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动态分析

刘易斯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型和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从理论上说明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但无法定量地分析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动态作用过程。本文以我国1978年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对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进行了动态分析，证明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相互作用都存在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并在此基础上，用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城市化效应”和城市化的“经济效应”。

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差异研究

教育收益率的高低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地区经济差异有着重要的影响。文章从区域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对教育收益率的区域差异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从总体上看还是从性别看来,东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在东部地区,高等教育的收益率高于中小学教育的收益率;在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收益率低于中小学教育收益率。无论在东部还是在西部,从总体上看还是从教育层次看,女性的教育收益率均高于男性。上述结论的政策启示是:中西部地区要夯实提高教育收益率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收益率的产业基础和市场基础;必须保持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不断增长,努力降低高等教育的私人成本;要保障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在一些特殊群体中,至少要保证女性接受中小学教育的权利。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性别歧视的分布效应研究

从工资分布的低端到高端,性别工资差异呈无规律波动;女性劳动者在禀赋上没有明显优势;性别歧视在工资分布的各个分位上一直存在,且在大多数分位上,对工资差异的贡献都超出了禀赋贡献并构成了工资差异的绝大部分;对女性的歧视主要来源于经验、教育、健康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这4个人力资本变量,企业所有制性质和规模这两个结构性变量则发挥了"逆歧视"的作用,在工资分布的高端,这种"歧视"和"逆歧视"的作用更为明显。

人力资本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基于卢卡斯人力资本外溢模型的实证分析

1987年以来,中部六省的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具有密切的正相关关系,但各省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远低于物质资本的贡献,各省对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存在较大差异,制度变迁滞后于经济发展可能是人力资本利用效率低下和贡献率不高的重要原因。这意味着要使人力资本在中部崛起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加大对教育投入和加快制度变迁的步伐,形成人力资本投入、集聚和优化配置的良好社会氛围与制度环境十分重要。

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工资差异及其分解——人力资本与歧视的贡献

文章关注城市职工和农民工两个群体工资差异的大小和来源。利用CGSS2013数据和均值分解法,文章考察了人力资本和歧视的贡献。研究发现:在实现就业以后,两个群体的工资差异主要来自于特征差异,歧视并不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对农民工群体的歧视主要存在于就业实现的过程中,就业歧视解释了两个群体大约一半的工资差异;教育从特征差异、回报率差异、就业概率差异三个方面为工资差异做出了贡献;工作经验在工资决定中具有逆歧视作用。我们的研究意味着,要缩小两个群体的工资差异必须从缩小前市场差别开始,并通过促进市场竞争、明确歧视的实践标准、简化反歧视的诉讼程序等措施来减少就业歧视的贡献。

基于城市化本质的城市化水平测度方法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化不仅是各级政府有关社会经济发展文件中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术语，也是学界研究和讨论的热点。当前国内城市化研究的焦点之一是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否滞后，这就必然要涉及到如何测度城市化水平这一基本问题。

从大学生逃课看高等学校教学管理改革——基于某高校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大学生逃课原因的Logistic分析表明:就业压力、课程设置、学习意愿和授课方式对逃课的贡献最大,这四个变量与进入模型的其他六个变量一起只在17%的程度上解释了学生逃课的原因;社会就业压力对高校造成的冲击是明显的,考证或考研不仅直接侵蚀着正课时间,也造成了学生对课程和教师的功利化取舍;在现行的高等教育体制下,教学管理制度约束软化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制度创新与中国农业发展——兼论农业产业化的意义

在工业化的前提下,通过农业的技术进步促进农业发展是新古典经济学传统农业改造的核心思想,但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以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来看,中国农业问题的症结是以农户为基本经营单位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农业产业化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农业劳动力转移依存关系的历史透析

1978年前,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适应,农业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受到了禁锢,1978年后,产业结构趋于优化,农业劳动力进入了快速转移的历史时期;1996年后的重化工业化浪潮又使得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减缓。中国的经验表明,农业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合理、有序转移有赖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一个非均衡分析框架

在二元经济社会中,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内涵是产业间收入差距引起的相对剩余,其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产业结构的变动和升级。对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必须以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为背景,跳出劳动力市场均衡的分析框架,以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转换为主线,从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探求其可能的转移途径。

从有限增长、末端治理到循环经济——资源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增长理论综述

人类对资源环境的关注几乎与工业革命同步,最初的研究集中在是否应该增长及增长的模式上,主要的理论成果有有限增长理论、有分化增长理论和无意外增长理论。随后的末端治理理论的主要思想是先污染后治理和边污染边治理。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在这一领域里的最新成果是循环经济理论,强调生产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以求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国内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普遍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研究的内容主要涉及基础理论、操作方法和政策法规。

论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政府职能

近年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呈不断增长和扩大趋势。在这场席卷全国且旷日持久的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政府应当发挥怎样的职能作用，从而正确引导和积极促进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有序转移，是各级领导和政府部门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

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量化评价

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使用了九大类创业政策工具,政策工具使用频率的差异体现了政府的职能特点、创业特点,融合了国家战略,也发挥了中国政府强大的组织优势。不同的创业阶段,各类政策工具使用强度的差异准确地反映了不同创业阶段的创业特征,较好地满足了处于不同阶段创业者的需求。从政策效力和政策出台的部门来看,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体系具有法定性、长远性、全局性,以及各部门协同作战的国家战略特征。政策内容分析还表明,基础设施政策和土地政策供给不足,金融政策没有满足新生创业者的资金需求,财政政策的激励作用大于帮扶作用,公共服务政策不足以消除创业人才从城市流向乡村的制度障碍。

农民工与城市工的工资差异及其分布效应——基于CGSS2013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和分位数分解法分析了农民工和城市工的工资差异,研究表明:从全国和东部地区来看,城市工和农民工的工资差异主要是来自于两个群体的禀赋差异,歧视所占的比重较小;在中部地区,中、低分位上的系数差异大于禀赋差异,中、高分位上的禀赋差异大于系数差异,对农民工的歧视主要存在于工资分布的低端;在西部地区,随着分位数的提高,工资差异、系数差异和禀赋差异都不断提高,禀赋差异和系数差异为两个群体的工资差异做出了大体相同的贡献。这意味着,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保护农民工免于工资歧视的政策着力点应放在中部地区的低收入阶层和西部地区。

以市场手段规范中外合作办学行为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是经营教育服务产品的经济实体,规范合作办学行为必须充分认识到合作办学的市场化特征,允许营利、加强税收、改善投资结构、健全市场机制。

TP347H焊管无损检测技术探讨

TP347H这种材质的焊缝容易产生裂纹,检测工艺稍有不当,就可能造成裂纹漏检,留下安全隐患。笔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理论分析,对这种材质的焊缝检测工艺进行了总结。

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几个理论问题

农业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标准;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阶段,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表现为相对剩余;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是由农业与非农产业的收入差距决定的,供给量是由劳动力转移后可能获得的净收入决定的,当劳动力的流动成本过高时,必然会出现一边过剩一边短缺的现象;由于巨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中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还远未到来。

人力资本、市场分割与农民工的工资决定

对农民工工资的最小二乘估计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以后,教育每增加1年,农民工的工资将提高6.1%,参加培训者比不参加培训者的工资要高出15.7%;行业垄断不仅造就了少数人的富裕也造成了多数人的贫困;市场化使人力资本和市场分割的工资效应均明显增强,这意味着消除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加强教育培训将是同等重要的政策手段。此外,在处理教育的内生性问题时发现,父母的受教育年限、兄弟姐妹数、调查地域的类型都不是理想的工具变量。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性别歧视的计量与分解

本文关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性别歧视的存在性及其来源,通过Heckman两步法和Appleton分解,我们发现:男性的小时工资率比女性高出13.56%,在控制了选择偏差之后,这一比例上升为20.43%;由于女性劳动者占优的个体特征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性别工资差异,男女工资差异的绝大部分是由收益率差异构成的;在不考虑就业概率的情况下,工资差异主要来源于女性劳动者在经验、婚姻状况、所有制性质和健康状况方面较低的收益率;在考虑到选择偏差和就业概率后,工资差异则主要来自于就业歧视。这意味着要减少并消除性别歧视,应当从创造男女平等的就业机会开始,并把提高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作为十分重要的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