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流动重力模型回归系数的定量估算及其空间异质性研究

基于中国337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区划间人口省际流动数据,对人口流动重力模型代理变量的回归系数进行实证推算。结论包括：（1）在地级行政单元研究精度下,中国人口流动重力模型代理变量的回归系数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及难以预期的作用效应,因此研究精度的提升将加剧空间交互模型构建的复杂程度,同时假定重力模型回归系数的空间均质性将导致模拟结果空间差异趋势的收敛;（2）中国人口省际流动距离衰减系数为1.975,337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区划距离衰减系数值域为0.434-4.438。研究所展示的各省该系数值域及直辖市、省会城市结果为今后模型应用提供了基础参考数据;（3）地级行政单元下的距离衰减系数存在空间异质性与梯度特征,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东北沿疆、新疆和珠三角地区,低值区主要位于中国中部和西南地区。结合以往研究成果比较,中国人口省际流动的空间衰减特征与铁路客运网络的可达性格局存在一定程度的一致性。

住房制度改革以来长春市新建住宅的空间布局研究

依据房价网和搜狐焦点长春地产等网络数据,借助反权重分析方法及GIS技术平台,对1991~2011年长春市新建的住宅分布格局进行分析,得出长春市住宅空间分布特征：①住宅的郊区化趋势日趋明显;②住宅沿城市主干道轴向布局和以城市绿地及水面为中心环状布局特征鲜明;③住宅价格总体上呈单中心多极核圈层分布;④价格重心相对于城市原有的几何中心南移等。同时,在对新建住宅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这种空间布局的效应：城市人口空间分布的郊区化、职住分离加剧、城市交通压力的增加以及城市商业空间的郊区化和多中心化。

基于人口学特征的犯罪者行为时空倾向——以长春市南关区为例

聚焦犯罪者视角,基于2010—2016年长春市南关区扒窃犯罪案件数据,运用logit模型揭示犯罪者人口学特征与其行为倾向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1)相近人口学特征犯罪者具有在相同特定的时间和城市区域实施犯罪行为的倾向和趋势。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是否存在前科劣迹和户籍地依次对犯罪者的行为的时间与空间倾向带来了某些特定的影响;(2)长春市南关区扒窃犯罪中,男性犯罪者具有在城市道路犯罪的地点倾向和夏季、秋季犯罪的时间倾向,女性犯罪者具有在人口热力值高犯罪的地点倾向和在10~21时犯罪的时间倾向,年长犯罪者呈现在商业、公服设施、道路犯罪的地点倾向和休息日、4~15时犯罪的时间倾向;(3)本地户籍犯罪者具有在商业、公服设施、道路犯罪的地点偏好,有前科的犯罪者有在人口热力高、10~21时犯罪的偏好。

群岛旅游地海洋旅游资源非使用价值支付意愿偏好研究——以山东庙岛群岛、浙江舟山群岛和海南三亚及其岛屿为例

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基于黄渤海区——山东庙岛群岛、东海区——浙江舟山群岛和南海区——海南三亚及其岛屿的6 426份问卷调查数据,研究了我国公众对保护海洋旅游资源非使用价值支付意愿的偏好。结果表明:①公众保护庙岛群岛海洋地质遗迹、舟山群岛海洋文化、三亚及其岛屿珊瑚礁旅游资源非使用价值的平均支付意愿分别为251元/人、359元/人、266元/人,消除样本组之间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学历、收入等人口社会特征差异,调整后的两个平均支付意愿分别为245元/人和271元/人、360元/人和353元/人、258元/人和257元/人。②公众保护庙岛群岛海滩、舟山群岛海滩、三亚及其岛屿海滩旅游资源非使用价值的平均支付意愿分别为201元/人、298元/人、250元/人,消除样本组之间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学历、收入等人口社会特征差异,调整后的两个平均支付意愿分别为205元/人和219元/人、299元/人和279元/人、257元/人和241元/人。③公众保护海洋相对稀缺型旅游资源(海洋地质遗迹、海洋文化、珊瑚礁)非使用价值比保护海洋相对充裕型旅游资源(海滩)非使用价值的平均支付意愿高。④公众保护海洋人文旅游资源(海洋文化)非使用价值比保护海洋自然旅游资源(海滩、海洋地质遗迹、珊瑚礁)非使用价值的平均支付意愿高。本文揭示了我国公众保护海洋旅游资源非使用价值的偏好,为海洋旅游资源非使用价值在我国的存在提供了实验证据,同时为在我国海洋旅游资源保护或恢复工程成本—收益分析中考虑非使用价值起到了推进作用。

旅游危机管理研究进展与展望——基于VOSviewer知识图谱分析

危机与旅游关系是当下研究热点。本文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SSCI收录的27个旅游类期刊文献,应用VOSviewer知识图谱统计工具,从文献统计特征和文献内容特征两方面系统梳理了21世纪以来旅游危机管理相关研究。结果发现:旅游危机管理研究具有事件驱动性特征,2020—2021年期刊文献分布数量显著增加;研究团队之间的合作较弱,还未形成研究规模化;高被引文献和高频关键词时间序列图谱表明,旅游危机研究主题呈现“目的地—旅游者—COVID-19”的路径演化;根据文献共现关键词聚类,可以总结相关研究内容分为微观层面的旅游者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中观层面的旅游企业危机管理研究和宏观层面的目的地旅游需求差异评估和恢复力研究。

GPN视角下华为手机生产网络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全球生产网络(GPN)作为当前全球经济地理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网络结构与演化过程已被充分讨论,然而如何在经济逆全球化和大国博弈背景下,基于典型案例揭示其网络特征和影响因素等问题仍需探究。本文选取2020年华为手机供应商数据,依据GPN2.0框架下企业行动者角色功能,深入探讨华为手机生产网络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就华为手机而言,虽然整体上技术合作和零部件制造呈现典型的全球链接特征,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同角色功能的企业行动者及其产品所处的不同价值链位置,所构建的生产网络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差异。②GPN2.0框架下的企业成本-能力比率、市场动因、金融约束以及风险环境等因素虽然对华为手机生产网络空间组织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无法完全解释现实经济中其高度复杂的网络等级结构和社群跨域特征,应与国家行动者角色、金融环境、劳工条件等进行交互补充和兼容整合,才能更加系统的解释华为手机生产网络空间组织建构的影响因素。③对于后发国家和地区而言,本土企业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实现战略耦合与区域发展需要更加契合的理论指导。本研究通过“产品价值-企业区位-城市载体”实现了与GPN侧重企业在组织上和地理上的结构特征分析的一致性,促进了城市关系由场空间向价值空间的转变,以期为GPN理论的中国本土化提供科学实践支持。

中国人口流动网络中的语言纽带效应

本文利用2019年腾讯人口迁徙与中国语言分布数据,揭示方言相似性对于中国人口流动影响的语言纽带效应,并进一步探究其时空异质性、交通方式异质性、空间距离对其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①方言相似性能够促进中国人口城际流动网络的路径形成概率与关系强度,形成了人口流动网络中的语言纽带效应。地理距离和语言距离分别可视为人口流动的显性和隐性空间成本;②语言纽带效应存在时空异质性和交通方式异质性。地区间的方言相似性每增加一个单位,在“春运”和日常阶段下,中国人口流动网络的路径形成概率分别增加47.7%、49.5%,流动强度分别增加17.1%、9.9%。语言纽带效应对于不同汉语方言区、不同交通方式的人口流动的影响存在正负与程度差异,展示出其对于中国人口流动影响的空间差异与地理含义;③语言纽带效应受到空间衰减规律的制约,并且在不同交通方式和时间段下呈现出差异性和复杂性。本文扩展了当前以经济、社会、人口学特征为主要视角的中国人口流动影响因素研究,对于揭示中国人口流动驱动机制具有科学意义,对于多民族融合的中国社会治理和文化多样性保护具有实践价值。

基于人口省际流动的中国城市网络转变中心性与控制力研究——兼论递归理论用于城市网络研究的条件性

转变中心性和控制力是近年来城市网络研究的重要方法。本文首先从网络拓扑结构角度讨论递归理论用于城市网络研究的条件性;其次,基于百度迁徙数据构建城市网络,利用复杂网络方法、改进后的转变中心性和控制力方法对城市网络进行测度。结论指出:(1)递归理论用于城市网络分析有其特定的数据结构要求,其适用于树形结构、而不适用于局部存在完整图的网络结构的测度;(2)基于人口省际流动的中国城市网络存在小世界现象,人口流动空间格局在全国和区域尺度下均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国家城市化发展战略与重要交通设施对人口流动网络产生框架性的导向作用。哈尔滨—北京—西安—成都—大理一线是关联结构与强度空间差异的明显界限。(3)转变中心性与控制力更能揭示中国城市网络节点的属性特征,和辨识资源流通对网络城市产生的不同影响与空间效应。城市网络中既包括北京、上海、重庆、广州等以高中心性高控制力为特征的典型城市,也包括武汉、太原、贵阳、福州等高中心性低控制力的枢纽城市,和兰州、银川等低中心性高控制力的门户城市。因此,转变中心性和控制力概念对加深城市复杂多样化内涵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有向加权城市网络的转变中心性与控制力测度--以中国春运人口流动网络为例

目前中国地学领域对网络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大量网络研究方法尚未得到应用的同时,许多地理现象尚未寻找到合适的抽象网络模型,不断拓展和应用有效的网络分析方法成为当务之急。在这一背景下,基于百度迁徙平台获取的春运人口流动大数据,构建中国春运人口流动的有向加权城市网络,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提出有向转变中心性与控制力测度方法,对该城市网络的节点重要性和功能进行评估和分类,分析其呈现的二维空间特征与地理空间分布特征,并与已有方法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利用有向转变中心性和控制力方法,可有效提取有向加权网络的层级结构、功能分异和非均衡性等特征,不但可区分典型城市、枢纽城市、门户城市与边缘城市等不同的城市类型,还可以识别城市的集聚与扩散特征,从而获得比无权无向网络更为丰富和具有实践意义的信息参考,是一种有效的地理网络分析方法。

中国春运人口省际流动的时空与结构特征

本文通过构建人口省际流动的关系矩阵,透视2015年中国春节期间人口省际流动的动态过程、网络特征,并对各省人口流入、流出的规模差异进行测度。研究结论如下:(1)春节前后中国各省每日人口净流入人次存在显著的规律性特征,2月13-17日和2月25日-3月1日为各省节前返乡流和节后返工流期间人口净流入、流出峰值时段,可作为基于春运研究中国人口省际流动的重要依据;(2)识别了14个人口净流入省、17个人口净流出省,净流入位序前六省和后八省分别吸纳和提供了全国9成人口的集聚与扩散。人口主要流入省的沿海绵延和主要流出省的中部"人口塌陷"共同构成了双纵格局;(3)各省流出首位流的指向特征显著,南方人口流出省的流出指向存在共性,京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人口集聚路径存在差异。(4)移动数据为发掘人口流动过程中蕴含的丰富信息提供了平台,基于节后、节前净流入值差值的方法可以有效识别中国人口流动的规模差异、属性特征。通过与以往研究对比,证实了移动数据与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研究的诸多结论相似性。

长春市大型零售设施空间可达性绩效测度

对传统的空间可达性测度模型进行改进,并引入营业面积、人口数量、消费者偏好等变量,对长春市大型零售设施进行研究,通过Arc GIS平台对零售设施的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后表明:1零售设施主要分布在城市三环路以内,在一环路传统商业区集聚程度最高;快消零售设施空间分布的向心性显著,呈单中心的集聚特征;耐消设施分布的离心化相对明显,呈双中心的集聚特征。2综合、快消设施可达性绩效高值区集中在一环内,绩效指数向外递减时存在阶梯性,南北方向递减速度高于东西方向,城市南部三环路以外绩效水平最低;耐消设施绩效高值区在空间上分散分布。3快消设施绩效低值区是近年来长春市居住空间扩散的主要区域,零售设施的空间配置严重滞后于城市的空间拓展与人口的郊区化趋势。零售设施空间可达性绩效测度是一种关联了供需双方面因素、测量零售设施服务分配到单位消费者水平的方法。

2015年我国春运人口省际流动的时空格局

文章基于百度迁徙数据构建人口流动的关系矩阵,完整刻画出2015年春运期间全国人口在东部与中西部城市间省际循环流动的空间集聚与扩散过程。主要研究结论:(1)2015年2月13日(腊月廿五)至17日(腊月廿九)和2月25日(正月初七)至3月1日(正月十一)是春节前返乡流和节后返工流两阶段人口净流入(流出)的峰值时段,两阶段各市日人口净流入人次存在正负对应的规律性特征;(2)人口省际流动的近域特征、空间依赖关系并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主导了高强度人口流动,并形成3个扇形辐射区域;(3)识别出全国94个人口流入城市和242个流出城市。在空间上,人口集聚的沿海绵延带与人口流失的中部塌陷带共同构成流入、流出城市的双纵平行格局。

长春城市广场空间结构特征与可达性研究

应用空间聚类、引力模型改进公式等空间分析方法,从宏观上对长春市城市广场空间结构特征进行研究,并分析其可达性。结果表明:1在数量上,长春市城市广场数量多,分布"北多南少、西密东疏";2在规模上,广场等级呈金字塔型,大型广场分布不均;3在类型上,长春市城市广场以交通广场居多,休闲型广场空间呈现"一核多点"式布局;4在可达性方面,城市中心地区广场可达性较高,城区西北、东北及西南部可达性值较低,中心居民享受广场服务的水平远大于城市周边居民。

中国人口省际流动重力模型的参数标定与误差估算

空间交互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地理要素关系强度的模拟,然而目前大量研究或建立在模型参数标定理想化、模式化的假设条件下,或是在暗箱中完成,由此导致模拟结果与实际的偏差却被严重低估。基于2015年中国春运期间人口省际流动的城市间O-D数据,在逐日、分市的研究精度下,实证推算人口流动重力模型变量的回归系数,探究模型代理变量影响效应的空间异质性,并评估重力模型在人口流动模拟上的误差。结果显示:(1)重力模型参数标定的复杂性体现在交互对象代理变量影响程度的非对称性,和变量回归系数的空间异质性随研究精度加深显著加剧两个方面,因此模型参数标定的模式化将导致估算结果空间差异的趋势收敛;(2)2015年春运期间中国人口省际流动距离衰减系数为1.970,在地级行政单元视角下,人口流出地距离衰减系数值域为0.712(驻马店)～7.699(乌鲁木齐),人口流入地系数值域为0.792(三亚)～8.223(乌鲁木齐);(3)应用重力模型模拟人口流动结果与实测流(百度迁徙数据)存在显著误差。就加权绝对平均误差而言,拟合总误差为85.54%,其中空间相互作用效应造成了86.09%的实测流与模拟流的最大误差,相对流出力、相对吸引力分别造成57.73%、49.34%的模型误差。因此,空间交互效应仍然是当前最难以模式化的因素。

模块化生产下中国汽车产业集群空间组织重构——以一汽-大众为例

在以模块化为代表的第三次汽车工业生产方式变革背景下,新生产方式如何影响汽车工业空间组织演化,如何基于经济地理学阐释其发生机制及剖析对特定产业集群的影响作用,成为亟需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以一汽-大众为例,基于整车制造的本土全覆盖一级供应链映射产业集群组织,探讨地方—区域尺度下模块化生产对于汽车产业集群空间组织的影响。结果显示:(1)地方式微:本地集聚程度下降。模块化生产所带来的规模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运输成本,导致大型整车集团产业转移后对东道地生产依赖的下降和零部件供应商空间集聚的降低;(2)超越地方:生产网络跨区重构。模块化生产将重组区域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反映出尺度生产和尺度重组过程对空间经济动态的重要性。长三角地区凭借制造业区域优势和完整汽车零部件产业链,以产业集群作为行动主体参与到一汽-大众全国4个城市整车厂生产网络的分工协作中,产生了"超越地方"的竞争优势;(3)规模经济效应、知识技术共享和企业组织强化共同驱动模块化生产下汽车产业集群的空间组织重构。研究有助于理解生产方式调整与制造业产业集群空间组织结构演化的互动机制,同时为以经济、制度、社会和创新为视角的产业地理研究提供有益补充。

基于犯罪模式理论的犯罪出行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以长春市南关区扒窃为例

犯罪出行是犯罪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议题,在犯罪防控、侦破等警务实践中具有突出的技术贡献。受制于研究数据的限制,中国犯罪出行实证研究较为缺乏。论文研究了2010—2016年长春市南关区扒窃犯罪出行的空间模式与影响因素,并指出:①2010—2016年长春市南关区扒窃犯罪出行平均距离为5.74 km,存在明显的空间衰减效应,空间模式为就近掠夺,在距离犯罪者居住地2 km处出现犯罪缓冲区。②南关区扒窃犯罪高发区与犯罪群体主要聚居地在空间上呈现重叠,该区域犯罪以就近掠夺的空间模式为主。③回归模型验证了犯罪者人口属性中性别、户籍地、是否就业和具有前科劣迹、涉案金额、犯罪地点所属类型对于出行距离的显著影响,其中户籍地变量为理解转型期中国大城市犯罪行为具有一定意义。

“全球—地方”视角下中国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与影响因素——一汽—大众案例

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生产组织的“全球—地方”跨域关联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探究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在“全球—地方”互动情景下跨域网络特征及地理空间表征,论文基于“全球—地方”生产关联与多尺度融合视角,利用整车制造一级供应链数据,分析以一汽—大众为代表的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全球—地方”多尺度融合为理解跨国公司构建全球生产网络的产业转移足迹提供了良好视角。德国大众公司通过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嵌入中国汽车制造业体系,生产网络结构表现出典型的“全球—地方”关联特征。(2)一汽—大众整车生产本土一级供应商数量的空间分布与中国国土开发的“T”字形战略高度吻合。供应商资本类型/技术掌控呈现出同类型空间集聚的地域组织模式,集聚程度呈现独资≈合资>内资的差异性特征。(3)一汽—大众通过整车厂生产转移和跨区域供应链采购,生产组织形成了以整车厂所在城市为核心、受地理边界制约的跨区域集群网络结构。(4)地理时空约束、区位优势与集聚效应、模块化生产为代表的技术革新、跨国集团的企业战略与外资俱乐部策略,共同影响了一汽—大众汽车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结构。论文通过典型案例研究,为理解“全球—地方”多尺度下中国关键性产业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提供了理论与现实依据。

长春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持续年份住宅数据、利用空间热点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2011年以来长春市住宅价格分布的空间分异现象和住宅价格影响因素分布的空间异质性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近年来长春市住宅小区存在向内填充与向外扩散并进,圈层扩展和扇形放射融合的演化趋势,其中西南—东南扇面是居住空间扩展的主要方向;(2)2011年以来长春市住宅价格呈现出以南部为指向的扇面增长的空间特征,高价住宅街区由点状分布到片状扩散。通过半变异函数和冷热点聚类分析方法指出,长春市住宅空间的南北分异现象显著,住宅价格的低值与高值聚类以铁路为界线存在显著的空间隔离;(3)就POI数量而言,住宅小区周边银行保险、医疗、住宿、休闲娱乐数量对住宅价格产生较强影响,同时以上因素作用效应的空间差异性同样显著。

中国人口流动管控应对COVID-19疫情效应评估

中国政府通过历史罕见的人口流动管控遏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爆发。人口流动管控措施对于疫情防控起到何种作用?又如何影响中国人口流动和短期分布的地理特征?本文通过SEIR病毒传播动力学模型评估管控措施的有效性,利用移动定位数据追踪中国人口流动时空变化,以回顾COVID-19重大疫情人口流动管控的正负效应:(1)人口流动管控使COVID-19疫情日新增感染曲线显著平稳化,成为中国应对COVID-19疫情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非药物干预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流动管控使中国日新增感染者波峰日推迟1.9倍到达,当日感染人数下降63.4%。在选取的5个省份、5个湖北省城市、6个湖北外城市中,波峰日分别推迟1.4~8倍、5.6~16.7倍和2.3~7.2倍到达,当日感染人数分别下降56.9%~85.5%、62.2%~89.2%和67.1%~86.2%。因此,人口流动管控为疫情防控准备争取了宝贵的缓冲时间,极大降低了疫情集中爆发对于医疗设施的冲击;(2)人口流动管控限制人口地级流动。2020年1—4月中国人口地级行政区划之间流动强度较2019年同期日均下降40.18%,其中,2020年"春运"节后返工流(1月25日—2月18日)平均下降66.4%,对社会运行与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3)人口流动管控与人们对于疫情的恐惧导致2020年中国农历春节的返乡流受到显著影响,并短期改变中国人口时空分布的动态趋势。本文有助于理解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下政府人口流动管控策略及其对人口流动与分布地理特征的影响。

劳动力视角下跨国公司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战略耦合机制——以富士康郑州投资为例

全球生产网络(GPNs)非常重视跨国公司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的战略耦合模式及影响机制,然而以往研究相对聚焦于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企业,着重探讨产业联系、技术外溢、社会网络等要素的影响,而对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跨国企业并未给予足够关注。本研究以郑州富士康为案例,融合劳工地理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视角,基于2017—2021年对郑州富士康的追踪调研,研究发现:(1)在全球网络动力与本土地域动力相互联动的作用下,地方区位优势和企业空间粘性虽然发生了显著变化,并初步呈现出互惠式耦合特征,但郑州富士康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的战略耦合模式仍以依附式为主。(2)劳动力视角下跨国公司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的战略耦合形成机制主要受制于公司属性特征与员工雇佣方式(包括企业性质、用工模式、工资福利等)、区域人口红利与劳动力供应格局、政府中介政策与劳动力行为选择等因素。(3)促进劳动密集型跨国公司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的战略耦合,维持劳动力市场弹性和激励跨国公司扩大投资并促进生产网络区域化应作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战略制定和政策实施的两个基本维度。研究成果不仅可以有效弥补跨国公司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战略耦合对劳动力作用的忽视,而且通过典型案例可以为劳动密集型跨国公司与区域发展的战略耦合关系提供实证经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