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克家旧体诗案

臧克家具有扎实的旧诗修养和深厚的家学渊源,他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下打破了旧体诗词的“潜在写作”状态,使其旧体诗词浮出历史地表。其旧体诗词代表作《忆向阳》出版于中国大变革最剧烈的1978年,因为被“指责”美化了“五七干校”,引发了强烈争鸣。姚雪垠与臧克家从正常的艺术交流上升到深层观念的歧异,焦点有二:第一,是否反映了五七干校的生活实质?第二,是否写出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艰苦性?《忆向阳》体现出臧克家精神人格的两个症候:第一,臧克家的“个体感受真诚”与“时代真实”之间的矛盾;第二,臧克家审美风格的偏执与文化心态的错位。臧克家旧体诗案既是其个体的“精神隐痛”,也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化肌体上一道醒目的“疤痕”。

从“白话”到“口语”:百年新诗反思的一个路径

从"白话诗"的初创,历经战争风雨和政治风云的沧桑磨难,再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口语诗"的兴起,这条清晰的线索构成了反思百年新诗的一个路径。"白话诗"是在西方话语的巨大冲击下,出于中国现实巨变之急需,在历史进化论和工具理性思维的主导下,强行"剖腹"诞生的,带有"先天不足"的病灶,后天又在严酷战争环境和极端政治语境下发育成畸形,一步步沦为"口语暴力"。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第三代诗人的努力下,白话诗才真正从过度政治化的阴影里走出来,口语诗才得以觉醒。90年代以来,在民间立场觉醒与彰显的文化背景下,"后口语诗"具有了身份自觉和理论自觉。通过百年新诗史的回眸与反思可以发现,现代汉语口语诗体基本代表了一种富有生命活力和汉语诗性智慧的本土性路向。

史诗的崩溃与日常生活的深入——从海子到安琪

中国大陆20世纪80年代的精英文化,随着90年代的经济转型,也发生了根本性质变,英雄史诗时代步入终结。海子和安琪分别是两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标志性诗人之一。海子的史诗写作抱负,蕴含了历史理性主义的幽灵;而安琪则是在历史理性主义即将解体的背景下,以碎片化的史诗模式,见证了史诗的崩溃。她在实现由史诗写作向生活写作的转型的同时,灵魂深处仍然在延续着她的最基本的人性基因:视诗歌为生命的诗歌英雄主义、诗歌所寄寓的理想主义。

赵思运诗一首

萨福的小乳房 饱满的爱琴海 不是深蓝 也不是浅蓝 她只是一个劲儿地蓝 莱斯博斯岛的萨福 长着一对小小的乳房 她的小乳房 在五月六月里长

延安整风前后的鲁迅艺术学院

延安整风成为延安时期乃至20世纪中国历史的重要分水岭,此前此后的鲁迅艺术学院的教育方针、审美观念和精神风貌迥然不同,清晰地勾勒出战时状态下文学教育的缩影。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延安社会是典型的现代兵法社会兼战时军事共产主义模态,鲁迅艺术学院等院校的性质是政治规约高于文化传承,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具有独立精神、追求科学与真理的学术人才,而是培养更好地服务于战争的工具。鲁艺也曾探索学院化、正规化的教育之路,但在一个高度政治化和军事化的生存空间里,延安鲁艺及其每个人都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经受着种种考验与变异。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文学系主任何其芳以及教员周立波等人的转变正是典型体现。

“五四”激进文化背景下的诗人陆志韦

五四时期的重要诗人陆志韦之所以后来失踪于诗歌史,主要是因为在革命与激进主义流行的时代语境下,陆志韦走的恰恰是"去革命化"的诗体建设道路。陆志韦的古典文化人格、基督教精神立场以及新诗体建设理论等,都远离北京的革命话语与激进主义立场。陆志韦被诗歌史所屏蔽,正是作为一个新诗体建设的"先驱者"的不幸。

十七年时期何其芳诗性人格的呈现

建国后到文革前的十七年间,何其芳的精神人格经历了一个体制化的转型过程,但其作为诗人的精神文化基因并没有被彻底删除,我们在考察何其芳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活动和文学评论时仍然会发现他的体制性人格背后被压抑的诗性文化基因。十七年时期何其芳的诗性人格一方面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一方面表现在他的诗歌评论和文学研究中。

晚年何其芳的检讨性人格

何其芳在文革期间和复出之后的创作,是考量何其芳晚年精神人格发展的重要文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毛泽东的崇拜情结所导致的检讨性人格一直延伸到他的晚年。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何其芳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与忏悔带有一定的被动色彩,那么,文革结束以后,则更多的是积极主动的"心理反刍",这种"心理反刍"集中体现在回忆录《毛泽东之歌》之中,它既可以解读为一个知识分子在毛泽东及其政党号召下成长的历史,也可以解读为一部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历史。如果把何其芳放在"被改造的一代"这一群体之中考察,会更具有发人深思的典型意义。

一部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心灵文献——重读初版《夜歌》(1945)

何其芳的《夜歌》可以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战士转化的心理记录,是特定政治语境下人性蜕变的心灵文献。它精微地揭示了革命价值理念怎样把战争语境、民族自由的渴望、新中国的梦想整合起来,纳入历史进化论的轨道,从而对何其芳人性基因的意象化符号诸如"爱情"、"自然"、"夜"与"梦"进行删除、修改、压制的。何其芳在被改造过程中的矛盾困惑与其坚持的"快乐哲学"之间的缝隙,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分裂人格。

百年新诗史中旧诗回潮现象审察

百年来新旧两种诗歌范式的融通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这一问题最终要落实到诗人个体身上。回眸百年汉诗发展轨迹中新诗作家的旧体诗词回潮现象,我们看到的每一个个案既带着个体的生命温度,又构成了百年汉诗发展史的生动剪影。通过对他们的诗学转型的发生学研究,审视与修复两个诗学传统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可以建立起一种良性的对话生成关系,从而打通现代文学史上新诗创作现象与旧体诗词创作现象内在的诗学关联,为百年诗歌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提供借鉴,拓展诗歌史和文学史的研究空间。

任洪渊汉语文化诗学的本土性反思——兼及任洪渊的诗歌创作

任洪渊跨在汉语文化和西方文化逆向发展的两条河岸,上下溯源,从他的人性基因里生长出来的汉语文化诗学,以反思工具理性为前提,以汉语为载体、以诗性智慧为核心,具有属人的性质。他将汉语置于法语、德语、英语、俄语的视野之内,通过对古代汉语的再解读,发现卡西尔、巴尔特、海德格尔、德里达等西方现代哲学发展的趋势是不断打破逻各斯中心而走向非逻各斯,重新回到原初的文化源头,与中国古老的老庄语言文化诗学可以互相发现、互相体认、互相激活,从而为现代汉语诗学的本土性提供有效的反思参证,让我们深思现代汉语诗性智慧如何在回应西方语言哲学的转向中确立汉语的主体性、如何使现代汉语与古典汉语在诗性智慧层面产生对话。任洪渊的学术表达融诗性、哲性、科学性于一炉,形成了独特的文体风格。任洪渊以学术与创作互证的方式,彰显出汉语文化诗学的魅力。任洪渊学案为汉语诗学的发展勾勒出一幅醒目的剪影。

从民间出版到独立出版——以近年民间诗歌传播为例

面对风起云涌的诗歌民刊,我们应该思考"民间出版"与"独立出版"现象,因为这或许更具有实质性意义,这也是为民刊寻找合法性的最后依据。杨克版《中国新诗年鉴》和民间出版人潘洗尘等个案透视出民间出版在传统的体制化出版与现代独立出版之间的文化境遇,同时也预示了真正意义的独立出版已经绽放萌芽。而汉语诗歌资料馆、不是出版基金(The Atypical)、黑哨诗歌出版计划、坏蛋出版计划等层出不穷的民间印行机构,则已经形成了崛起的"独立出版"现象。

茅盾旧体诗词(1949-1976)探幽

茅盾旧体诗词（1949-1976）带有浓厚的时代痕迹,但也彰显出作者的自我省察。他的旧体诗词中流溢着主流审美观念,如厚今薄古的戏剧改革、推崇豪放抑制柔美的风格选择、注重民间化大众化的形式、忽视艺术的独立价值、坚持唯物主义观点等。而茅盾旧体诗词中的骆宾王、辛弃疾、王安石等人格符号构成的自我精神镜像,间接地敞开了他的精神世界;他的私人抒情尤其是隐晦曲折的隐逸之情,更为我们显示出茅盾的另一面。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凤凰山”——飞廉论

飞廉试图在诗中确立文化人格的自觉意识十分醒目。飞廉没有被传统诗学限定,而是使古典诗学充分被灵魂融化,挥发出属于自己诗学的特有的文化气质。他对传统诗学的再现具有鲜明的"及物性"。这种及物性有两种,第一种及物性是指对诗人自我精神主体的深度探触与确证,传统文化人格符号作为一种精神镜像,或者是自我灵魂表达的触媒,或者是自我灵魂的对位与隐喻。第二种及物性是通过诗人主体的生命体验折射出历史与现实的真实状况。隐逸性人格和革命性人格等多种文化人格元素的交织,构成了飞廉诗学气质的复杂性与立体性。他正在成就"一种伟大的诗学象征"--"凤凰山"诗学。

“缘情”而不“绮靡”——罗振亚诗歌的抒情品质

作为一位重要的先锋诗歌研究专家,罗振亚的诗歌创作立场却显得“保守”,他的诗歌具有“诗缘情”而不“绮靡”的抒情特质。他的“诗缘情”不是功能性的,而是富有发生学意义的。在“故乡抒情”中,“故土亲人”和“故乡风物”构成了诗歌产生的触媒和意象载体。在叙事性抒情文本中,正是人物的命运感构成了罗振亚创作的发生学内驱力。他往往在尺幅万里的格局中展示普通人物的命运轨迹,抒发人生况味。在表达方式上,罗振亚挣脱了“诗缘情而绮靡”的诗学传统,以纯棉般的朴素与宗教般的虔诚,深深打动读者的心灵。

诗人个案研究中的文献—发生学方法

为了避免"诗人个案"这个复杂的立体的研究对象被简单化为诗人的文本研究,有必要借鉴文艺学研究领域中的"文献—发生学"方法。面对独具个性的诗歌文本,我们还有必要追问:诗人精神个性的生成、诗人自身的精神境遇乃至于隐秘的精神风暴又是如何外化到诗歌文本之中的?这种研究有利于打破机械的唯物反映论研究方法,从而使"诗人个案研究"更加立体化。

新时期女性诗歌文本中的躯体意象考察

女性诗歌以躯体写作作为话语建构的支点和逻辑起点。躯体作为她们最后的领地,既是对抗大工业社会和陈腐理念双重挤压的手段,又是抵抗男权秩序、成为充分意义上的女人的基点。女性诗歌文本中的躯体意象主要有四种:欲望主体型、欲望客体型、主客体交融型和自恋神话型。通过对女性诗歌文本中躯体意象的考察,发现她们的私设话语既体现了女性的自我觉醒,同时又规避了人文精神的丰富性。

茅盾译诗的症候式分析

茅盾在1919-1925年间翻译了32首域外诗歌,具有突出成就,但其后的新诗创作却乏善可陈,其症结深藏于他的译诗活动之中。茅盾的译诗出于新文化运动之亟需,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图伦理色彩,导致他的译诗缺乏诗歌自身的文体意识。他的"以神韵取代韵律"的译诗原则和新诗语言欧化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新诗初创时期的散文化倾向。爱伦·坡《乌鸦》的译介这一公案能够显示出茅盾译诗的新文化运动立场及诗歌文体意识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