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2020)

第一部分企业家犯罪概况一、企业家犯罪的规模与结构在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上传的刑事判决案例中,共检索出企业家犯罪案例2635件,企业家犯罪3278次。在3278次企业家犯罪中,性质明确的3265次。其中,国有企业家犯罪数为234次,约占企业家犯罪总数的7.14%;民营企业家犯罪数为3011次,约占企业家犯罪总数的91.85%;外商及港澳台企业家犯罪数为20次,约占企业家犯罪总数的0.61%。

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2014-2018)

第一部分企业家犯罪概况一、企业家犯罪的总体数量与结构(一) 2018年企业家犯罪的总体数量与结构在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的上传的刑事判决案例中,共检索出企业家犯罪案例2222件,企业家犯罪2889次。其中,国有企业家犯罪数为330次,约占企业家犯罪总数的11. 42%,民营企业家犯罪数为2559 次,约占企业家犯罪总数的88. 58%。

论枫桥经验的犯罪合作治理意蕴

枫桥经验中蕴含的合作预防、对话型司法等理念深刻影响着中国犯罪学的发展向度。相较于传统的国家惩罚本位主义,枫桥经验注重发挥多种主体的协作优势,并融合法治与德治要素,引领着犯罪合作预防之模式;相较于传统的国家刚性司法面孔,枫桥经验强调乡贤治理与定纷止争,并早已暗合了认罪认罚从宽的对话型司法理念,国家机关不再是纯粹的惩罚主体,而是以沟通的姿态参与犯罪共治的合作格局。在社区矫正方面,通过社会控制理论和标签理论,枫桥经验的合作治理范式得以进一步揭示。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特征、成因与治理——以2017年569份判决书为考察样本

以569份判决书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现侵害法益的多样化、受害群体从地毯式到精准式演变、作案手段集团化与专业化等新型特征;从社会学、法律经济学及犯罪心理学等角度深入剖析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的原因,认为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应当致力于源头治理,及时切断犯罪传播媒介,同时注重电信运营商、银行、企业与公安部门的合作。

P2P网贷平台资金池的刑法理性规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时俱进解释之提倡

当下共享经济方兴未艾,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极其容易阻碍P2P网贷平台合理筹集资金。晚近以来的金融政策日趋宽松,对"公众"的认定不应继续陷入"亲友"标准之窠臼,美国的"安全港"制度对此罪对象的界定颇有启发意义。贯彻金融交易本位主义是现代共享经济的必然要求,其基点是建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时尊重私法自治,在刑事司法解释实践中与时俱进,借贷活动的民间或官方主体不得成为实施不同法律处遇的根据。

青少年涉黑犯罪成因缕析与预防路径——以87份判决书为考察样本

青少年涉黑犯罪的事实特征与法律特征有赖于结合相应判决书样本作出实证分析,差异交往理论可以用于解释青少年之间的盲目模仿,结构紧张理论用于解构当今社会中无限的欲望与有限的满足之间的矛盾,社会控制理论则旨在阐明青少年群体对于学校与家庭的情感依附、身心投入、活动参与以及对法律和道德的信仰。鉴于此,预防青少年涉黑犯罪需要立足于司法预防、社会预防与情境预防的有机结合。

系统论下刑事合规的作用机理

系统论具有整合、适应与手段三要素,与之契合的分别是国家赋予企业刑事化的合规义务、企业在经营管理中遵守《刑法》法定犯罪名的引证罪状之规范、国家对企业在程序法和实体法两个维度的刑事法激励,这是刑事合规的三个要素内容。在风险社会语境下,应容许企业在适度范围内创设风险,给予企业通过证明自身合规制度、内控体系的完备来换取宽宥处罚的空间。对企业而言,通过被允许的风险与风险降低、保证人义务与结果回避义务、信赖原则与管理过失责任等刑法理论发挥阻却不法和有责的功能,刑事合规是企业面临刑事追诉时的积极抗辩事由;对国家而言,刑事合规通过促进企业治理的模式转型,实现国家引导企业自主预防犯罪。就路径的具体建构而言,在程序法维度,检察机关要主动调查企业实际状况,评估刑事司法程序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同时积极开展释法说理,利用检察建议等形式督促企业完善合规制度,开展合规培训,努力完善公司的结构性治理,在企业认罪认罚后,检察机关可作出不起诉或缓起诉决定;在实体法维度,法院在审判阶段对企业进行量刑时,应酌情予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从应然角度来看,这种酌定量刑情节应当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总之,刑事合规是通过法治为优化营商环境保驾护航,旨在将刑事手段对企业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理念在刑事法领域纵深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契机。

被害人教义学:源流、根基与本土化——以“拙劣骗术型”诈骗罪为中心

司法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拙劣骗术型"诈骗罪在我国刑事法领域难以展开精细化分析,故有必要在比较法的视野中取他山之石。而滥觞于德国刑法学的被害人教义学理论不能盲目移植至我国,被害人的刑事保护可能性与应受保护性判断必须时刻恪守中国本土的国民标准。宪政学上的刑法辅助性原则、法哲学上的刑法家长主义与社会学上的达尔文主义能够为我们深刻透析这一理论的正当性根基。被害人的轻信不可以实现对不法层面的阻却,仅能够成为酌定量刑情节,对弱者的关怀与庇护应当贯穿于刑事一体化的始终。

中国企业家腐败犯罪报告(2014-2018)

腐败犯罪一向被认为是公权力领域的问题,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研究成为被忽视的领域。基于拓展腐败犯罪研究的视野、推动公共领域与非公领域反腐败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本报告基于2014—2018年五个统计年度的企业家腐败犯罪案例统计分析,揭示了国有企业家、民营企业家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腐败犯罪的数量规模、身份特征、罪种结构、罪名结构、地域分布、高发环节、腐败犯罪潜伏期以及刑罚适用等重要特征,以此为准把握企业家腐败犯罪的现状和变化趋势,剖析企业家腐败犯罪的原因,检视现行反腐败政策,为完善反腐败立法和促进反腐败理论研究提供基本的事实参考与方向引导。

企业犯罪治理的本土向度:量刑精细化--刑事合规语境下的考察

与自然人犯罪相比,企业犯罪更有必要也适合实施精细化量刑,这是由企业的组织特征、“轻轻重重”量刑激励模式、企业犯罪的自由裁量空间较小等因素共同决定。我国各级司法机关已经进行了量刑精细化探索,并逐渐扩展到单位犯罪尤其是企业犯罪领域,美国《量刑指南》在此方面有着成熟的借鉴意义。在刑事合规语境下,量刑精细化的路径建构需要从教义学和立法论两个层面出发。

民营企业家犯罪的生成机制与治理

对民营企业保护失衡的立法反应,表面化、泛刑化和强制措施扩张化的司法反应,以及负面舆论评价的非正式社会反应,共同作用着民营企业家的犯罪生成。犯罪现象的背后是刑法规范设立和适用的失调,规范失调的背后成因则可用社会控制理论、标签理论加以揭示。除了确立对民营企业家同等保护的刑事政策外,还应引入刑事合规制度,释放刑法的预防性保护功能,激励企业参与到预防犯罪的合作模式中。

民营企业家刑事风险:双元归因与综合治理——在紧张理论框架之下

运用西方犯罪学理论可以解构我国民营企业家刑事风险问题:国家层面的制度供给不足,可能导致民营企业家获取财富的道路面临壁垒;企业层面的合规文化缺失,可能导致民营企业家实施越轨的经营行为,二者所产生的紧张社会结构共同导致失范现象。对我国刑事政策、刑事立法与司法、企业合规等方面的问题需要进行认真反思,从而形成国家保障与企业自治有机结合的双元共治模式。

新时代“枫桥经验”理论之嬗变--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有益经验,“枫桥经验”与公民社会理论相契合。在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视域下,“枫桥经验”治理范式的变迁是一个螺旋式上升过程,集中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揭示了地方性经验在矛盾分析法中的辩证思维。伴随着进化理性主义到建构理性主义、精英话语到大众话语的法理根基嬗变,可提炼出“枫桥理论”的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治理路径三大要素。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语境下,“枫桥理论”蕴藏着多元主体合作共治之理念。

非法经营罪外延的解释权追问:模式、误区与路径——基于《刑法》第96条“国家规定”之展开

分析非法经营罪的堵截性条款(即《刑法》225条第4项),"违反国家规定"是其构成要件的首要要素。《刑法》第96条将"国家规定"的解释主体限缩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这对非法经营行为外延的漶漫认定有着"紧箍咒"式的功效,更对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恣意发动大有裨益。然而,晚近以来的若干部司法解释却逾越了上述限定,不断扩大非法经营罪的处罚范围,最高法在2011年的司法解释中更是有自我赋予"国家规定"解释权之虞,这种司法权对立法权公然僭越的现象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从角力到共生:民族习惯法阻却刑事违法性的正当根据

罪刑法定主义并不必然排斥习惯法的适用,习惯法在某种程度上甚或是对成文法的有效补充与救济。以往的学术研究多停留在上述结论的表层而缺乏进一步论证,而刑法之下的哲学维度更能深刻阐释习惯法阻却刑事违法性的正当性根据。从韦伯到哈耶克,从哈贝马斯到福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专业话语与民众话语等理论框架下透析习惯法背后的价值蕴含,充分发掘并释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0条的理论空间与实践价值。作为一种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习惯法这一知识形态遭遇放逐的命运阴影亦无法遮蔽其在民族自治地方曾经或者正在绽放着的不朽光芒。

墨家刑事法思想解读——在西方启蒙主义坐标系之上

墨家的刑事法思想是中国法律思想史皇冠上的一颗外观相对暗淡但内核极其丰富的明珠。条分缕析而言,墨家著作中已经隐约蕴含了犯罪形成之原因、违法性判断之依据、犯罪认定之标尺、刑事处罚之目的等现代刑法的价值构造;除此以外,罪刑法定主义、人人平等、自助行为正当化等理念在《墨经》中亦可初见端倪。以上思想往往被认为滥觞于欧洲民主启蒙时代,故本文对墨家的思想光芒与刑事古典学派、刑事实证学派等进行比较范式的解读。

大学生恶性犯罪的成因与纾解——以社会控制理论为视角

近年来,大学生恶性犯罪的态势不容忽视,社会控制理论可以更为科学系统地解析这一问题,情感依附要素要求家庭与学校应注重大学生对传统社会的感情纽带,投入要素和参与要素意味着需引导高校学生积极参加各类有益活动,信念要素则要求培育法治观念与道德情操,这四大要素彼此关联且有机互补。在此基础上的解决路径应着力于社会参与、家庭依附与文化模仿方面。

企业涉疫情犯罪的合作治理:范式变迁、法理逻辑与实践进路

作为疫情期间主要的犯罪类型之一,企业犯罪的有效治理需要以合作范式为主导。人类社会结构已经从单中心过渡为多元主义,在此背景下,涉疫情企业犯罪的成因可以用社会失范理论加以揭示,纾困这种失范现象则有赖于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治理模式转换。就合作治理的具体建构而言,刑事政策应和其他社会政策分位阶、分阶段地作用于涉疫情企业犯罪的治理。作为公共部门的政府和司法机关,亦应从外部和内部两个维度,联合民营企业共同优化营商环境。司法机关主导同被追诉企业积极开展合作型司法,拓展认罪认罚从宽的实践适用空间。

藏区“赔命价”习惯法契合制定法的新进路——在刑事一体化视阈之下

"赔命价"制度源远流长并且有着强大的社会影响力,这种深入民心的习惯法通过融入当地民众的血脉与日常生活而收到更佳的社会治理效果。绝对的罪刑法定主义常常阻塞习惯法在民族自治地区的具体展开,而刑事一体化格局的分析进路能够使"赔命价"习惯法契合慎用死刑的刑事政策,实体法维度的"社会相当性"理论和程序法维度的附条件不起诉与刑事和解制度则能够为习惯法融入刑事制定法开辟全新的理论空间与实践路径。

论刑事合规的刑罚哲学根据

企业承担刑事责任的法理根据不能墨守传统自然人犯罪的意志中心主义,而应当秉持单位文化责任论。对企业配置重刑的法理不在于报应主义或预防主义,而在于发挥巨额罚金刑对企业犯罪的威慑效力,并辅之以较大的刑罚优惠空间,构造"轻轻重重"的法定刑配置模式。对于合规企业减让刑罚的法理,需以社会契约论廓清国家刑罚权的来源,刑罚减让机制不但能有效抑制企业致罪因素,更有助于激励企业参与到"国家-企业"犯罪合作治理的格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