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营:推进宏观领域社会治理的精细化

十八届五中全会专门提到社会治理精细化的问题，这个问题学者也在研究，但是基本上关注的还是微观领域的精细化，宏观领域研究比较少，我认为未来要更关注宏观领域的精细化，主要是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社会治理引导体系精细化，即党政分工问题；二是政府各个职能部门之间关系怎么处理；

组织合法性:在组织理性与事实的社会组织之间

组织合法性在组织理性和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因果链条中处于中间环节,组织理性 通过影响组织合法性来影响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状态。组织理性与个人理性的一致性是组织内部 合法性的源头,组织理性与社会理性的一致性是组织外部合法性的源头。

社会治理现代化:从政治叙事转向生活实践

社会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已经借助于政治叙事获得了合法性,但这种合法性仍然停留在意识形态阶段,而提出社会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本意是要解决当下中国社会领域的各种现实问题,因此必须通过生活实践本身来确立其现实合法性,这就要求社会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从政治叙事转向生活实践。转向生活实践的关键路径是区别与顶层设计和底层设计有别的中间设计:以"善治"为导向的治理机制,这一治理机制包括四个基本成份,即政府理性主导机制、合法化的委托—代理机制、有限责任分担机制和可持续合作动力机制。生活实践的"善治"实现就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完成,其主要标志就是理性化的治理主体关系结构的生成。

组织链:现代社会的一种组织间关系

“组织链”是笔者提出的新的组织间关系分析的理论框架,以超越既往的多组织间共时性关系的分析模式。组织链实质是在一个组织格局中由若干边界清晰、彼此独立的组织个体按照某种维度所形成的一种流程性序次关系体,其制度化特点在于流程性和序次性。组织链的形成路径或者依赖于社会组织个体的自主建构,或者依赖于组织格局内某种势力的设置。在现代社会中,组织链形成后,会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发生转向,这种转向有三种基本结局:组织链的名义化、组织链整合为新组织、组织链的解构。

现代社会中个人与组织如何联结:理性的行动关联

本文主要通过梳理个人理性和组织理性的理论认识来分析个人与组织的联结方式,这一梳理包括四个方面:关于个人和组织关联的一般共识;个人理性对组织理性的建构意义;组织理性对个人理性的嵌入;个人理性和组织理性行动关联一致和不一致的两种状态及其与组织创新和扩张的关系。

现代社会中组织与社会的联结:理性的类型关联

组织与社会的联结是现代组织社会学领域一个重要的理论主题,但是在组织社会学理论领域尚未得到应有的讨论。本文尝试从理性关联的角度在理论上厘清这一主题:一是组织理性和社会理性类型具有一致性,二是组织理性和社会理性的进化具有关联特性。

非政府组织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层动员

历史经验和现实困境表明,新农村建设必须依赖于理性的基层动员才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而理性的基层动员只有依靠政府和农村草根组织以外的社会组织的介入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组织格局:抽象社会中的社会组织

“组织格局”是抽象社会视角下组织体系和组织间关系的重要概念工具,它与组织理性有深刻的逻辑关系:组织格局是特定抽象社会中,组织理性为根本维度的社会组织的总和势力状态和组织间势力关系状态的基本模式。组织格局有四个元素:(依据组织理性划分的)社会组织的类型、(在组织和社会对比下)“社会组织占有的资源状况”、“主流组织类型”和个体社会组织之间的势力关系。

赵孟营:超大城市是一种新型的城市共同体

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中,第一次明确把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归类为超大城市。超大城市概念的提出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作为全新的共同体形式,超大城市呈现的运行独特性已经较为明显。

从理论到现实：创建中国特色民政社会服务体系

目前，在社会服务领域出现的混淆局面，其原因来自于两个层面：一个是理论研究的层面，一个是现实（实践）的层面。首先，在理论层面上，由于所有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包括政治社会学）的理论问题都和社会服务相关，因此目前有一系列与社会服务相关的概念和命题都在使用，但是这些概念和命题在学术界和政府部门之间没有形成共识。

论组织社会学之建构性张力及其消解

本文在深入分析组织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建构性张力特征基础上 ,提出消解张力的途径和组织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旨趣。期望这一讨论有助于提升组织社会学的学科化水平 ,以推进组织社会学的理论研究。

论现代社会中的关键组织

以提出并解释“关键组织”的概念为起点,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详细考察了社会体系内组织势力的消长关系。

论社会竞争

一、问题的提出在英语中,“竞争”一词为Compete(动词)和Competition(名词),其意义有两个:①与他人相争以获得某物;②力量、技术、能力的检测①。汉语的传统词汇里本没有“竞争”一词,《说文解字》对“竞”与“争”有分别的解释:二兄并立为之竞(竞竞)两手拽物为之争。对于竞争的研究,西方学者开始得较早。特别是在“二战”以后,新的政治经济格局形成了,有关竞争的著作也日益增多。国内图书馆所藏西文图书中,就有不少关于竞争的著作,比如60年代Brookings Institution出版的“Competiton As A Dynamic Process”和“Competition Aad Monopoly;LegeaL And Economics Issues”;80年代MicheaL E·Porter著的“Competition Strategy”;等。虽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在清末就由严复介绍到了中国,但中国学术界对竞争的研究迟迟没有开展。1949年以前。

政策与制度:从五天工作制看中国社会福利

尽管人们对于中国推行5天工作制的意义与后果已经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分析,但是人们很少注意到5天工作制对中国社会福利体系可能带来的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而这种革命又将会逐步推进中国社会主流文化的部分变革(不仅仅是闲暇文化的成熟)。把“工时”这一看似简单的具体政策提升到这样的高度来评价并不过分。我们可以在简要回顾发达国家(多数也是“福利国家”)的历程基础上开展讨论: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的发展是在本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后期。

善治破题:2015社会领域三大共鸣

2015年就中国社会治理总体态势而言,是善治的破题之年:中国社会已经初步形成了三大共鸣,即合法是善治实现的根本要求、公平是善治的主要标志、中等收入陷阱是善治的最大威胁。合法是指依宪治国、共建法治社会、政策获合法性认同;公平指公平参与和公平获得;此外,关于如何避免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各界也有了一定的对策认识。

建构共同富裕的实践逻辑:中国社会建设的历史转型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所蕴含的历史超越性要求重新审视共同富裕的实践逻辑,以完善共同富裕理论并为共同富裕实践提供新思路。当下共同富裕实践的主要约束条件是基础结构性张力和主体结构性张力,因此需要推进中国社会建设实践从支持型到建构型的历史转型,为财富增长效率的可持续性和财富分配公平的全面性提供逻辑基础和实践保障。建构型社会建设实践应包括财富增长效率的社会条件体系建设和财富分配公平的社会条件体系建设两个方面。前者包括稳定投资预期的社会条件建设、稳定消费预期的社会条件建设和稳定出口预期的社会条件建设;后者包括初次分配兼顾公平的社会条件建设、再分配突出公平的社会条件建设和三次分配优先公平的社会条件建设。

沟通理论的嵌入:哈贝马斯如何修正社会进化理论

哈贝马斯以沟通理论作为修正社会进化论的工具,建构了沟通理论的社会进化论,该理论的关注点在于社会的理性结构和规范结构的发展。

超越“失范”:论涂尔干理论语境中的anomie

国内学者在将西方“失范”理论中国化时,对“anomie”这一概念形成了独特的理解,即原有规范失去作用、无规范或越轨行为。但是,这与涂尔干理论中“anomie”的含义并不一致。对这一概念的深入分析,可以反映出欧美“失范”理论流派的差异,以及国内学术界在引用西方理论概念时所受到的社会历史境遇的影响。

二元结构下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行动——以北京市海淀区建筑行业农民工个案为例

以开放式的深度个案访谈分析方法为主,基于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从城市农民工自身能动性角度,分析我国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与农民工群体保障行动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农民工群体对固化的社会结构的应对方面;通过对个案访谈资料的分析发现: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对建筑农民工的行动具有制约性,具体表现为禁止和强迫行动者行动两个方面。同时,城市农民工对资源、机会、规则的获得、运用和再创造等方面具有个体能动性的特征;因此,农民工的保障行动对自身和制度双方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使结构发生相应的改变。

复合型组织化机制:基于高校社团的经验研究

从组织化的理论出发,指出准组织通过在已具备的两个组织要素的基础上发展第三要素的过程使组织从准组织化状态向组织化状态转变。以大学生公益社团这一类"周期性空转"的准组织为例,从组织吸引、组织赋权、组织嵌合三个环节的组织化过程,提出发展型、价值型、人际关系型和依赖型四个类型的复合型组织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