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资源与政策:城乡融合发展的“结构洞”要素与功能实现

城乡融合的实现以城乡要素对流为前提。当前,我国处于城乡融合发展的初级阶段,这是促进城乡要素均衡配置的阶段。受长期城市偏向的城乡二元管理制度的影响,城乡之间要素对流的直接连接缺失,需要中介牵线搭桥提供要素互动渠道。技术、资源、政策等占据“结构洞”位置的中介具有较强的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是推动城乡要素有序跨界配置的重要载体,对推动城乡要素融合渗透、重塑全面融合的新型城乡关系具有重要价值。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要厘清技术、资源、政策在构建均衡城乡关系中的角色、地位及互动机理,构建激励相容的城乡融合发展机制。

包容性共享:农村治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机制

包容性共享是一种更趋公平,也更具人文关怀、更注重可持续性的治理理念,体现的是全面、多维的发展观。构建包容共享的治理格局是我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经验,将包容性共享纳入治贫理念与行动,实现了贫困人口对发展成果的共享。包容性共享这一治理框架所内蕴的参与机会均等、全员权利平等、发展能力塑造、发展成果共享等价值意涵和思想内核分别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先决条件、基础条件、实现条件及根本旨趣。乡村振兴聚焦乡村和人的全面发展,需在贫困治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凸显内生发展、平台共建、合作参与的逻辑,以更好地调动各类资源,构建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良性发展机制。

基层党组织引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基于增能理论的分析

随着农村社会发展的转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效能释放渐缓,在乡村振兴这一大背景下,重新提振农村经济使其获得全面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弱小的家户在与大市场衔接过程中存在多重困局与矛盾,要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必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赋能作用。具体而言,基层党组织在调动村民积极性,实现村民之间的联动合作,畅通村民参与渠道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对于基层党组织而言,要发动村民,实现对分散要素的有效整合,将个体诉求与集体目标有机融合,为发展集体经济掌舵。有效推动多元力量参与集体经济发展,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组织保障和智力支持。

智能思政: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建设

智能思想政治教育是科技发展与学科建设深度耦合的必然趋势。人工智能技术可为思政课提供多样化的教学资源、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支持及进行及时的教学评估与效果分析,有助于推进高校思政课改革,促进学生实现知、情、意、行的统一,提高思政课的实效性。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于高校思政课教学应以促进学生成长成才为价值逻辑、以形成无处不在的育人网络为内涵逻辑、以促进教师与学生互联互通为实践逻辑、以实现技术与育人的时代融合为目标逻辑,推进高校思政课改革。以全面提升思政课教师“人机协作”能力、全面加强教学资源数字化建设、建立与完善学校整体人工智能体系为路径,推动人工智能与高校思政深度融合。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善治的实现——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

城镇化的推进,使得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客观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改变了农村的人口结构,也使得农村传统文化日渐消失。这些变化致使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主体缺位,"乡村精英"流失使得民主建设无"领军人",而且衰落的农村文化也冲击着传统的农村秩序。面对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无氛围、无保障、缺乏动力支持的困境,农村应大力发展实业经济,留住精英人才,并提高农民的民主素质,促使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实现农村善治。

“过渡型社区”治理:困境与转型

居民的社区生活状态影响着社区的治理状况,高质量的社区生活对完善社区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低质量的城镇化建设,使得"过渡型社区"在各地区不断上演,城乡分治的管理体制,是"过渡型社区"产生的最根本原因。虽然"过渡型社区"的居民实现了地域的转移、职业的转换和身份的转变,但他们仅仅是实现了"半城镇化":社区意识不足、缺乏归属感和社区认同感,这不仅影响着他们的社区融入程度,而且使得"过渡型社区"的治理陷入困境。随着社会发展程度不断加深,"过渡型社区"存在的治理弊端日益凸显。新的转型时期,需要采取有力措施,扭转"过渡型社区"治理中的窘境,使其平稳且快速地向成熟城市社区过渡,以实现居民的全面市民化。

农村精准扶贫中的协商：内容与机制--基于四川省南部县A村的观察

减少和消除贫困,是我国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之举,国家对扶贫工作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但是以往粗放式的扶贫并未能帮助贫困人口真正走出困境、实现自我发展。基于对以往工作经验的总结,国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政策,这种"私人订制"式的扶贫方式,要求做到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与精准考核,大大增加了扶贫工作的难度。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协商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方法、手段,为扶贫提供技术支撑,通过发动和参与、对话与沟通、反馈与纠错、原则与变通等多重机制对扶贫对象、扶贫标准、扶贫措施等内容进行具体协商,这无疑为精准扶贫工作的各个环节提供了强而有效的技术支持。将协商与精准扶贫结合起来,以协商为精准扶贫提供良好的运作环境,以精准扶贫促进协商更好地发展,使二者通过合作推进彼此不断完善。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困境、归因与破解

城乡分治的管理体制,是导致我国"半城镇化"的最根本因素。土地城镇化先行,许多失地农民被迫上楼、进城务工,但是政府关于农民进城后生活的各种配套政策却并不完善。农民进城后不能完全融入城市,无论是农民自己还是城镇市民,都把进城农民当作了"过客",而非城镇的"主人"。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加强农民的技术培训以提高其进城后的生存能力,并且要发展以农民为本、促进城乡文化一体化的农村文化,使农民进城后在生活上、心理上更易融入城镇生活,更重要的是改革城乡分治体制,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城镇化背景下政府职能再构

政府管的过多、治的过深,是我国城镇化历史上的一大特点,政府的过多干预使得我国的城镇化陷入了窘境:发展不均衡、土地城镇化过快、大兴造城运动、市民化受阻,低质量的城镇化难以持续。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重于速度,政府要以"大历史观"的视角来建设我国的城镇化。城镇化的过程也是政府职能再构的过程,政府需对自身职能进行准确的定位,由原来的"主导"向"引导"转变,重点在于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按照以实现"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标准重塑政府职能,从人、地、业、房、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完善政府职能,推进城镇化良性发展。

协商治理:农村自治转型之路

协商治理是一种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较好治理效果的治理方式。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多元化的利益偏好冲突很难整合,农村利益冲突更加复杂,农村治理陷入困境。搭建利益整合平台是农村治理转型的关键。充分利用协商机制对农村社会进行治理是影响农村发展的关键。新时代的协商治理呈现治理单元微小化、治理内容细碎化、治理手段灵活化等特点。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协商治理有自身的限度,需要在实践中加以优化,以促进协商治理在农村生根发芽。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基于农民可行能力的分析

乡村振兴是继脱贫攻坚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构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至关重要。农村脱贫和发展的关键在于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即个体农民可行能力的培育既是消除贫困的根本,也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还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节点。可行能力是个体能够主动、持续地开发并有效利用各类资源的基础,其内容和构成可依据具体情境的不同进行建构。我国农村的脱贫攻坚实践依凭多维度组合的帮扶举措,从多维度提升了农民的可行能力,进而为衔接乡村振兴战略孕育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惯习、秩序与生活理性:一个民族村庄的治理逻辑——基于西藏自治区江孜县A村的观察

西藏自治区实行村民自治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获得了一定的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本、资源注入西藏,外来因素的介入会给西藏地区的基层治理带来一定冲击,研究村民的心态及观念变化对完善农村治理具有一定的意义。通过对江孜县A村长达两个多月的村民自治实践观察,发现村民的惯习、村庄秩序的需要与村民的生活理性对村庄治理产生着较大的影响,惯习的作用促使村民接受"自愿强迫",秩序是村民生活的现实需要,生活理性是村庄治理的价值基础。虽然A村村民自治运行得井井有条,但仍存在实践中需要完善的问题,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使村庄治理朝向良善的方向发展。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公共服务何以提升治理效能?——基于四川南部县A村合村并组实践的观察

合村并组不仅是村庄建制的调整,也是现代化中的乡村社会变迁,重塑着村民的生活半径。村民生活边界的开放与再塑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边界调整期的村民对合并村集体的认同感较低,公共事务的合意较难达成,致使村庄秩序分化。重构村庄治理共同体,是合村并组的重点工作。整体性治理的思路对于建设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供给通过发挥协调、整合、信任这三个机制的作用,能够激发村民的主体意识、培育他们的公共精神和提高他们的责任感,进而提升村庄治理效能。因此,应优化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以有效回应合村并组带来的治理碎片化难题,实现社会安定和谐的总目标。

“形式”何以泛滥:基于制度视角的根源分析

基层形式主义是一种痼疾,悄无声息地消解着政策的效力和瓦解着政府的公信力。从制度视角分析,形式主义是对制度、政令的背离,表现为制度无效。制度的有效性取决于由制度自身、制度环境以及制度相关者构成的制度体系及其运行,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出现问题,都将降低制度的效力,导致制度执行过程中形式主义的出现。制度的有效运作首先要求制度自身是合理的、可执行的;与制度同存的政治、文化及社会环境也制约着制度运行及其效果的实现;同时,制度落地的各环节都离不开作为主体的人,人的认知、能力、情感等都影响着制度的运行。为此,杜绝形式主义可从完善制度体系入手,提升制度的合理性和适应性,实现制度有效性。

回归与重塑:乡村振兴中的乡贤参与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的振兴,能否发挥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向上作用事关乡村社会的重建和发展。历史上,乡绅为皇权向基层社会延伸的权力载体,在国家与乡村之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皇权通过乡绅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治理,达到了"家天下"的愿景。乡贤文化曾根植于乡村社会,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乡贤一度退出农村社会舞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以史为鉴,乡贤作为乡土社会的成功人士,是乡村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理应被纳入乡村建设所需的人才范畴。新乡贤传承了"乡绅治村"的传统,在主体范围、资格获取方式、发挥作用方式等方面对传统乡绅进行了传承与重塑,乡村振兴中鼓励乡贤返乡对推动农村产业转型与升级、建设文明乡风和实现治理有效具有重要意义,但乡贤参与乡村振兴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从地方实际出发进行引导和规制,以实现他们的有效参与。

协同共治:乡村振兴中的政府、市场与农村社会

乡村振兴是政府与市场等外部力量主动介入以弥补农村资源短缺、人才阙如等发展困境的战略安排,但农村社会作为乡村建设的主体,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外界影响,而是要主动回应外界因素。为此,乡村振兴的实施是"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双向发力的过程。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政府、市场与农村社会三者的职能设置是否合理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能否顺利落地,其中政府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保障,市场是引导城乡资源合理流动的决定因素,农村社会是乡村振兴的原动力。在当下的乡村振兴战略实践中,政府、市场和农村社会的职能需要相机调适,发挥各自优势又互为补充,实现三者的协同共治。

基于乡村社会治理视域的步云直选再审视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而乡村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目标,也是乡村振兴的条件。为此,提高治理绩效、实现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在治理实践中不断探索,以解决基层社会的现实问题,回应民众的利益诉求。四川省遂宁市步云乡在20年前实施了直选乡长试验,回望这一民主实践过程,其兴起源于基层治理问题的倒逼,直选乡长的效果是撒播了民主种子,提升了治理绩效。在步云直选试验肇始20年后,重新审视步云直选试验对于思考如何把握乡村社会治理改革的契机与条件、如何传承基层改革的良性效应、如何推动基层民主纵深发展,以及如何协同推进乡村社会善治等现实问题都意义非凡。

城镇化:比较中的路径探索

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到2012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已达到52.6%,城镇化处于快速发展期。但"进城易、定居难"、"发展速度不平衡"等问题已成为我国城镇化顺利推进的障碍。政府干预过宽、过深是制约我国城镇化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影响城镇化的其它因素如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现代化水平中都可以看到政府的"影子",这些因素互相交错,互相影响,综合牵制着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新的发展时期,政府要重新进行角色定位,转变政府职能,在城镇化建设中实现政府与市场双向互动,同时改革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加强农业现代化建设,促进我国城镇化"又好又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