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机与危境同在 希望和考验并存——再探遵义会议后四渡赤水之战

翻开中央红军长征图,如果人们仔细留意,定会发现一个奇特而耐人寻味的现象:从红都瑞金出发,到抵达陕北吴起,历所一年、行程两万五千里的红色箭头,先是径直往西,后是折向北上,而唯有在遵义会议以后四渡赤水期间打了一个缠绕的结。这个“剪不断。

桐遵大捷后红军为什么再渡赤水

论及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四渡赤水之战,众多的史著、包括不少回忆录提到较多的是桐(梓)遵(义)大捷,并以此证明在整个四渡赤水期间,红军矫若游龙,一直掌握着战场主动权.诚然,桐遵大捷是红军四渡赤水期间最为振奋的一仗,但它并未能改变当时严重的敌我态势.如果人们对红军数次往返于赤水河两岸的前前后后作仔细考察的话,便会发现,在整个四渡赤水期间,中央红军始终历经着战场主动权的丧失、夺得、再丧失、再夺得的艰辛而复杂的过程.桐遵大捷之后,红军再渡赤水(三渡),重返川南,正是上述过程的一个环节,是重又丧失主动权的被迫行动.

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古田会议决议》的历史地位新探

毛泽东于1929年12月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提出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原则,奠定了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的基础,其历史意义已为古田会议以后的长期革命实践所证实,也已为人们所熟知。然而,《古田会议决议》的伟大意义并非仅限于此。如果我们试着变换一下考察的角度,即把《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放到当时中国革命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