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来自英国牛津郡的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全球化步伐加快以及知识经济的兴起,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逐渐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尤其在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更加意识到以科技创新所转化成新的生产力的重要性。由多种动力机制相互作用产生的区域创新系统成为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其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十分值得研究。英国新兴科技创新中心牛津郡的实践证明,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企业、政府与科研部门三方的有效互动是培育良性区域创新系统的保证。这代表了当今世界科技创新模式的最新趋势,对中国有着重要的启示。

英国牛津郡:市场与政府的良好协调推进科技创新

进入21世纪，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源泉。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工业企业为了促进对知识的学习过程彼此聚集或分布于研究机构周围，从而构造出科技创新活动的集聚形态。西方研究认为，在科技创新集聚区，公司与公司，公司与研究机构间存在各种关系网络，可以归纳为四大类：合作关系、非交易相互依赖性、溢出效应和衍生效应。

罗生门后的思想与政治之争——1922年广东共产党组织“附陈反孙”之谜

1922年6月孙中山与陈炯明公开分裂之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认为在广州的共产党组织犯了"附陈反孙"的严重错误,但广东共产党领导人在当时与事后均矢口否认有任何依附陈炯明的行为。双方各执一词,"附陈反孙"遂成为一桩历史悬案。笔者认为,这一历史迷题的背后蕴含着更为深刻的思想与政治矛盾,既隐藏着不同政治势力间复杂的斗争,也涉及中共早期组织内部对国际共产主义思潮的不同理解与早期共产党员从知识分子到革命者的身份转变。对于广东共产党是否"附陈反孙",上海与广州的领导人由于立场和视角的不同得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但在共产国际做出国共合作的决定之后,上海中央的立场就成为了唯一的正确路线。

建党时期中共党内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两种理解

在中国共产党初建时期,党内对于如何在中国开展社会主义革命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党内多数成员认为,议会政治与选举活动不过是当权者与资产阶级迷惑平民的陷阱,因而革命者绝不可参加政府或议会,也不应与其他政治势力发生关系,而应该以无产阶级的直接行动推翻现政权。在广州的谭平山与陈公博则强调工人参与现实政治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认为民主选举与地方自治能够促进工人阶级意识的启蒙和政治能力的训练,从而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奠定基础。本文认为,党内多数成员对列宁与布尔什维克的激进化解读受到了来自美国和日本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而谭平山与陈公博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同理解则与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有关。本文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置于全球左翼思想史的框架中,借此展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同地域语境下多元化解读的可能性。当我们将两种革命想象放置在二者所处的具体政治与社会情境中体察时,二者的主张就都变得容易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