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权力的兴起、扩张及治理

数字时代引发了新的社会变革,尤以新兴权利和权力新形态为主要标志。数字技术开辟了新的政治空间,产生了新的权力基础。在数字技术与权利和权力的深度融合中,数字权力作为一种新的权力形态得以诞生,并进一步改变了原有权力的组织形态和法律形态。权力天然具有扩张性,数字权力具有高度私人化、高度弥散性与监管脆弱性的特性,相较于传统权力形态,其扩张倾向更为显著,由此引发了国家、社会、个体三个层面的危机。数字权力扩张的理论与实践现实,需要在把握数字社会权力动态的基础上重塑权力格局,以新的治理方式应对当下的权力变化与扩张后果。。

从“不可无”到“无不可”:平台化风险及其治理——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

新的风险需要新的治理。当前,随着数字与社会之间的交织愈加紧密,作为数字技术缩影的数字平台开启了平台化,即数字平台通过技术集成与业务拓展逐渐建立以自身为核心的结构。在平台化进程中,数字平台由“不可无”的工具逐渐进阶为“无不可”的行动者,掌握了前所未有的强大能量,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诸多风险。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平台化的本质是建构以数字平台为中心的异质性网络的过程,其风险源头在于数字平台在网络中通过转译获得不可控的权力。针对当下平台化存在的跨部门化、垂直整合和基础设施化三重动态与治理挑战,需要实施多元网络治理,以应对平台化带来的结构转变,规避和降低平台化带来的风险。

地图形态的转换:网络空间中国家治理边界的变更及重塑

作为重要治理主体,国家治理边界一直是学界探讨的重点。将国家这一以领土为核心的物理性空间结构投射到二维地图上,可以实现抽象国家的可视化,除此之外,还可以从不规则的地图轮廓中发现领土边界与国家治理边界之间的内在契合。网络空间的诞生,意味着以现有物理空间为映射的地图与治理范围扩展到了虚拟的数字世界。在具有流动性、跨区域性特点的网络空间中,依托于传统地图上领土边界而存在的国家治理边界不再适用。这需要回归到网络空间本体论,在分析网络空间的分层治理结构基础上,将行动作为网络空间中划定国家治理边界的依据,建立动态可变的“中心—外围”国家治理边界轮廓。

互联网时代舆论监督抑制腐败的影响要素分析——基于40个国家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作为一种外部控制机制,舆论监督在抑制腐败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舆论监督抑制腐败的作用机制就是通过提升透明度、降低自由裁量权、加大问责增加腐败成本,进而干预理性经济人的行为选择。互联网以其强大的即时性与交互性创造了新的信息传播交流平台,促进了舆论监督要素拓展与重构,继而对舆论监督抑制腐败效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基于40个国家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重新思考互联网时代舆论监督抑制腐败的内在机理,得出舆论监督抑制腐败的关键要素组合,以及为加强舆论监督建设、提升舆论监督抑制腐败效能的可能路径:加强互联网基础建设,助力“弱者的武器”升级;促进电子政务发展,打造“全景式”舆论监督场域;缩减权力的“非法空间”,为舆论监督护航;激发舆论监督活力,扩大舆论监督主体。

中国共产党治理腐败的百年探索——基于党内法规建设的分析

本文认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历史密码,就是党始终坚持自我革命,以坚忍不拔的精神、破釜沉舟的魄力,严明的党纪国法持续推进腐败治理,保持自身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并以此作为保持自身战斗力和合法性的根本源泉。鉴于这一逻辑,本文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党内法规建设为主线,梳理中国共产党治理腐败的百年历程,从腐败治理与党内法规互动伴生、相辅相成的关系出发,探索党的腐败治理经验和规律,总结既有优势、反思现有不足,以期为当下反腐败斗争提供理论借鉴与实践经验,同时为党的自身建设与发展提供战略性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