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文学批评的形式美学思想

《金圣叹形式批评研究》力图还原金圣叹形式批评曾被长期遮蔽的本来面目,强调细读与起承转合之法的“分解”,注重围绕“字法”“句法”“章法”的条分缕析,并进行足够的文化透视。樊宝英教授注重以现代学术回应传统,强调以西学激活中国资源,极具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明清小说叙事研究的“运河转向”

明清小说普遍凸显运河危险而且容易滋生故事的质感,这一笔触同时也显露出处于隐匿状态的叙事动作,为叙事研究提供新的可能。就运河、叙事与明清小说成书的关系而言,世代累积型小说的成书过程,宛如地层叠覆那样完整保留多个历史时期的运河信息;即便是面对文人的案头创作,运河也不失为缩小成书时间范围的新材料。进一步研究表明,明清小说依托运河出行路线呈现城市布局,围绕运河码头烘托城市环境,并习惯将运河桥梁设定为城市人物聚合与离散的地标,从而完成对城市内部空间的形塑。就此而言,“运河转向”极大拓展了明清小说叙事研究的领域与境界。

再论语图符号的实指与虚指

语言和文字分属不同的符号系统,语言作为声音符号,其独特之处在于音中有"图像"(语象);而与一般图像相较而言,文字是可以发音的图像。进一步研究表明,语象和所指物相似与否,只能决定所指意与所指物的关系,却不能动摇语音与语象、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关系,不足以影响语言符号的实指本性。但是图像并非声音的标示,其符号能指与所指物之间的"相似性"是图像虚指的根源,观者凭借心象"信假为真"地理解图像,则成为加剧图像虚指的主观动力。

“文学图像论”视野下的中国“诗画关系”学术史重估

"文学图像论"当属新世纪的"新学问",就这项回应图像时代的课题而言,百年来的中国"诗画关系"研究,脉络清晰并且极具启发性。现代意义上的"诗画关系"问题域在20世纪20年代便初具规模,较之古代学术的价值在于突破了传统的文人雅趣。但是,由于脱离了文学现实,"诗画关系"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悄然演变为纯粹的文献考证与叠加。进一步研究表明,现代学人在与西学的对话中开创了"语-图"符号比较方法,由此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这一方法既能够切中当前"文学危机"之肯綮,同时又是"文学图像论"自身的学理逻辑使然。

新世纪以来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研究述评

随着图像时代的到来,文学必须面对视觉文化的转向。新世纪以来,文学的影视改编现象层出不穷,然而相关的改编研究却略显滞后,不仅数量上匮乏,观念与方法也落于窠臼,但仍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从叙事学的角度对文学进行影视改编研究。通过历时性地梳理文学的影视改编研究,可以认为其旨归在于探究改编作为一种艺术方法的原理、意义与美学价值,而研究的起点则是厘清文学与影视二者在艺术形式上的异同,提出了一些值得共同探讨的具体问题。

论《水浒传》“朴刀”的失传——基于文学与图像关系视角

"朴刀"是《水浒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武器,但其形制以及失传问题却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既有的研究过分倚重语言文献,缺乏朴刀图像资料的参照。在文学与图像关系这一新视角下,通过比勘朴刀的语象与其在"水浒"图像中的显现,可以发现朴刀的形状发生了许多变化:原来的杆棒消失,朴刀仅以细长短把刀的形式单独出现;朴刀刀身由之前的"小而尖",演变为"大而尖",甚至同其他刀相混淆。由此推断,朴刀已经从明代开始失传。

绣口与锦心——《天香》的“语-图”关系分析

《文心雕龙》从＂驺奭之群言雕龙＂中觅得灵感,进而以雕刻龙纹比附文学这一＂语言艺术＂的创作,换句话说,文学家的工作即以＂绣口＂处理＂锦心＂般的文思。而按照海德格尔的＂世界图像时代＂理论,＂锦心＂实际上是作家对世界图像的把握,或者说世界呈现于作家心脑中不可见的内视图像（亦即康德所谓的＂心象＂）,＂绣口＂通过语言对上述图像进行造型描述的过程中表达出意义,

论朦胧诗的“朦胧性”及其语言策略

"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意味着文学研究要建基于语言的形式分析。就朦胧诗而言,"朦胧性"的根源是语言的审美复活,这一特点被作家充分认识并娴熟运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朦胧诗人具体的语言策略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疏离语言能指与所指的原有任意性关系,然后再予以重组,造成了诗歌意义的不确定;其次是以"言"绘"象","象化"的语言延缓甚至阻断了言意的通达过程,加重了诗歌的朦胧程度。

图像的文学功能——评《道德镜鉴:中国叙述性图画与儒家意识形态》

《道德镜鉴:中国叙述性图画与儒家意识形态》参照文学观照绘画史,不仅完整勾勒出中国古代文学与叙述性图像的关系史,而且对当前"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启发。研究表明,无论图像媒介怎样丰富、绘图技巧如何演进,作为对文学的"图说",图像基本的文学功能是图像修辞、图像阐释以及图像表彰。图像的文学功能,也就成为了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电影中“语—图”互文的叙事学和符号学探讨

当前学界越来越重视"语-图"互文研究,而在当下视觉转向的语境中讨论语言和图像的关系,具体到电影这种动态的复合文本才更有现实意义。从叙事学的角度看,电影中图像与语言形成一种并置叙事;从符号学的角度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图像与语言二者构成张力关系,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惩罚图像的语言再现——《檀香刑》新论

《檀香刑》并不止于"展示"酷刑,而是通过展示达到对酷刑的批判。就酷刑展示的实质而言,这是"惩罚"图像对"罪行"的隐喻。进一步分析表明,惩罚图像生成于执刑表演的过程,但执刑表演还包括伴随惩罚图像的"声音"。声音与图像的理想关系是"唱和",即前者体现出后者的"惩戒"效果与"审美"效果;然而在"檀香刑"的执刑中,声音与图像之间却是一种"解构"关系,孙丙及其猫腔最终解构了檀香刑图像的隐喻意义。

明清通俗小说的文化逻辑——评《江南文化视野下的明清通俗小说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学”理路,在积极拓展研究疆域的同时,也曾引发普遍担忧,因为它隐藏着“内容不够,文化来凑;积累不够,文化来补;功力不够,用文化来抹糊”的空疏之弊[1]。可见,揭示并抽绎文学的“主导性文化逻辑”,或者“支配性价值规范的观念”[2]432,也就成了如何有效开展这一研究范式的关键。就此而言,新著《江南文化视野下的明清通俗小说研究》(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项目成果)非常具有启发性,不仅还原了明清通俗小说的历史现场,还深刻阐释出其中的文化逻辑。关于明清通俗小说文化逻辑的探讨,我们不妨从这部著作开始。

论明代文学成像研究的海外参照

所谓文学成像研究，就是在文学与图像关系的视域中，探讨文学图像化的过程、生成机制及其审美规律。海外学界不但较早开展明代文学成像研究，而且颇具特色——注重文本的物质性、合理运用艺术社会学方法。在具体评析这两大特点之前，需要对其总体状况作一概述。

论“互文性”的理论精义——以《水浒传》与《水浒后传》为例

从"互文性"理论视角来看,《水浒传》与《水浒后传》是表征原作与续作之间互文关系的典型案例。这种互文性,主要体现为叙事、人物性格与文学思想三个方面。就叙事而言,以李俊为核心的《水浒后传》叙事线索,早在《水浒传》中,便埋下了"太湖小结义"的伏笔,而且前者继承了后者"逼上梁山"的叙事结构。就人物性格而言,《水浒后传》并非完全重复李俊、阮小七等人物在《水浒传》中的性格,而是做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拓展。就文学思想而言,从《水浒传》到《水浒后传》,前者除了延续后者的"忠"与"义"之外,实际上背后还隐藏着作者的"桃花源"思想。

文学的“形象”“语象”与“图像”——评《形象诗学原理》

"形象思维"当属中国文艺理论热切关注的理论话题,甚至被认为是文学区别于非文学的本质特征。因此,在"图像时代"的今天,《形象诗学原理》一书也就有了重新被研究的必要。西方文论的历史表明,俄国形式主义的兴起,就是建立在对"形象思维"发难的基础上,直至后来的英美新批评,都很少论及"形象"。究其原因,所谓文学"形象"就是"音响形象",即"语象"。由于当前愈加复杂的"文学图像化"现象,实则是语象的外化和实体化,所以,不同文体的语象容量,也就有可能产生类型各异的图像。

台湾现代图像诗文体新探

现代图像诗是台湾新诗史上的文体革命,"文本图像"、"文字图像"是其以"图像诗"命名的理据,这两类图像都来源于对诗歌语象的摹仿。进一步研究表明,图像诗的语言和图像构成互文关系:图像通过语言得以精准意指,语言借助图像实现"可视"。而"语-图"互文表意的文体特性,充分调动视觉与听觉,从而决定了现代诗歌不再是一种"失明"的文学。

图像参照下的古代文学研究新貌——评《中国古代四大名著插图研究》

《中国古代四大名著插图研究》是参照图像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新著。研究表明,在文学与图像关系这一视角下,每一部名著的插图史同时也是它的书籍史、传播史与接受史,就此而言,图像给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问题域。如果盘活"文学与图像关系"方面的学术资源,并联系当前的文学现实,即读者面对的不再是文学的白纸黑字,而是关于它的图像作品,那么,古代文学研究可以走得更远。

论郑振铎的“水浒”图像之惑——以“天都外臣序本”与“容与堂本”为考察核心

郑振铎先生在《水浒传》小说插图版画的整理与研究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但也不免存在令人疑惑的问题,这集中表征为将"天都外臣序本"看作先于"容与堂本"、最早的插图本《水浒传》。通过此两种版本插图的对比释读发现:就数量而言,"天都外臣序本"当是对"容与堂本"插图版画的再一次挑选;就图像结构而言,前者是对后者的临摹和修改。总之,"天都外臣序本"早于"容与堂本"插图的证据不足。

论插图与中国古典小说的海外传播——以赛珍珠译本《水浒传》为考察中心

赛珍珠译本《水浒传》当属中国古典小说海外传播的典范,其前后三个版本均表现出装饰性的插图。更重要的是,插图画家珂弗罗皮斯多以中国戏曲脸谱与服饰装扮人物,有意识地摹拟戏曲演出的舞台场景,并呈现戏曲表演动作与状态,从而赋予图像叙事明显的“表演性”,给小说添加中国文化元素的同时,又为西方读者接受《水浒传》打开方便之门。这种图像叙事的表演性,既符合清代以来小说插图“戏扮化”的整体倾向,也离不开梅兰芳赴美演出等时代因素,特别是珂弗罗皮斯对中国戏曲演出的切身体验与有限认知。

论中国文学史及其图像史的融通教学——以《中国文学图像简史》为考察中心

作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占比最高的必修课程群,中国文学史的教学存在学理、课程时间等方面的断裂以及一定的学科封闭性。《中国文学图像简史》是将前沿学术研究转化成教学资源的尝试,这部教材首次梳理了中国文学图像的历史线索,描述了历史横截面并剖析了具体的历史“事件”,可谓“点、线、面”的有效结合,对文学史及其图像史的融通教学具有重要启发。就中国文学图像史的具体教学路径而言,主要参照了中国文学的文体嬗变以及解读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与经典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