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民俗节日中的养生思想

唐代从官方到民间都十分注重养生保健,其民俗节日融制度化、人性化、全民化于一体,并逐渐剥离迷信色彩转变成佳节良辰,是社会文化和生活观念的缩影。通过搜寻阅读各类文献资料,梳理节日中有益身心的民俗活动,提炼唐代民俗节日的养生方式,发现“合同于道”的养生思想贯穿其中,体现了道学与医学的巧妙融合,规范着唐代节日中的生活秩序,内化为整个社会的时代追求。

中晚唐茶、诗关系发微

中唐以后出现的好茶风尚 ,对中晚唐变革盛唐诗歌进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内敛产生了深刻影响 ,正如嗜酒风尚之与奔腾的盛唐诗格的形成一样。茶的“清新”与中晚唐诗歌的“变新”,在趋新尚异的时代精神中 ,在文人与僧道的共同努力下走向融合 ,使得中晚唐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以“清省”、“清寒”为主要特征的审美趣味。因此 ,当我们以好茶风尚为视角研究中晚唐诗歌的时候 ,不仅可以看到它与盛唐不同的风貌 ,而且可以看到尚理主意的宋诗的直接源头。

四辨《人间词话》之论李煜词

王国维是中国传统词学向现代词学转型的先驱,《人间词话》是他反思传统词学的结晶。其中,论李煜词是其"境界说"的重要支撑点。在这里,王国维试图寻求中西学术思想的契合点与平衡点,谈论李煜词的总体风格、创作动力及其贡献。可是,学术界对他融注吸纳西学的程度没有客观、适当地考量,他仍用传统简约未畅、点到为止的叙述方式加以评点,缺少西方美学中逻辑推理、精密思辨的论证结构。虽闪耀着创造性的火花,却往往存在着某些不可回避的矛盾。

妙慧:空寂与贞定体验的指归——王维诗歌松石意象发微

王维诗中的“松石”意象深受佛、道典藏譬喻、暗示的影响,常常与“水月”、“流泉”、“飞鸟”等喻示“无常”、”无我”、“寂灭”的意象对用,象征着一种与之抗衡的静止的贞定的力量,是诗人契道的心灵语言。这种贞定妙境的获取,经历了由喧嚣到空寂,再由空寂到贞定的宗教、审美体验过程,是经验此美感的主体生命所经历的抽象钵验之呈现,这个抽象体验即牟宗三论审美品鉴时所谓的“妙慧”。

朝鲜李朝正宗李祘所纂中国文献类考

中国传统文化对东亚影响甚巨,古朝鲜李朝正宗李祘便是接受此影响,又以国主之尊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好例。李祘对中国经史子集都有研究,于朱熹之学用力最勤,著述颇丰。朱熹的哲学、文学思想对于朝鲜中、后期的政坛与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与正宗的学术努力分不开的。正宗还亲自编选了《杜陆千选》、《(杜陆)二家全律》,又命文院编《杜律分韵》,命弘文馆编《杜陆律分韵》,于研究杜甫、陆游诗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正宗以其接受、传播中国文化的实绩,证明自己是"拿来主义"的高手。

发掘自己的灵魂——长吉诗理阐释

李贺其人其诗是诗歌史上的一个特殊存在,它表现的是诗人建功立业的渴望、报国无门的苦闷与不甘心的奋争,其结果是愿望和追求终归一梦。因此,王孙的身份与潦倒一生的现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他只能在艳羡与描写人间豪奢的同时,把期盼寄托给了上帝,这正是一个天才诗人的自叙传,即被残酷现实扭曲了的灵魂的自我发掘。因而,美感与道德相悖,妍丽与可怖并存,美与丑对出,构成了长吉诗理的审美内核。

“饮中八仙”的演化与李白为“翰林供奉”的时间问题

考索现存资料,知盛唐"饮中八仙"有两说:一无裴周南,一有裴周南,迄今仍没有为大家认同的解释。实际上,"饮中八仙"本来就不很固定,是盛唐俗传的结果,而人们乐道的长安会饮是不太可能的,李白开元、天宝间两入长安的史实也为"饮中八仙"的演化增一佐证。同时,"翰林供奉"与"翰林学士"分野于开元二十六年,及此年前后李白仍在长安为"翰林供奉"的史实表明:开元间李白确实到过长安,寓居时间在十年左右。准此,李白这段时间的作品就需要重新编年、重新研究,《新唐书.李白传》也需要修正。

《宋本杜工部集》版本源流考辨

《宋本杜工部集》是后来所刊行的各种杜集的祖本。可是它驳杂异常,是多个版本的合成体。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王洙搜集整理编辑成《杜工部集》二十卷,然未见刊行。嘉祐四年(1059),王琪覆刻王洙编定原本十五卷。嘉祐原刻本亦不见存,存者仅为绍兴初翻刻的二王本。南宋初年定型的吴若本,是合校二王本与二王本没有使用过的数种杜集而成的,其阙失部分又由毛扆补钞、张元济补足。嘉祐和绍兴是两个关键时间点,从未全避仁宗讳"禎"字看,其间掺入了嘉祐(即二王本)前后其他行世杜集的成分;从未全避高宗讳"構"字观之,又掺入了绍兴(即吴若本)前后其他杜集的成分,而问题出在毛钞本上。

我于古文学,特爱少陵诗——山东大学杜甫研究学统的变迁

杜甫研究是唐代文学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镇,在这座重镇中,山东大学占据显赫的制高点。其悠久而优良的杜甫研究学统,大致经历了闻一多、萧涤非、挑战与机遇并存三个时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同时代其他学者及其研究成果相比,闻一多时期呈现出以下特点:眼光的犀利与立说的新颖、人格与风格相通、文学与良心兼备、杜诗学的平民化与新诗的拓荒者。萧涤非时期具有这样的特点:一、高屋建瓴,规模宏大;二、以专代博,深入挖掘;三、尚古友今,追求真理;四、开宗立派,继往开来。挑战与机遇并存期,主要解决"杜诗学史"的撰写、"杜集序跋整理、研究"、"百年杜甫研究之平议与反思"等资料与理论的综合研究问题,并大胆前瞻了一系列杜甫研究走向问题。总结过去,以利开拓未来。

平民灵魂历史的提炼与浓缩——读萧涤非先生《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

萧先生立足于汉魏六朝人的生活,以文学史家之敏锐眼光,熔史识、文学于一炉,动态地多方位地挖掘了汉魏六朝人的灵魂。就其对民间乐府的重视及挖掘之深而言,堪为汉魏六朝平民灵魂的历史。这首先表现在以研究实绩为民间乐府正名,其次是以作品本事与背景的阐发、作品产生年代和本事的考订、词语典故的解析、诗源之辨体及作品艺术特色分析等多种方法,剖析并总结了汉魏六朝民间乐府的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既为我们留下了一部成就卓越的分体文学史著作,又为后人留下了一部优秀的文学批评史专著。

杜甫人格论——以“五伦”关系为中心

儒家人伦思想以博爱为基干。君子之道始于夫妻之爱,杜甫的夫妻之爱至为深淳;继而产生父子之爱,杜甫的父子之爱最是慈孝;推广夫妇、父子之爱,杜甫对弟妹的爱终身不衰;推广家庭骨肉手足之爱,杜甫对君主的忠爱发自真性情,醇恳诚挚。他以狂热而坚韧的生命力与爱心,塑成了千古不朽的仁者风范、君子人格。这是儒家精神似现实而极超越的结果,近乎“尽善尽美”。

风俗画卷与时代精神──杜甫节令诗论析(上)

郑板桥总论杜甫诗集的命题时说：“作诗非难，命题为难。题高则诗高……少陵诗绝千古，自不必言，即其命题，已早据百尺楼上美。”《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五书》仇兆鳌、黄生等人更看出了杜甫节令诗的特，点：诗题中标有日月的大都叙节候，不仅善于记事，而且善于记历。这是我们对其节令诗感兴趣并试图论析一番的始发点，其内涵又极为丰厚，因此拟用两文加以论析：一、风俗画卷与时代精神；二、情圣的嗟叹与稷契之志。

李白《临路歌》探骊

李白《临路歌》是一首奇诗,其内容、形式都与孔子的"临终歌"有一定的联系,所谓渊源自有。两歌均以比兴手法,表现自己病危之前的不甘心与无奈。如果说孔子的"临终歌"是一位哲人的挽歌,一位"自然哲人"的悲歌,一位"肉体凡人"的悲歌;那么,李白的《临路歌》则是人生的总结,是自撰的墓志铭:慨叹自己游仙或从政或隐逸的失败,主旨就是孔儒与仙道、隐逸与出仕的矛盾。斗争的结果是:孔儒战胜了仙道(亦隐含着佛释),隐逸与出仕都彻底失败了。李白在临终之前引孔子为知音、以孔子思想为旨归的表白是较可信的,则孔子之"泣麟"与李白之"悲鹏"出于同一机杼:生不逢时,壮志难酬,字里行间昭示着悲壮之美,其悲壮不亚于一首英雄史诗。

在功名与学术之间——李唐士子习业山林寺观之文化解读

唐代士阶层的自觉是多方位的,其涉及面之广、影响之显著者,无过于士人习业于山林寺院之风尚。士子习业于山林寺观以应对科举考试为主要目的,涵容学术、政治、道德等多重意义。从功利与学术的关系看,科举使学术功利化,功利是学术的敌人;科举背后有学术,功利性后面有相对的知识独立性。

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作地系年考辨

《咏怀古迹五首》是杜甫的名篇,可是其作时作地问题至今尚存争议。传统以为,组诗作于大历元年(766)或二年(767)的夔州,至今仍为多数学者袭用。这样一来,除其四、其五分咏先主祠、武侯庙没有问题,其余三首都是预想之词,理解起来总有些"隔"。其症结是:杜甫身在夔州,庾信宅、宋玉宅、昭君村等,何得而咏之?传统的惯例是先游历,后歌咏之——从游历角度看,组诗是纪行诗(从根本说是咏怀诗)。因而,可以断定组诗非作于一时一地,时间跨度大概是永泰二年(766)暮春至大历三年(768)春末,地点是从夔州经归州到江陵,最终定稿于江陵;如果非得将组诗定于一时之手笔的话,那应是大历三年(768)。这对诠释杜甫本次悲壮行旅意义非常:纠考历史积累之讹误,还杜诗之本来面目。

20世纪杜甫研究述评

2 0世纪中国大陆的杜甫研究深受新旧文化、东西文化交互撞击及多次政治思潮的影响 ,以 1 949年、1 976年为界呈现出三个时期 ,依次表现出剥去封建时代加给他的“圣化”的外衣、只把他作为普通诗人来研究 ,将他视为时代的代言人 ;被送以“人民诗人”的桂冠与将“扬李抑杜”推到惊世骇俗地步的大转折 ;正本清源后全方位的中兴、总结及努力建构杜诗学史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