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新藏地方历史文献的分类法及其依据

基于上海交通大学新藏地方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需要,本文讨论地方历史文献分类法的设计及其理论依据。使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分析近年来历史文献数据库的应用需求及地方历史文献的研究主题,并说明分类法在文献研究与数据库开发中的意义。针对地方历史文献的分类提出四项原则:1.以文书性质为主要依据;2.提高批量处理效率;3.分类概念间不相容;4.提高二次检索效率。依据以上原则提出包含10个一级类目的地方历史文献分类法。

明清经济史中的“地方财政”

"地方财政"是经济学从公共费用理论中推演出的分析概念,因此其应用于历史学研究并非不证自明。经济学研究中,理想型的"地方财政"是地方自治前提下,民众支付公共服务的费用,地方税的意义则是民众公共消费品意愿的协调。如果以这一理想型关照明清以降历史,则中国并未形成地方财政。但是,"地方财政"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其应用于历史学研究的主要意义是借此分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与地方社会关系。如果从这一视角出发,则可以从明清以降的财政体制中发见作为动态过程的"地方财政"。

明清苏州地区巡检司的分布与变迁

巡检司是明清时代县以下空间中重要的治安机构,苏州地区在明初曾设有大量巡检司。苏州巡检司的驻地选择主要是境内水陆交通要道以及重要市镇,其变动原因有地理环境变化与社会因素两个方面。万历之后,巡检司陆续遭到裁革,到雍正二年趋于稳定。由于裁革等原因造成的巡检司辖区的虚化以及其他因素,使得巡检司辖境很难视作一种"次县级政区"。

微型宗族组织的衰落过程研究——歙县驼岗萧江氏的世系演变与祀产经营(1869—1928)

驼岗萧江氏是歙县萧江氏的主要支系之一,嘉庆至道光初,这一支系中一个新的房支允胜公支系及其祀产形成。该支系同治年间修撰的家谱及光绪末开始记录的祭祀账簿,反映了人口与经济变化。经济力量不足始终制约着该支系不能分化为规模更大的宗族组织,太平天国战争造成他们大量的人口损失,此后一直难以恢复。民国初年,该支系只有两名男丁,无法维持宗族祭祀,从而解体。在这一案例中,人口损失是宗族衰落的主要因素。

清末苏南赋税征收与地方社会——以光绪二十五年刚毅南巡清理田赋为中心

光绪25年(1899)为支付甲午战后赔款及新军军饷,清政府派遣刚毅南巡江南、广东筹措资金。在刚毅南巡江南过程中,清理田赋是其政策的重要一环。此时苏南地区征收田赋的附加费同正额赋税比率可以达到0.53∶1,附加费主要来自"浮收"与"短折"。士绅通常可以免除"浮收",还可以通过"注荒"转移赋税负担。编制"版串"的方案有可能解决士绅规避赋税负担的问题,但没有为刚毅所采用,转而以提高总征收比例的方式达到了增加税收的目的。刚毅的清赋政策没有缓解苏南赋税负担中的不公平,反而凸显了巨大的财政压力下地方社会的困境,以田赋为主导的地方经费结构已经无力应对甲午战后的新局面。

地方历史文献整理研究中的数字人文方法和文献学意识

2007年以来,上海交通大学涉足地方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截止2014年,共计入藏35万余件民间文书,主要来自徽州、浙南、闽东、江西等地。如何整理与利用如此巨量的文献,是近年来所面临的课题。地方历史文献整理需依据文献的产生来源原则。民间文书的产生过程与保存形态和一般历史文献学处理的材料有显著差异。

民国初年江南地方政治议程转换及其困境——以嘉兴减赋运动为中心

孔飞力将政治参与机制以及财政需求与地方社会的关系视作解释中国现代国家起源的核心议题。从这一视角观察近代江南地方政治进程,可以发现经世学曾经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及赋役制度的核心观念。清末部分地方士绅也努力将经世学传统与西学的思想资源予以整合,从而形成新的政治观念与政治议程。民国初年,嘉兴士绅金蓉镜争取田赋减免的行动,以及他为此提出的种种论说,正显示了这种努力。尽管他的努力最终失败,但显示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一个潜藏的思想脉络。经世学传统之下的政治伦理对于民国初年的江南地方政治仍然具有深刻影响,但与此同时,新的政治议程中,地方士绅正逐渐被摈除在外。

基于PLS-DA的IgG介导的鸡肉不耐受差异蛋白筛选及通路识别

目的筛选鸡肉不耐受患者与健康人之间的差异蛋白,富集分析识别差异蛋白的相关通路,为探讨鸡肉不耐受发生机制提供依据。方法收集鸡肉不耐受患者及健康对照的血清样本,利用DIA技术平台对样本进行蛋白组学检测;PLS-DA结合PPI分析筛选具有相互作用的蛋白质,Cytoscape获得鸡肉不耐受患者与对照组间的差异蛋白;GO和KEGG富集分析获得差异蛋白的生物学通路与代谢通路。结果血清样本的蛋白表达数据检测结果,共获得2210种蛋白质。PLS-DA分析筛选出和鸡肉不耐受相关的蛋白质786个,结合蛋白互作分析获得PPI网络,聚类后得到两个主要的模块:cluster1和cluster2;cluster1包括18个蛋白质,cluster 2包括12个蛋白质。两模块蛋白质进行重要性排序,筛选出鸡肉不耐受患者与健康对照间的差异蛋白为:ORM1、FGB、SERPINF2、HRG、A2M、ORM2和QSOX1。前五个为上调蛋白质,后两个为下调蛋白质。cluster1评分为10.12,GO富集分析发现差异蛋白主要参与血小板脱颗粒、肽链内切酶活性的负调节、炎症反应等生物学通路,KEGG分析富集到补体和凝血级联通路;cluster 2评分6.00,共包括12个蛋白质,GO富集分析发现差异蛋白与急性期反应、血小板脱颗粒、固有免疫应答等生物学通路有关,KEGG分析富集到补体和凝血级联通路、阮病毒病和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疾病通路。结论本研究筛选出7个与IgG介导的鸡肉不耐受相关的差异蛋白,其参与的生物学和代谢通路与机体免疫、炎症过程有关,在免疫、炎症发生发展中可能起重要作用,将为探讨鸡肉不耐受发生机制提供依据。

评寺田浩明《中国法制史》

寺田浩明教授的新著《中国法制史》(东京大学出版会,2018;以下直接引用页码处均出自该著)虽题为“法制史”,开篇却未谈任何律例或礼制。“绪论”从清代中国人均五口的家庭规模、土地细碎化及发达的市场流通谈起。第一章题做“人与家”,讨论家的范畴及家族成员的财产关系。倘若从律例的文本结构出发,不会形成这样的论述框架,因而也多少不同于中文读者印象中的法制史体系。

政治与技术:从重庆大新药厂看建国初期医药企业的公私合营

重庆大新药厂建立于1947年,是由资方与技术工人合股组建的私营药厂,实现1950年公私合营。1951至1953年间,大新药厂中的矛盾实际可归纳为政治改造、日常生产、党的领导三者之间关系的动态变化。既有研究中虽然都注意到公私合营过程中政治改造与日常生产之间的矛盾,但我们的研究发现,政治改造与确立党的领导两者的内涵并非完全一致甚至是有所冲突的。确立党的领导不仅意味着在企业内建立完善的政治组织,也意味着党要参与并保障日常生产管理。大新药厂的案例显示,只有党组织完全领导了企业内的政治改造与日常生产,公私合营企业才完成了其转型过程。

同御外而崩于内:《时务报》时期的汪康年、梁启超关系探究

《时务报》时期,汪康年与梁启超的关系产生剧烈的转变。办报之初,基于共同理想,两人的关系十分融洽,尤其在《时务报》的激进言论触怒张之洞以后,汪、梁更是相互包容、支持,共同抵住了来自张的一次次打击。后来,黄遵宪因报馆管理上的分歧欲让汪康年放弃总理之位。这本与梁启超不相干。然而,离沪赴湘以后,梁启超受到黄遵宪的影响而逐渐敌视汪康年,加之康有为欲控制《时务报》以宣扬“康学”,梁启超便出面争夺办报权。自此,二人关系破裂。汪、梁能够合力抵御来自张之洞的打击,却在诸位同道中人的鼓动下走向背离,这不能不说是维新诸君极大的悲剧。

基于GPRS DTU远程通讯技术在油气集输管线上的应用

解决了在油气集输管线上无线数据远程传输的问题.根据油气集输行业的特点,按照油气行业标准,设计了3层无线通讯系统结构及实际的解决方案.GPRS DTU(data transfer unit)作为无线远程通讯核心硬件,通过GPRS网络将现场管线内介质的重要物理参数,如流量、压力、温度等远传到数据中心;使用KepServer(opc)、虚拟串口、DTU数据中心(厂家提供)等软件工具对数据进行采集,WinCC编写VB脚本对数据进行解析,并最终实现对现场的监控与管理.该方案成功地将油气管线上的数据远传到数据中心,提高了油气集输企业的信息化水平.

知识、册籍、组织:19世纪60年代苏南田赋征收体系的重建

经过一条鞭法之后的一系列赋役改革,清代前期苏南地区形成了总书、图差、里书构成的三级税粮催征体系。这一组织体系负责编纂赋役册籍,掌握有关赋役制度的知识,实际上主导着州县层级的田赋征收。这种制度运行成为地方政治的核心议题,也蕴含着一系列社会矛盾。太平天国运动中,战争造成了税粮催征体系的人员死亡与册籍流散,也刺激了社会矛盾的爆发,苏南的税粮催征组织陷入瘫痪。太平天国战后,李鸿章、冯桂芬等人推动减赋,随后丁日昌主政期间,着力于恢复地方社会秩序。这一过程中,税粮催征体系日渐活跃,重建赋役册籍,重新吸纳战前的赋役制度知识,成为这一时期地方政治的特征。由税粮催征体系引发的社会矛盾也重新成为地方政治的议题。

“由票可证”:一条鞭法与明代后期徽州地权诉讼证据体系的演变

明朝万历九年,张居正推行土地清丈。在施行土地清丈的同时,徽州府各县亦在万历年间推行“一条鞭法”。当年十月,歙县二十六都一图县民项群越诉至徽州府,控告休宁县县民孙濠将项家位于休邑黄石坑上的祖坟推毁并据为己有。诉讼过程中,双方先后运用黄册、鱼鳞图册、易知由单、钱粮票、佥业票等主张地权,徽州府最终将坟地判归原告项群。随着一条鞭法推行而新兴的赋役文书易知由单、钱粮票在诉讼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案件显示,明清之际赋役制度的调整,亦会引发产权诉讼证据制度的变动。

地方历史文献的数字化、数据化与文本挖掘:以《中国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为例

历史文献数据库可区分为数字化、数据化、文本挖掘三种不同形态,迄今多数中文历史文献数据库实现了数字化功能,部分地实现数据化功能,而能够实现文本挖掘功能的则十分少见。数字化是将文献的物理形态转化为电子形态,数据化是将文献转化为可量化分析的数据,编制元数据是主要方法。文本发掘是在此基础上开发文本分析工具。《中国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以文献学研究为基础,建立特定的元数据结构,提供交叉导航、数据统计等多种功能,这些功能不仅可以帮助研究者找到自己的所需文献,更可能帮助研究者发现新的研究议题。史学研究中,数据库有必要被视作一种新的文献形态,建立针对性的文献学方法论。

19世纪徽州乡村的土地市场、信用机制与关系网络

18世纪以来的乡村土地市场发展出完善有序的土地收益分配结构,地权交易更多地表现为市场化行为,社会关系网络影响地权交易的渠道、形式与信用机制。村落社会中,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对地权交易造成不同影响,因此利用关系网络方法研究地权交易,可以反映社会关系网络在土地市场中的意义。以19世纪徽州歙县的两个村落为例,土地交易主要在亲属关系内发生,中人、代笔所代表的信用机制与交易类型相关,中人的信用保障在抵押借贷中更为重要。存在单个强势宗族的村落中,交易形式的偏好更多地受到亲属关系的约束;多个小宗族共居的村落中,亲属关系对选择不同交易形式的影响则较小。此外,半职业化的代笔人似乎也已在交易行为中出现。

歙县田面权买卖契约形式的演变(1650—1949年)

17世纪之后,徽州出现了田面权分化,并且逐渐形成了活跃的田面权交易市场。伴随这一过程的是,徽州各地形成了专用于田面权交易的契约形式。但是,契约形式的形成、发展,虽然以土地市场的发展为基础,却并不与土地市场同步。以歙县为例,虽然当地16世纪末已经出现田面权交易,但直到17世纪中后期才形成稳定的专用契约形式。此后,当地存在退型、顶型、交业、卖小买等多种田面权买卖契约形式。通过对《中国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中收录歙县契约文书检索、统计后发现,田面权买卖在19世纪30年代最活跃,经过太平天国战乱后,活跃度逐渐下降。至迟到18世纪40年代,退型契约已成为歙县田面权买卖最重要的契约形式;同时,退型契约应用于完整地权交易的情况逐渐增多,显示出这种契约的使用范围有扩大的趋势。契约形式反映了乡村土地市场中的权利观念,这种权利观念是基于一定的经济秩序与伦理形成的,这是迄今乡村地权结构研究中尚未充分予以重视的问题。

土地市场与赋役制度的协同演化:清初江南均田均役再讨论

明清时期的土地市场中,一定的赋役制度及其所形成的册籍是确保土地权利的核心机制之一。因此,如欲进一步深化理解明清土地市场的内在秩序,特别是国家权力与市场演化的互动关系,一个重要议题便是从赋役制度的角度分析明清乡村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田两主与田面权分化。康熙初年苏松地区的均田均役改革中形成了"销圩"鱼鳞图册,并出现了"业佃并录"的现象。这应当被视作赋役制度因应土地市场的演化而出现的新动向。17世纪以降,田面权市场进一步发展,田面主承担圩甲,从而参与到徭役佥派、税粮征缴之中。地方政府对赋役制度的调整,不能不与这种新的土地市场秩序相适应。

道光朝苏州荒政之演变:丰备义仓的成立及其与赋税问题的关系

十九世纪前半叶是苏南地方社会面临的一个特殊时期,一方面这里遭受频发的自然灾害的严重困扰,另一方面当地由于赋税制度的弊端而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之前由官方主导的荒政制度衰落了,地方政府与民间都在寻求新的灾荒救济措施以应对这一特殊时代。因此,荒政在道光朝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是商人、高层绅士大量兴建义庄,并更多地介入灾荒时期赈厂的经营,另一方面,是官方建立了新的仓储制度,即丰备义仓。出于规避超额税负的目的,一批普通绅士将土地捐入丰备义仓,这形成了义仓的经济基础。因此,丰备义仓是得到普通绅士支持并由布政使监管的新型仓储制度。丰备义仓制度的出现,是地方政府自我制度革新的努力,也体现了财政危机背景下,地方政府与绅士之间的竞争与相互利用。

民间文书整理与研究中的数字人文方法与文献学本位

2010年以来，上海交通大学地方文献中心一直致力于民间文书的收集、整理与研究。我们的整理方法与研究思路，以诸多学界前贤的典范工作为基础。傅衣凌等前辈学者利用土地契约分析乡村社会，一直是我们从事民间文书收集与研究的兴趣缘起与典范（曹树基《石仓契约的发现、搜集与整理》，《石仓契约》第1辑，“代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