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保”有利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吗?——一个经济学解释

采用两时期的世代交叠模型,研究"新农保"对于农村居民自愿生育的子女数量的影响。研究表明,"新农保"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养儿防老",减少农民自愿生育的子女数量。"新农保"的基础养老金发放标准以及个人账户最低缴费标准越高,则"新农保"越能减少农民自愿生育的子女数量。因此,"新农保"的实施有利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

基于机器视觉的轴类零件定位与测量系统

针对目前物体定位与尺寸测量在工业中的突出作用以及市场对这方面的技术封锁的问题,基于MATLAB设计了一套自动定位和测量的轴类零件系统。首先,进行机器视觉平台的搭建以及硬件选型,并通过MATLAB软件对CCD相机进行标定,得到相机的内外参数,然后对算法进行了详细地介绍,最后完成MATLAB GUI界面的设计。最后,实验结果表明,依据提出的方法,姿态角误差小于0.1°,平均质心定位误差为0.1mm,平均尺寸误差为0.2mm,验证了自主开发算法的有效性且可以满足工业应用要求。

香港立法会议员投票规律量化研究

本文整理了第六届香港立法会投票记录,用计量模型研究议员投票规律。研究印证了议员投票具有强烈的派系性。建制派与泛民派投票的派系性程度很接近。建制派的派系性突出表现为齐心支持政府动议,相对而言对于同派系议员的动议支持程度较低。两个阵营都在政治性议题上派系性较强,在经济议题和涉及阶层利益分配的议题上派系性较弱。有相关专业背景的议员在面对自己专长的议题时派系性并未减弱,反映了“专业人士议政”并不能超越政治派系的对立。工作背景也影响派系性,具有律师经历的议员派系性更强,曾担任官方或半官方机构官员的议员则相反。在建制派中,具有政党背景的议员派系性更强,泛民派情况相反。

旋转柱状简单3D显示器设计

本文介绍了全息投影技术和目前主流的三种裸眼3D显示技术:柱状透镜显示技术,指向光源显示技术,全息投影技术和光屏障式技术,并设计了一种理想旋转式LED立体显示器。

经济发展差距的文化假说:从基因到语言

文化差异作为影响经济发展差距的深层因素,是推行区域均衡发展政策的客观约束。跨国研究认为基因的代际遗传与文化的垂直传递是并行的,进而以基因距离刻画文化差异。但本文综合遗传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的证据显示,在儒家文明圈中,基因与文化的对应关系由于文化横向传播而被打乱,而方言作为区域文化的载体能兼顾垂直传递和横向传播。为此,本文根据汉语方言的特点以及语言学波浪理论构建语言距离指标测度文化差异,实证研究表明,与基因距离相比,语言距离所包含的噪音更小,对于中国地区收入差距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进一步的机制研究发现,文化差异对于地区收入差距同时具有阻碍效应和直接效应。一方面,各地与技术前沿的文化差异通过影响信任和沟通等因素阻碍技术扩散,最终影响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但在人口流动、普通话推广等背景下,这一效应正在明显下降;另一方面,语言距离所代表的地域文化和商业精神的差异直接影响地区收入差距,且具有较强的时间持续性,基于企业家精神的实证发现是直接效应的有力证据。

企业家姓氏网络的出口外溢效应

现有研究出口外溢的文献认为,企业之间的出口信息共享和出口费用分担可以促进出口。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信息共享和费用分担往往嵌套于一定的关系网络中。分布于闽、粤、琼等省份的闽南语群体由于强烈的“海洋性”使得宗族组织泛化,普遍形成超越血缘关系的姓氏网络,克服了关系网络的可观测性和内生性问题。本文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闽南语区私人控股企业为样本,发现企业的出口概率会随着“同姓”企业(即企业负责人姓氏相同)当中出口企业占比的提升而提升。这表明存在基于姓氏网络的出口外溢。改变模型设定、使用工具变量等稳健性分析均不改变结论。安慰剂检验表明,“异姓”之间、国有或外资企业的“同姓”之间均不存在出口外溢。出口外溢在同一个行业大类里面不同行业小类之间发生,而不在有直接竞争关系的行业小类内部发生。姓氏网络在城市层面而非作为“熟人社会”的县域层面发挥作用;且主要在缺乏出口经验的企业、小企业、出口不太普遍的行业发挥作用。姓氏网络并未造成不同姓氏之间的出口机会不均等。

二元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下的转移支付

政府把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视为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新农保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城镇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并采取了"现收现付"的给付方式。在此背景下,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人口迁移的两部门模型,研究城镇向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转移支付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发现,当进城农民会获得市民身份时,转移支付会降低农民收入。当进城农民无法获得市民身份时,转移支付有可能增加农民收入,利率越低、市民占人口比例越高,转移支付的"增收"(增加农民收入)作用就越大,并且当市民占人口比例低于某个临界值时,转移支付的"增收"作用是负的,即降低农民收入,反之则反是。在"现收现付"的给付方式下,转移支付在短期内有较大的"增收"作用,但代价是长期的"增收"作用下降,甚至可能降为负值。无论政府是对城镇居民还是对城镇产出征税,以上结论都成立。

企业广告决策:理性计算、经验主义还是文化导向?——基于族群视角的计量分析

厂商在广告决策中面临着特别多的不确定性,这使得"理性决策"十分困难。考虑到"理性"资源的稀缺性,厂商可能放弃复杂的理性计算,转而按照文化传统来进行选择。本文引入人类学的"族群"概念(基本含义为"文化共同体"),以广东省为例,研究族群文化对厂商广告决策的影响。广东省有三个族群:讲粤语的广府族群、讲客家话的客家族群、讲闽南方言的福佬族群(以潮汕人为主体),他们在华人经济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分析发现,混合族群区企业的广告密度与广府企业没有显著差异,客家、福佬企业的广告密度则显著低于广府企业,这主要是因为广府文化和混合文化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广告投入有促进作用。此外,厂商在广告决策当中并不像经济学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充分考虑各种复杂的经济因素,而只遵循三条简单的经验法则:①"出了新产品就做广告";②"产品卖不出就做广告";③"不用自己推销就不做广告"。本文表明,目前中国厂商的一些决策并不是高度理性化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着文化传统和经验法则。

单寡头竞争性垄断:新型市场结构理论构建——基于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考察

本文基于互联网经济的本质特征,导出技术进步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市场不相容定律,并在不同厂商网络不兼容与平台开放策略的约束下,发现市场将出现单寡头竞争性垄断结构。这种结构的内在逻辑在于,强烈的网络效应,使得消费者在产品同质、厂商较多的情况下仍自觉地聚焦于特定的一家厂商,导致市场集中度非常高;同时,零运输成本令消费者被集中到虚拟的统一市场当中,既为主导厂商最大限度地扩大市场、实现规模经济创造条件,又有利于专门满足细分需求的厂商实现规模经济,让市场足以容纳多个厂商。市场出现了单寡头平台厂商与多个厂商共生的网络生态现象,单寡头厂商负责构造网络生态体系并具有市场势力,多个厂商负责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需求、进入细分市场并做大规模。自由进入的环境、快速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特殊的定价模式导致互联网市场的包容性竞争,垄断在竞争中产生,又在竞争中被打破,周而复始推动产业的高速发展。现实意义在于提出单寡头竞争性垄断结构本身并不会妨碍竞争效率,为互联网反垄断诉讼给出了理论解释。

农村社会养老风险与“新农保”防控能力研究

本文采用经济学的方法,论证了新农保能够减少农民自愿生育的子女数量,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养儿防老"的传统模式,具有防控农村社会养老风险的能力。但长期来看,农村生育政策与新农保的双管齐下,我国农村社会老龄化问题将更为严重,养老风险更为凸显。因此,要实现新农保的可持续发展,保证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必须在继续加强财政支保力度的同时,协调新农保与农村生育政策的执行,同时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风险的预警机制。

基于新媒体环境下主持人需要的素养——以电竞主持人为例

电竞,作为一个迅速发展的领域,不仅拥有自己的专业术语和游戏规则,而且其比赛的节奏和激烈程度也与传统体育赛事截然不同。而在新媒体环境下,电竞主持人的角色已经从传统的主持人转变为多面手,既是信息传播者,也是文化交流的促进者。

海洋文化与企业创新——基于东南沿海三大商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客家、广府以及福佬三个商帮的企业数据,探究海洋文化对于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客家族群是乡土社会的典型代表,讲闽南方言的福佬族群属于典型的海洋社会,讲粤语的广府族群介乎两者之间,这三个族群在东南地区广泛分布并主要在广东形成犬牙交错的格局,使得我们可以在控制地域因素的前提下识别族群文化的影响。本文手工收集广东省的村级族群分布数据,从而匹配出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企业族群背景。在清代"迁海复界"的冲击之下,三大族群在特定地区临海混居,形成外生性的族群分布,基于此的实证结果显示,客家、广府、福佬企业的创新投入依次递增,表明海洋文化有利于企业创新;进一步将样本扩展至全广东的多族群区域,控制地理、经济、人口学特征等因素,只保留沿海县区、考察多族群乡镇内部差异等处理仍然支持结果的稳健性。除了直接影响,族群文化还对政府政策产生调节效应,政府补贴在海洋文化浓厚的族群区具有更显著的创新激励效果。

均衡发展的隐形壁垒:方言、制度与技术扩散

技术差异是地区间贫富差距的核心表征,理解技术扩散的深层障碍是有效推行区域均衡发展政策的前提。本文利用方言数据测度文化差异,基于中国代表性城市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以上海和广州作为技术前沿,各个城市与技术前沿的相对方言距离对技术差距有显著影响,表明文化差异阻碍了技术从前沿地区向其他地区扩散,并且制度是这一过程的重要中介变量,即文化差异通过阻碍制度传播进而阻碍了技术扩散。进一步考察技术扩散壁垒的异质性,发现在同等条件下,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更高的外来移民人口比例、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能削弱文化差异的阻碍效应;清末开埠通商、西方传教以及近代工业发展等早期对外开放和采用新技术的历史经验,同样有助于削弱文化差异这一技术扩散的隐形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