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抒情”到“叙述”——“九十年代诗歌”表意的可能及困境

从"抒情"到"叙述",作为"九十年代诗歌"的一个标志性转型,触及到诗歌观念变革中的重要因素,即诗歌如何处理叙述和表意的关系。语词的叙述替代完整的抒情,并非完全放弃表意的冲动,是在词语写作的基础上对事物纹理的揭示,是对人们生存世相的关注,更是对复杂难缠的现代经验的艰难表达。"九十年代诗歌"如何处理叙述与抒情的关系是我们真正思考词语写作可能性的关键所在,也正是其困境所在。

“九十年代诗歌”研究现状、空间与可能性

"九十年代诗歌"批评提出的必要性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九十年代诗歌"批评,在走过与朦胧诗、第三代诗的对比研究之后,开始寻求自身发展的合理性。新世纪以来的诗歌批评依然不断地回到"九十年代"当中去,但反复并不意味着重复,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诗研究的后现代主义趋势,我们在众多复杂的诗学论争研究和诗艺问题研究基础上,对这一时段的诗歌研究做语言学层面的进一步深化和梳理,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普遍存在但又难以说明的言说方式存在诡秘的转变,因此深化带有明显语言学特征的"九十年代诗歌"批评很有必要。

对话的“失败”与独白的不可能——细读卞之琳的《断章》与余光中的《连环》

以卞之琳的《断章》和余光中的《连环》为例,从诗歌语言出发,摈弃"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批评传统,对现代诗歌语言的内部空间和内在潜意识层面的情感结构转换以及现代性审美空间等方面进行了"发现"式的阐释。

论《憩园》的修辞性叙事

"叙事作为修辞"是在"后经典叙事学"的语境下对叙事给予修辞性的解读,是通过小说的叙述结构、视角、时间、距离、声音等问题的指涉来理解叙事在叙述者、文本现象、读者反应之间的协同作用。巴金的中篇小说《憩园》,以小说中的人物"老黎"为主要叙述者,以"憩园"新旧主人姚家和杨家为叙述对象,通过多个次要叙述者的设立、多重叙述视角的切入、叙述空间和时间上的延展以及"抒情性"叙事策略的展开,使叙述声音呈现出"复调"特征,建立起三个叙事层面、多重对立的情感模式。

郁达夫小说的情欲书写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其独特的"个人化写作"的作家,他对日俄小说的广泛涉猎、过人的文学感受力和细腻敏感的精神气质,通过对自我欲望的真诚袒露,触及了人类隐秘的情欲体验,并赋予这种体验以弱国子民的社会身份认同和两性之间的性别认同。不管是从题材还是从叙述层面上来看,郁达夫小说中的情欲书写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别具一格,在整个中国情爱书写传统中更是一大突破。

《黑骏马》中的牧歌情结与罪感文化

张承志的《黑骏马》在牧歌式的回忆中展现了悠久深沉的草原爱情叙事,在现实沉重的心灵法庭中表达"我"对奶奶、对索米娅的精神赎罪。张承志在对草原牧歌式爱情的浪漫重返之中试图寻找失落的家园;在宗教式的忏悔中揭示了小说人物悲剧的内在情感差异和价值错位,显示出知识分子永恒的、无处还乡的精神困境。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爱情想象和爱情之谜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爱情故事包含着作为欲望主体男女的种种爱情想象,在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游戏中,语言一直充当着接近爱情真相又背离其真相的角色,交流成为传递爱情的途径同时也造成主体的异化。佟振保、王娇蕊二人爱情的破裂既有世俗的因素,更多的是欲望主体不同的爱情选择和爱情想象所带来的倒错,其背后的真相是男女在爱情中处境的不同,两性关系中女人的特殊困境,以及两性理解的不可能性等等。

理论高蹈与治史的眼光——试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

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以"现代性""历史化"等后现代理论作为基础,以过人的治史眼光和细致的文本分析给予"当代文学"命名的合法性以及文学史叙述的多种可能性。与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有所不同的是,陈晓明的研究虽然重视"论从史出",但他更重视历史的叙述需要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作指导以及治史者过人的眼光和带有个体性体验的文本解读,作为其产物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由此呈现出理论的巨大解释力和方法论上的实用性,解决了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中诸多二元对立的难题,为当代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