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报刊媒介与社会思潮之嬗变

清末报刊业发展迅速,立宪派、革命派、实业派等社会派别都借助这一新式大众传媒来宣传己方政治观点,各种社会思潮激荡集聚成一股强大到冲破清政府禁锢的舆论力量。革命派将报刊作为传播革命排满思想与开展政治运动的武器,通过立论、论战等方式引导民众投身革命,构建出席卷全国的革命思潮,并逐渐战胜其他政治流派,使革命成为清末有识之士的共识。报刊所构建的革命浪潮推动各地革命运动不断爆发,汇聚成难以阻挡的革命洪流,最终得以推翻帝制,建立民国。

晚清报人群体演进的历史考察

晚清四民社会结构发生转换,从传统士人阶层中分离出来的报人群体,既是社会演进的结果,又体现着社会变迁与融合的方向。考察其演进路径,就聚合而言,与上层社会的关系历经了从先赋性的亲缘、地缘、学缘等以情感为纽带的链接到后致性的业缘、趣缘、志缘等以行业、兴趣、志向为依归的认同;就地位而言,历经了从末路文人到报界闻人的身份蜕变,从社会边缘到“中等社会”的角色转换;就舆论而言,与上层社会的关系历经了从契合、疏离到对抗的过程。报人群体不同维度的演进路径是内因与外因、主观与客观、历史与现实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历史进步趋向和路径依赖的双重交织与互相作用造就了近代历史上独特的报人群体。

从部落首领到中华民族共祖:晚清民国时期黄帝形象重塑及影响

伴随清末种族危机与民族矛盾加深,近代民族主义这一新兴政治理念开始在中国传播。为辨别民族主义的概念与界限,以维新派与革命派为代表的爱国志士利用报刊、书籍等大众传媒将黄帝这一远古部落首领塑造为汉民族始祖和中华文明的代表性符号,黄帝逐渐成为团结汉民族的精神纽带和进行民族识别的文化标志,最终掀起清末黄帝崇拜浪潮,为革命运动添加了一味强力助燃剂。民国建立后,随着“五族共和”的提出,黄帝形象突破了民族畛域,一跃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在抗战时期更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团结抵抗日本侵略的精神支柱。时至今日,黄帝仍是团结中华民族、展示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图腾,更是牢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精神纽带。

晚清南洋革命报刊的传播策略及影响述评——以《中兴日报》《星洲晨报》为中心的考察

《中兴日报》《星洲晨报》是同盟会南洋支部创办的重要报刊,二者皆创刊于新加坡,彼此呼应,堪称革命党人在南洋的宣传喉舌。为使两份报刊能在南洋顺利发行,革命党人充分研究了南洋华侨这一受众群体的特殊性,采用颇具乡土情怀,引发华侨共情的传播策略,进而使其潜移默化地接受革命思想。从这两份革命报刊中可以窥见革命党人在南洋利用大众传媒的总体策略,南洋在晚清能成为“中国革命策源地”与革命党人在南洋采取的因地制宜的传播策略密不可分。

晚清北京第一份革命报刊——《帝国日报》探析

《帝国日报》于1909年11月在北京创刊,受清廷高压言论管控,表面一直以“扶持宪政”为宗旨,实则以隐晦笔法宣传革命。1911年冬,袁世凯复出后大肆逮捕革命党人,《帝国日报》社长陆鸿逵为保全自身与报社同人,将《帝国日报》与清廷宗室恒均所办《大同日报》合并为《帝国大同报》,代表《帝国日报》终刊。《帝国日报》发行近两年,是晚清北京存在时间最长的革命报刊,可谓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报刊档案,但学界目前尚未有学者对此进行研究。

晚清革命报刊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晚清革命报刊作为革命志士宣传思想、营造社会舆论的重要媒介,一直受到史学界与新闻学界的高度关注。民国学人认为革命报刊有“缔造民国”之功,对其进行初步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苏联模式影响,笼统给其标上资产阶级报刊的刻板标签。改革开放后,学界开始以新理论、新角度研究晚清革命报刊,涌现出大批学术成果。梳理晚清革命报刊研究史,能开阔中国新闻史研究视野,对当代深入探讨清季社会变革与民国社会思潮有重要意义。

论两晋时期六郡流民入巴蜀引发的侨旧矛盾

元康六年(296年),氐人齐万年自立为帝,扰乱关西,秦、雍二州的天水、略阳、扶风、始平、武都、阴平六郡百姓被迫外徙,大部分流入巴蜀。初期六郡流民多以替人耕田为生,侨旧关系比较稳定。赵廞及流民军失败后,新任益州刺史罗尚催促流民返乡,遭到流民的反抗,侨旧矛盾一度十分尖锐。至304年李雄在成都建立大成政权,实行宽和政役,巴蜀经济得到恢复发展,侨旧矛盾有所缓和。李寿夺权后,改国号为汉,更加依靠巴蜀人士来巩固权力,侨旧联合执政倾向明显,侨旧矛盾进一步缓和。

论汉末魏晋时期道教在巴蜀的传播

巴蜀地区在中国道教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其神仙思想和巫术是道教形成的重要基础。巴蜀地区是早期道教的起源地之一,既是天师道的起源地又是李家道的起源地。天师道创始人张道陵曾在巴蜀学道、创教,并在今四川、陕西汉中一带设二十四治,初步建立以宗教统治人民的组织形式。东汉末年,其孙张鲁在汉中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政教合一的割据政权。两晋时期巴蜀地区的天师道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更积极地参与到政治斗争中,对两晋时期的巴蜀政局,甚至整个中华文明,都造成了深远影响。而李家道主要通过蜀人李宽传播到了江南一带,深深影响了魏晋政治和社会。

论天师道对成汉政权的影响

成汉政权是公元304年巴氐族賨人领袖李雄在成都建立的割据政权,先为大成,后李寿杀李期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汉,故统称为成汉。成汉政权于公元347年为东晋将领桓温所灭,共存在43年,对两晋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产生了重大影响。天师道于东汉顺帝时期由道教天师张道陵所创立,又称五斗米教,是中国道教最早的一个派别。成汉政权具有鲜明的天师道性质,其建立者賨人李氏有深厚的天师道信仰,又得到了蜀地著名道教主范长生的援助,加之巴蜀本就有浓厚的天师道氛围,所以天师道对成汉政权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论蜀汉政权与南中大姓夷帅之关系

蜀汉政权为东汉末年刘备在蜀地建立的割据政权,为三国政权之一。蜀汉强盛时疆域包括今云南全省,四川、贵州二省的大部,陕西、甘肃南部,广西西北部及缅甸东北部,越南西北部。三国时期今云南、贵州、四川西南部及缅甸东北部被统称为南中。此时南中有许多掌握部曲的汉人上层人士,史书中称为'大姓',以及许多少数民族头领,史书中称为'夷帅'、'夷王',大姓和夷帅是南中强大的地方势力。蜀汉政权与南中大姓夷帅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在诸葛亮平定南中之前,南中大姓夷帅多不尊蜀汉,时常爆发叛乱。南中平定后,诸葛亮北伐及蜀汉政权后期统治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南中大量的兵力和财力。诸葛亮征服南中后对大姓夷帅采用了不同政策,一方面扶植南中大姓来管理南中,进一步提高了南中大姓的地位,确认了大姓权力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加强了对夷帅的压制,削弱其力量。导致之后南中出现大姓尊蜀汉,而夷帅常叛蜀的局面。经诸葛亮扶植后,南中形成了'四姓'的格局,极大地影响了南中形势。

论南中大姓夷帅对成汉政权的影响

南中指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两晋南北朝时期南中实际由南中大姓和南中夷帅控制,南中大姓是指汉末至唐初在南中地区落户定居的汉人豪强,代表性的"大姓"有爨、孟、李、董、雍、毛、朱、吕等,而南中夷帅是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二者通过通婚结为遑耶,以此增强南中地方势力,对抗中央。成汉政权是公元304年益州蜀郡巴氐族领袖李雄在成都建立的割据政权,先为大成,后李寿杀李期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汉,故统称为成汉。成汉政权于公元347年为东晋将领桓温所灭,共存在43年,对两晋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产生了重大影响。成汉立国时期,正是南中大姓夷帅势力急剧消长时期,南中大姓夷帅的态度极大影响了成汉立国及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