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衔接问题研究

"两法衔接"中的证据运用问题在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得到了体现,第52条第2款的相关规定意味着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得以明确,有利于推动"两法衔接"的顺利进行,进一步提高诉讼的效率。在"两法衔接"的过程中,离不开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而行政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有效衔接的途径离不开检察机关在落实法律监督职能的过程中合法、公正地收集、审查、运用证据。因此,落实到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依法实行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根本性手段在于证据的合理运用和判断。本文将从实证分析、比较研究等多个角度,旨在新刑诉法实施的契机下,立足检察职能,以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下对行政证据合法性审查为视角,分析论证行政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衔接问题。

论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中的第三方代表评估机制

检察机关公益诉讼以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目的,在公益诉讼如火如荼开展之际,行政公益诉讼诉前调查利益受损状况如何、相关单位整改情况是否到位、提起诉讼的标准如何界定等问题涉及复杂的专业知识,鉴于检察机关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双重身份的尴尬,同时考虑到公益诉讼中诉讼请求的确定、因果关系的确定等还有很多专业方面的工作需要解决,引入第三方代表评估机制,积极借助外脑外力,就成为增强公益诉讼工作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的重要举措。

论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中的第三方代表评估机制

检察机关公益诉讼以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目的。在公益诉讼如火如荼开展之际,行政公益诉讼诉前调查利益受损状况如何、相关单位整改情况是否到位、提起诉讼的标准如何界定等问题涉及复杂的专业知识。鉴于检察机关"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身份,考虑到公益诉讼中诉讼请求的确定、因果关系的确定等有诸多专业工作的需要,引入第三方代表评估机制,积极借助外脑外力,成为增强公益诉讼工作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的重要举措。

论政府隐性违法导致群体性民事纠纷的救济——以“滨海花园小区”配套费退费纠纷为例

在以往房地产经济占主导的中国经济发展时期,政府相关部门隐性违法的事件屡见不鲜。政府隐性违法的原因是监管和约束机制不到位,地方保护主义、集团主义、个人主义盛行。其产生机制与政府放权密切相关,行为表现却有别于一般的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违法。其直接或间接引发的群体性民事纠纷救济问题也成为法学界的疑难杂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