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乡练就“新自我”——入乡青年表达型自我建构的民族志研究

如何认知和构建自我是个体化时代所有人都要面对的课题。本文运用民族志研究法,从自我建构视角对广东省Y村入乡青年价值观转变和表达型自我的建构过程进行分析。不同于以往将财富积累与年龄成熟视为走向表达型自我的条件,研究发现,逐渐成熟的乡村士绅化社区为青年提供了多样化支持,使其表达型自我的倾向得以生发。然而,以中产家庭为主体的社区内部仍旧存在张力,青年也难以完全逃离主流叙事中的功利性期待,他们表达型自我的建构始终处于多重力量的博弈之中。本文扩展了表达型自我的相关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上丰富了对当代青年多元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理解,也能为洞察“城-乡”流动和乡村变迁提供新案例和新视角。

乡村的教育“士绅化”——以一个华南村庄为例

近十年来,越来越多城市中产阶层出于各种原因进入乡村,带来了乡村的“士绅化”现象。本文以华南地区的T村为例,考察发生在乡村的以教育为主导的“士绅化”现象。研究发现:对“好的教育”的重新认知,使得城市中产家庭进入乡村追寻另类教育模式,他们将自己称作“新村民”,并通过物质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双重生产在乡村形成了一个对内有归属感、对外有边界感的教育士绅化社区。与一般认为的乡村士绅化会促进乡村振兴的观点不同,本文认为教育士绅化社区与当地原有社区之间存在明显的区隔和张力,即使部分行动者试图促进“新村民”和当地原住居民的融合,但这种融合也只是短暂的。士绅化社区与当地农民社区的融合仍需要有组织的制度化建设,才能使外来的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群体成为虽不是传统社会的“乡绅”,却能发挥传统“乡绅”功能的积极“新村民”。

非营利教育与亚文化的生产--以华德福教育实践为例

中国的公办中小学教育常常陷入应试教育的怪圈,一些不满的家长和老师开始寻求替代性教育模式。于是,一些提倡全人教育实践和理念的民办非营利学校应运而生。自德国引入的华德福教育体系是当代中国民办非营利性教育中规模较大的教育实践之一,自2004年第一所华德福学校在中国创立以来,在全国引起了华德福教育的“热潮”。通过民族志研究,笔者发现中国的华德福教育不仅是对主流学校教育不满的回应,还涉及一系列以中产阶层为主的自我实践和生活安排。作为非营利组织,它也致力于社区文化的营造,在与其相关的学校教育、教师教育、家庭教育和自我教育等一系列的教育实践中,生产出了一个具有风格意义的亚文化群体——“华德福圈”。

分享型礼物:莆田青年的礼物分享与自我延展

与贝尔克分享理论将礼物与分享完全割裂的看法不同,本文认为青年群体间存在一种介于礼物和分享之间的互动行为—分享型礼物。它以直接、没有互惠期待、互惠实践不确定为特征。这些特征的产生与青年关系的培育方式、高流动性的社会背景、注重心意表达的情感偏好及市场媒体的渲染息息相关。在分享礼物的过程中,分享者通过让物带有自己的气质、创造属于自己特色的礼物延展了自我。在使物更适合对方的过程中,物也延展着他人气质。

礼物关系视域下的“互惠三角”——以互联网月捐为例

本文以新兴的互联网月捐为研究对象,从礼物研究的视角分析月捐人与公益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公益组织通过清晰化、社群化、具象化策略建构组织与月捐人之间均衡的礼物关系;捐赠方、受赠方/施助方、受助方共同组成互相关联的“互惠三角”,月捐人以自我、服务对象和行业为导向的三重视角进入礼物关系,实现三方的礼物循环。月捐中的“赠而有报”体现了公私平衡,该逻辑在当下有助于个体持续参与公共事业和实现社会团结。

“自我影像”与生活重塑:当代独居青年的生活Vlog实践

与以往将媒介技术的影响局限于虚拟“人设”的研究不同,本文提出“自我影像”的分析概念,通过对独居青年Vlog的影像信息和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发现独居青年在内、外因的驱动下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媒介化,并通过自我技术所强调的实践方式,使得媒介技术建构生活方式和转变自我的过程得以可能。由此,媒介技术对青年生活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影像人设”,而是过渡到了“伦理主体”的重塑和现实生活方式的转变。当然,“自我影像”作为一种新的自我技术离不开伦理主体的自觉以及对“自我与社会”的关注,需警惕因过度关注自我而导致的系列问题。

以盐为媒——对云南省云龙县盐业发展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考察

以滇西盐马古道上的云南省云龙县作为个案,文章从“物”的视角出发,以“盐”的生产、流动和管理为分析框架,充分挖掘云龙县围绕“盐”而产生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相关史料,补充汉族融合于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互相融合的历史事实。研究发现:第一,各族人民逐“盐”而居的史实表明“趋利”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动力,而围绕盐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和配合是各民族有效持续互动的机制;第二,盐的流动促进了桥、路等基础设施的修建,激活了云龙不同群体之间物资的流动和互补,为地方性或区域性社会的整合打下坚实基础;第三,明清之后政治上对云龙的统一管理和文化上的礼乐教化使得各族人民形成了跨民族的文化和政治认同,加快了地方社会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程。以上研究发现对于当今的民族工作也具有重要启示:应充分重视民族互动中的“物”,正确处理在物的“生产”、流动和管理中的利益关系,将物“利”平等惠及各族人民,还应加强民族地区的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做好本地区的民族团结工作。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历史维度——20世纪30年代三本《中国民族史》的对比分析

树立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我国民族团结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而“历史的书写”在建构共同体的过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自20世纪初,中国就开始了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程,当时有一批学者带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试图通过民族史研究来构建中国各民族的认同感,在历史中寻找中国作为一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合法性。本文选取20世纪30年代三本重要的《中国民族史》著作进行详细分析,来看不同学者是如何进行民族史的书写,以及是如何用历史的维度去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他们的研究不仅对于当时内忧外患的中国具有重大意义,对当代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也有深远影响。

中华民族慈善教育:内涵、原则与方法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出台以及党和国家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大力推进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加强慈善教育理应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和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慈善是一项促进各民族均衡发展和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事业,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民族慈善教育是指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开展的有关中华民族和各民族慈善历史、慈善文化、慈善实践和慈善知识的教育。中华民族慈善教育的原则包括阶段性原则、知行合一原则、本土性原则、相互性原则和真实性原则。中华民族慈善教育的方法主要有课堂教学、媒体宣传、主题活动、机构走访、服务学习和项目化学习。中华民族慈善教育有利于为民族地区带来更多的慈善资源,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富裕和均衡发展;有利于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增进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有利于唤起各民族团结奋斗的记忆,促进各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

影像与城市边缘群体社会空间的生产——从视觉人类学的视角看城市社区中的参与式影像实践

城市边缘群体的边缘性表现之一就在于其生活的社会空间受到挤压和扭曲。这种空间的挤压又使得该人群被进一步边缘化。借助影像的直观性、易读性、共享性和可操作性等特征,参与式影像实践可以拓展边缘群体的社会空间,建构其自身的主体认同。城市社区中的社会组织可以通过拍摄培训、影像创作和影像分享等一系列影像实践活动,来帮助边缘群体积累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建构自身主体性的精神空间,从而以这种平民化艺术生产方式扩展和再造了边缘群体的社会空间。但是,边缘群体的流动性以及组织自身资源的相对缺乏也使得这一社会空间难以长期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