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殖民时期的东方主义——《与狼共舞》电影文本分析

电影《与狼共舞》,多元化地展现文化、历史、种族与和平的复杂主题,是将写实主义风格与浪漫主义情调融为一体的伟大史诗,世界电影史上一部永垂不朽的西部传奇。笔者试从《与狼共舞》电影文本分析新殖民时期的东方主义。

从语言符号的象似性看中国手语

本文基于认知语言学里象似性理论的角度分析象似性在中国手语中的表现情况,从而总结出中国手语的七种象似手段:直接表达所指,数字表达所指,形状表达所指,动作表达所指,尺寸表达所指,部分代整体表达所指和借喻、转喻表达所指。

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死亡艺术

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之后,"死亡",像是一门艺术一样在西方文学中有了全新的含义,如何将人从在死中救赎出来,成了西方文学探讨的一个恒久主题。《罪与罚》是一部卓越的社会心理小说,它的发表标志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风格的成熟。在本文中,笔者试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对平凡的悲剧人物之死的塑造上探讨其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独特的死亡艺术。

培养抑或使用:身份定位对博士后职业发展能力的影响——基于2020年Nature全球博士后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教师”与“学生”间的过渡身份定位,使“培养”与“使用”成为影响博士后个体成长与职业发展的重要过程性因素。研究采用2020年Nature全球博士后调查数据(N=7252),探讨身份定位对博士后职业发展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我国(不含港澳台地区)博士后整体属于“低培养—高使用”的身份定位模式,且职业发展能力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第二,“培养”是影响博士后职业发展能力的内核因素,“使用”的限度决定其效用的发挥,“重使用轻培养”将不利于内隐性职业兴趣和自我效能感的长效发展;第三,女性、文科与工科、本土、具有非学术职业意向的博士后对职业发展能力的评价相对负面。鉴于此,研究认为应重申“培养”在博士后身份定位中的价值、在考核评价中秉承适度“使用”的制度取向、建立结构化和针对性的博士后职业支持与培养体系,为博士后的个体成长与职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与制度空间。

加速时代、时间规训与博士生学术异化--基于罗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分析框架

博士生教育正被裹挟于“加速时代”的浪潮中,以“速度”为衡量刻度的“时间”成为一种规训博士生学术活动的工具。文章基于罗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分析框架,指出追求效率最大化的经济引擎、复杂性时间化的结构引擎、唾弃时间浪费的文化引擎,驱动着博士生的学术活动呈现出加速样态。由加速带来的时间规训力量,藉由各种培养制度塑造秩序、加强规范的同时,亦用各种量化、细碎的指标支配和影响着博士生的学术行为,使其呈现出与学术场域、学术成果、学术行为、学术时间和自我关系的五重异化特征。博士生复归学术本真,关键不在于强调外在强制和功利诱导,而在于他们作为主体如何寻求学术支持、重塑学术精神、确证知识价值,以建构与人际世界、永恒世界、物质世界的共鸣关系,成为掌握学术主动权的“时间主人”。

专业人才培养视角下的高等教育学危机的破解进路

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危机”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话题。但学者们普遍忧虑的“学科建制危机”并非完全出于一种事实判断,学科更深层次的危机指向了内在学术品性缺失与外在现实功用不彰。事实上,部分学者对学科发展方向已有清醒认识和基本判断,关键在于如何下沉至专业人才培养环节以凝聚学科共识、储备学科力量。因此,基于专业人才培养的新视角审视学科危机问题,既是通过高质量的人才输送以助推学科发展,也是将学科建设的探索成果予以贯彻落实,因此本质上属于一种“底层突破”路线和“系统联结”策略。针对学科危机中的诸多症结,在专业人才培养中需树立学科信仰,凝聚学科发展的文化认同;打造核心课程,夯实学科发展的知识根基;突破学科壁垒,促进学科发展的视野融合;严格方法训练,提升学科发展的学术品质;强化实践体验,彰显学科发展的现实功用,从而为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重审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基于历史演进与域外比较的分析视角

我国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正处于左右摇摆、模糊不定的十字路口,这是各高校人才培养实践的关键制约,亦为学界争论不休、难达共识的重要议题。基于历史演进与域外比较的双重视野发现: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在西方需求导向下逐步明晰,如美国和英国分别通过完整大学体系和多科技术学院主导,使应用型人才呈现出分层分类的多样化培养特征;而我国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历史积淀较短,且往往受到研究型大学精英教育传统的路径形塑,导致人们对如何定位应用型人才长期缺乏明确认识。结合历史经验与域外借鉴,我国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定位可作如下重释:第一,应用型人才是与学术型人才地位平等且相互联系的人才类型;第二,应用型人才是分层分类且可相互转化的光谱体系;第三,应用型人才的能力特质兼具专业性与通用性;第四,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因办学定位不同而存在差异。通过这一重新定位,有助于各高校明晰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的价值遵循和一般规律,真正建构出以我为主、特色鲜明、世界一流的应用型高等教育体系。

重审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模式、趋势与争议

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兴起源于社会各界的问责,这是招生规模扩张、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和新管理主义共同作用的结果。长期以来,全球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主要存在两种典型模式:一种是基于产品质量观、注重知识创新、秉持学徒制培养的德国模式;另一种是基于过程质量观、注重能力训练、秉持结构化培养的美国模式,其他国家则介于两大模式之间。近年来,随着德国模式的知识创新原创性标准逐渐遭受质疑,美国模式的人才培养高效率优势开始受到青睐,由此各国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普遍朝着过程质量观转向。然而,我国博士生教育起步较晚、学术积淀不够且质量保障体系不健全,贸然模仿强调实利功用、面向多元需求的美国模式,可能会导致质量的进一步滑坡。为此,我国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的未来进路应是:在重塑学术导向的基础上,再去强调满足与适应社会需求,依此摸索与构建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评价模式。

高等教育学“理实融通”的源流与进路:以潘懋元与朱九思为考察中心

我国“土生土长”的高等教育学科,40年来始终面临“发展性危机”与“建制性危机”的拷问。在建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背景下,回溯与重温第一代学科创始人的思想与事迹,可昭示处于“不惑之年”的高等教育学发展进路的可能性与可为性。潘懋元先生与朱九思先生分别代表了高等教育学诞生之初的“理论源流”与“实践源流”:前者积极推动高等教育学科的专业建制设立、学科人才规训与理论建构发展,后者致力于提倡院校研究落地、创设理论指导实践的试验田、以实践成效确证学科合法性;而两位先生围绕“理”与“实”的交融与互动,更是从源头上奠定了高等教育学“理实融通”的学科气质。其启示意义在于:高等教育学者既要夯实学科专业基础,也要提升服务意识与能力,尤其更注重以院校为基础的案例研究与理论建构的价值。这一目标的实现,要求政府与高校更加注重高等教育研究的功用与价值,为学科“理实融通”提供良好的环境氛围与制度保障。

美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生教育的历史嬗变及现实关照

美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生教育虽鲜少受社会与学界关注,但其输送的大批研究后备人才和行政管理人才,为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与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美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生教育肇始于大学管理事务专业化的迫切需求,百余年间经历早期扩展、快速发展和走向繁荣三大阶段,在世界范围内表现出学位点最多、师生规模最大、研究方向最齐全、课程门类最多、影响最大等特点。借鉴美国经验,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生教育应遵循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的要求分类制定培养目标、高度重视课程体系的建设与完善、设置规范的学位授予标准,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及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提供有效助力。

制度规训下的“求生”:博士生论文发表的影响机制研究

随着“破五唯”上升为国家政策行动,博士生论文发表制度正面临广泛争议。研究遵循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通过分析5份制度文本及13位博士生的深度访谈材料,从规训理论、期望价值理论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探讨论文发表制度对博士生论文发表的深层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发表制度通过“挂钩”“设数”与“定级”的硬性要求,确立论文发表与学位获得相联结的合法性,营造出检视博士生论文发表的“精致空间”;在论文发表制度下,博士生对论文符号的价值认知得到高度强化,论文发表的效价被提升到关乎“生存”的高度;制度规训激发起的“求生本能”以及博士生对于论文符号的价值关切,使发表的功利动机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学术动机,引发出“不发表就出局”的群体焦虑和“为发表而发表”的同辈竞争。其结果是,博士生固然会在发表制度督促下努力积累专业知识、关注研究热点,但也可能会产生寻找发表捷径、钻研发表技巧等功利化行为;在论文发表制度带来的多重压力下,博士生在学习、科研过程中易产生焦虑、浮躁等负面情绪体验。为了营造博士生论文发表守正创新的宽松制度环境,培养单位一是需增强制度的内在张力和规定弹性,摸索施行代表作制度与同行评议制度;二是基于学科内在差异,实施博士生科研成果的多元、分类评价;三是淡化淘汰色彩,强化发表制度的激励导向。精致化的学术评价通过制度规训实现权力建构与行使,不仅形塑着学术人的学术行为表现,甚至还渗透至他们对学术的认知和动机层面。因此,未来研究在探讨学术评价对学者的影响作用时,可结合认知和动机等深层心理因素,为建构激发学术人内生动力的评价制度与学术生态提出可行路径。

以“院园融合”为基点构建立体化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创新驱动型经济的迅猛发展,创新创业教育成了高等职业院校培养技术应用型创新人才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依托数字科技园探索出'院园融合'的新型校企合作模式,并基于此构建了立体化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在实施过程中取得了良好成效,这一经验对我国高职院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具有广泛的借鉴价值。

我国博士生招生规模变化、争论与进路

博士生招生规模事关国家创新驱动战略与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储备。文章以2010年《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为时间节点,基于对近十年招生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我国博士生招生的总体规模呈从“渐进”到“突进”的扩张趋向、学科结构呈应用性学科为主的局部扩张、学位类型呈以专业学位为主的跨越扩张、举办者呈从中央转向地方的延伸扩张。然而,虽然我国博士生规模扩张的幅度逐渐增大、结构逐渐优化,但立足于文献、事实与数据审视扩招后的相关争论,发现当前招生规模仍远未达到饱和状态,且存在“质量削弱”和“过度教育”的隐忧。因此,为保障未来我国博士生教育实现“有质量扩张”的内涵式发展,需优化招生结构,创造博士生规模的扩张空间;深化综合改革,保障博士生培养的质量内核;强化学术训练,支撑博士生就业的多元流动。

我国高等教育扶贫的内涵诠释、困境剖析与策略探究

教育扶贫是治愚扶智的治本之策。高等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最高层级,在农村扶贫中的角色和作用如何,学界尚未有明确界定和广泛共识。本文结合“高等教育通向农村”思想,认为高等教育扶贫是通过发挥“高等教育服务农村”与“农村反哺高等教育”的双向机制,使高校与农村在互利共赢中破除贫困人口能力贫困、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带动贫困地区整体发展的一种教育扶贫方式,其主要特征体现为知识性、公平性、联结性、互动性以及可持续性。然而,人才引留困难、家庭人口结构失当和高等教育资源匮乏等三重因素制约了高等教育扶贫成效。为此,政社校村需凝聚四方合力,为农村人才引留开辟发展空间;高校需加强对口支援力度,推动贫困家庭人口转化为高素质劳动力;国家需科学布局高等教育资源,打破资源差异带来的恶性循环,从而充分释放我国高等教育的扶贫效能,助力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现。

一流大学建设视域下现代大学制度的诠释与建构

大学发展尤其是一流大学发展,究其本质就是一部现代大学制度发展史。"双一流"建设给我国大学制度创新提供政策契机,并明确规定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任务即在于建设现代大学制度。通过对世界一流大学语境下的现代大学制度的理论诠释,不难发现我国当前归根结底就是行政化掌控下的大学制度,并衍生和外化出行政权力异化学术权力、行政级别外化学术级别以及行政文化渗透学术文化等乱象。为因应一流大学建设,必须回归学术本位,克服观念障碍、制度障碍、利益障碍以及管理障碍,从多角度、多方面着力建构现代大学制度。

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缘何成为政策行动?——基于多源流模型的政策议程分析

基于多源流模型,本研究发现: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危机”、中美冲突引发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的“供给不足”以及现行政策在研究生教育问题中的“破解乏力”,汇成议程设置的问题源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与专家学者围绕研究生教育问题及其改革的建言献策与研究探讨,形成议程设置的政策源流;质疑研究生教育的国民情绪以及注重创新驱动与人才强国的执政党理念,则组成议程设置的政治源流。本研究验证了多源流模型在我国研究生教育政策分析中的适用性,亦阐释了三条源流前后相继与相互嵌套、政策企业家兼具多重角色以及核心领导人扮演关键角色等本土特点,对未来研究生教育的政策研究与改革实践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博士生发表制度的“内卷化”:表征、机理与矫治

博士生发表制度现已成为一个颇受争议和关注的议题。本研究引入“内卷化”概念,试图解释博士生发表制度运行时“有数量增长而无实质创新”的现象。具体而言,博士生发表制度的目标指向本为提升培养质量,但在制度执行环节却出现诸多偏差,具体表征为“为发表而发表”的目标替代、“不发表就出局”的资源竞争、“利益联结强化制度合法性”的路径依赖以及“论文数量繁荣并未带来学术创新”的功能锁定四方面。透析“内卷化”的形成机理不难发现,博士生发表制度作为一种评价制度,其评价标准的“数字崇拜”消解了学术本真,评价主体的“权力让渡”弱化了培养责任,评价结果的“高度关涉”催生了内卷乱象。为突破“内卷化”困境,推进博士生发表制度回归学术本真,培养单位需构建多元评价体系,提升博士生发表制度的内在张力;加强科研发表指导,落实培养单位对博士生培养的主体责任;淡化“淘汰”色彩,以分流退出机制提升培养质量。

什么影响了博士生的学术热情变化:读博动机、师生关系还是院系培养?--基于2019年Nature全球博士生调查的实证分析

学术热情是影响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关键要素,根据魏斯曼的博士生专业社会化理论模型,认为博士生学术热情的变化是个体、导师和组织三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基于《Nature》杂志2019年针对全球6812名博士生的调查数据,运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方法,从读博动机、师生关系和院系培养三个方面探讨了博士生学术热情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读博动机对学术热情具有显著影响,秉持学术动机的博士生更容易维持或提升学术热情;第二,不同师生关系下的博士生学术热情具有显著差异,师生关系愈和谐愈能维持或提升博士生的学术热情;第三,院系培养质量越高,愈容易提升博士生学术热情;第四,博士生学术热情变化的影响因素,按程度排序为:师生关系>读博动机>院系培养。因此,要突出导师在立德树人中的关键角色。加强招生选拔中对博士生入学动机的考量,提升培养单位的整体学术氛围,将成为博士生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

博士生“申请—考核”制的典型模式、特征与启示——以柏林洪堡大学、哈佛大学、东京大学为考察中心

"申请—考核"制是国际通行的博士生选拔方式。研究基于案例法和"主体—程序—原则"分析框架,以柏林洪堡大学、哈佛大学、东京大学为典型案例,探讨德、美、日三国博士生"申请—考核"制的特征以资借鉴。三国在招生中均秉承效率优先原则,德国受教授治校的影响,导师在招生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表现为学徒制模式;美国在研究生院制度框架下,更为注重招生程序的规范性,表现为结构化模式;日本则糅合德美两国特点,大学院在招生程序上发挥规范作用,导师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招生结果,表现为混合型模式。中国现行的博士生"申请—考核"制虽然从形式上类似于日本,但是,由于导师招生自主权行使尚缺乏自律精神和严格程序规约,衍生出诸多权力滥用乱象,进而影响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未来,需在效率优先原则的指导下,重点突出程序规范性,将导师权力行使框定在合理范围内,建构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模式。

地方高校精英学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探索--以X大学Y学院为例?

为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产业优化升级的需求,地方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主体部分,理应分担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任。相较于部属重点高校,地方高校精英学院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具有“拔尖”的多样性、“创新”的应用性和“地方”的依存性三重特征。受困于“先天不足”和“后天营养不良”,地方高校精英学院进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亟待科学管理,以打破现有理念、模式和资源以及评价的困境。X大学Y学院作为较早开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试验的地方高校精英学院,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探索经验,对地方高校精英学院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具有借鉴与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