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投资、企业家冒险倾向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不同产权性质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基于企业资源基础理论和高阶理论,以沪深两市中小企业板193家上市公司共计515个研究样本,运用分层回归分析模型检验R&D投资、企业家冒险倾向、公司创新绩效三者的内在关联,并从产权属性视角对家族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行分组研究。全样本研究结果表明,R&D投资强度、企业家冒险倾向对公司创新绩效呈正向影响,企业家冒险倾向是R&D投资与公司创新绩效关系的半调节变量,正向调节R&D投资与公司创新绩效的关系。分组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家冒险倾向对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和家族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普惠性减税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来自增值税税率改革的证据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财税政策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以中国从2017年开始实施的增值税税率下调改革为契机,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普惠性减税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增值税税率改革这一普惠性减税政策显著扩大了企业的内部薪酬差距。机制检验发现,普惠性减税主要通过“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两条路径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产生影响。其中,“收入效应”提高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增加了企业可分配的税后利润;“替代效应”提高了企业的资本回报率,使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降低了员工的议价能力。进一步地,前者主要影响管理层薪酬,而后者主要影响普通员工薪酬,从而导致高管薪酬提高,普通员工薪酬降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扩大。异质性分析显示,普惠性减税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在产品市场势力较弱、资本密集度较高、小规模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拓展性检验表明,普惠性减税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超额薪酬差距扩大。文章的研究不仅为理解税收影响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内在机理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构建促进共同富裕的现代财税制度提供了参考。

企业税负的动态调整:产权视角的研究

文章以2008-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企业税负动态调整视角探究国有产权对企业税务决策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向目标税负水平的调整速度显著更慢。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国有企业受控股股东干预程度更大(表现为地方政府控制、控股股东委派的董事比例更高、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更高、承担政策性负担更多的国有企业)或政府干预企业税务决策的动机更强(表现为位于税收征管强度更大、税收任务更重、所得税收入占预算收入比重更高地区的国有企业)时,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税负动态调整速度的差异更为显著。经济后果检验发现,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税负调整速度的提高均能提升企业价值,这意味着较慢的税负调整速度可能是低效率的表现。文章从税负动态调整的视角丰富了国有产权影响企业税负的相关文献,并为持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

间接税与企业的现金股利支付——基于增值税税率改革的研究

税收是企业股利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然而,已有研究主要考察了以股息税为代表的直接税对企业股利政策的影响,却极少有研究探讨间接税对股利政策的影响。以中国自2017年开始实施的增值税税率改革为契机,本文考察了增值税税率改革对企业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税率下调改变了企业的股利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现金股利支付。进一步,增值税对现金股利的影响在产品市场势力较强、投资机会较少、代理问题较少以及非融资约束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最后,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增值税税率改革由于降低了企业的增值税税负,进而通过增强盈利能力和增加自由现金流两条路径提高了现金股利支付。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税收影响企业股利政策的相关文献,也拓展了增值税影响企业财务行为的研究成果,结论对不断深化的税制改革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投资者真的不能对会计-税收差异正确定价吗——基于加速折旧税收优惠政策的考察

虽然会税差异被认为有丰富的信息含量,但众多研究发现投资者对会税差异存在错误定价。本文以中国2014年开始实施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为切入点,考察了如下问题:当企业因加速折旧的税收优惠政策而外生地产生一项暂时性会税差异,且该项暂时性差异能够被投资者清楚了解时,投资者是否还会对它错误定价?实证显示:首先,加速折旧政策产生的暂时性差异和其他暂时性差异均具有信息含量。其次,投资者对加速折旧政策产生的暂时性差异予以了正确定价,而对其他暂时性差异存在错误定价。最后,积极的机构投资者和分析师可以促进投资者对前者的正确定价,但却无法缓解投资者对后者的错误定价。本文研究表明,投资者并非总是对会税差异错误定价,当我们对会税差异的具体构成进行分解、且能有效控制计量误差时,会对会税差异的定价问题有截然不同的发现。

中国会计制度下基于报表数据估算当期所得税费用的误差及其影响

企业所得税问题是财政学、金融学、会计学等学科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企业所得税费用及其构成是学者们构建实证指标时的常用信息。已有研究直接通过财务报表(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估算当期所得税费用,而在中国现行会计制度下,这一估算方法存在误差。为评估误差大小,我们从财务报表附注中手工搜集了2007~2018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实际披露的当期所得税费用。经过对比发现,采用财务报表信息估算的当期所得税费用有较大误差。误差金额超过100万元的样本达27%,平均误差金额717万元,占利润总额2.8%。进一步,我们以不同学科下的3个研究主题(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所得税对资本结构的影响、所得税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为切入点,考察了上述误差对已有研究的影响。结果显示,修正估计误差后,核心实证指标的信息含量以及实证结论的可靠性均有大幅提升。因此,开展微观企业所得税的实证研究时,了解所得税会计核算及其信息披露规则至关重要。本文结论也适用于其他采用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官员更替、政府代理问题与企业投资:来自中国私营企业的证据

已有研究发现,官员更替引发的政治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的投资动机。这一现象势必是新任官员不愿看到的。那么,新任官员是否会采取行动来应对这一影响?本文试图从政府代理问题的视角部分回答这一问题。采用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以政府向企业收取的非合规性费用作为政府代理问题的度量指标,本文发现:在官员更替年份,政府代理问题会得到显著缓解,这说明新任官员有动机通过减少政府代理问题,向企业发放积极信号,以降低官员更替期间的政治不确定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官员更替对政府代理问题的抑制作用,在经济增长压力越大、辖区内企业的政治风险敏感度越高以及历史的政府代理问题越严重的地区越显著。但是,官员更替对政府代理问题的影响在企业层面不存在异质性,这意味着政府代理问题的减少是普遍性的。最后,新任官员减少政府代理问题的行为显著弱化了官员更替对企业投资的负面影响,这意味着新任官员的努力确实产生了积极效果。本文的结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官员更替期间的政府决策及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