4%比37.5%,Kappa=0.159,P=0.001)、血脂(59.1%比39.2%,Kappa=0.198,P<0.001)、3项综合指标(20.7%比3.0%,Kappa=0.177,P<0.001)的达标率均显著升高,继续治疗6、9、12个月后,血糖、血压、血脂及综合指标达标率均稳定而持续增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基线高血糖(P=0.002)、病程≥5年(P<0.001)、吸烟(P=0.009)、饮酒(P=0.038)、有糖尿病并发症(P=0.001)、应用口服降糖药物联合胰岛素的降糖方案(P<0.001)、应用抗血小板药物(P=0.037)是糖化血红蛋白控制不达标的危险因素。基线高血压(P<0.001)、饮酒(P=0.030)、合并血脂异常(P=0.028)是血压控制不达标的危险因素。基线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不达标(P=0.020)、未应用他汀类药物(P<0.001)是血脂控制不达标的危险因素。结论在北京协和医院糖尿病强化治疗门诊长期随诊患者中,血糖、血脂、血压达标率及综合达标率较高,但仍需尽可能提高患者的依从性,重视体重管理,坚持糖尿病的综合治疗。

完善保障性住房制度 着力扩大内需

扩大居民消费,提高居民消费率,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住房保障政策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再分配方式为中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提供基本居住需求,必定对居民消费支出产生影响。从这一角度出发,分析城镇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有助于推动内需增长。

金融服务钢铁行业低碳技术创新

全球重工业中,钢铁行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每年直接排放量26亿吨,占全球能源系统排放总量的7%。根据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钢铁技术路线图》要求,为实现《巴黎协定》气候目标,2050年钢铁行业至少要降低5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吨钢二氧化碳直接排放量平均值由现在的1.4吨降至0.6吨。我国粗钢产量占全球粗钢产量的一半以上,碳排放规模占全球钢铁行业碳排放的60%和国内碳排放的15%。因此,呕待以颠覆性、革命性的钢铁低碳技术推动钢铁行业绿色升级。金融作为实体经济转型发展的有效手段,必然要在钢铁低碳技术发展中提供有力支撑。

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双重结构下货币政策工具比较研究

金融市场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使得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和传导具有更加复杂和非可控的微观因素。本文尝试将非正规金融纳入研究框架,建立四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比较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研究显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大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且持续时间较短,导致的通货膨胀上升幅度小。在对非正规金融的影响上,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更显著。

金融创新驱动雄安新区发展的几点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研究金融业对外开放,一些创新的做法可以放在雄安新区落地。因此,突破现有金融政策框架,完善金融创新体系,更好地支持雄安新区实体经济的发展和智慧城市建设,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

本轮去产能成效、问题及历史经验梳理

本文在分析本轮去产能成效和问题的基础上,梳理了历史上特别是上一轮大规模去产能(1998—2000年)政策和经验,并对上轮与本轮去产能环境特征做了全面对比。基本结论是,尽管我国去产能政策体系逐渐改善,去产能效果一次比一次显著;但行政手段在其中仍发挥了关键作用,市场化长效机制仍是短板,这也是历次去产能效果不能持久、结构优化不足的根本原因。与20世纪90年代末相比,当今去产能的内外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市场化程度明显提升,有条件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两方面着力,加快构建防治产能过剩风险的市场化长效机制。

管理气候变化的金融风险

本报告为花旗银行2019年10月上旬发布,主要作者是花旗特别经济顾问Willem Buiter和花旗全球视野与解决团队(Citi GPS)的Benjamin Nabarro。气候变化带来两类金融风险:一是搁浅资产②(Stranded Asset)风险,即资产需求的实质性变化使实物资产价值急剧下降,可视为应对风险成功所付出的成本;二是物理风险(Physical Risk),即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实物资产损失而造成的资产价值破坏风险,可视为应对风险失败所付出的代价。气候风险不是单独风险,而是现有风险的放大器。气候风险可能抑制总需求和潜在产出,导致滞胀性冲击。鉴于气候风险的普遍性,确保市场对金融体系和关键金融机构稳健性的信心至关重要。全球金融机构开始积极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贷款决策,激励客户寻求有效的脱碳策略。一些重要的金融监管机构意识到潜在风险并采取行动,如将气候风险评估和量化纳入日常操作,以降低气候风险对中央银行金融稳定职责的影响,帮助实现货币政策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的双重目标。

富国银行微型金融经营模式

富国银行自1852年成立以来，在美国利率市场化、允许跨州经营和综合化经营等变革中，抓住机遇，实施一系列并购，由最初一家兼营快递和银行业务的社区银行，发展为覆盖全美的综合性金融机构，2013年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商业银行。作为一家不折不扣的大银行，能不能把主要精力用于发展小客户，并实现商业上的成功和财务上的可持续，是金融学界、业界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关注的问题。对富国银行30年年报和相关公开资料的深入研究，可以对上述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富国银行是全美最大的小微企业贷款银行，其面向社区的微型金融在贷款余额中占比近7成，在收入中占比超过6成。

非银行金融的机遇与风险

非银行金融可能会加剧金融体系顺周期行为,增加金融机构与市场的关联程度。金融监管部门应该考虑将其纳入宏观审慎监管,并相应调整政策框架。

当前宏观经济学的盲点

当我们对某一观点产生惯性思维后，就很难发现其中的不妥之处。例如，在理解宏观经济产出时，不管基于何种意图和目的，我们都假设经济是单一企业生产单一产品。虽然宏观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努力丰富经济总量中不同层次商品和服务的多样性，但大部分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仍局限在这一假设下。

美国经济与货币政策

为应对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美联储共实施了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零下限的联邦基金利率为实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制定的就业和通货膨胀目标作出了贡献。2015年，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及FOMC双重目标的实现，联邦基金利率可能会提高，美联储会适度收紧货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