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路径研究——以地方立法为切入点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公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民主化、法治、效率、协调,地方立法承载并实现着这五个目标。在地方立法中,地方性法规的制定程序较为复杂,地方政府规章的规范内容有限;相对而言,以地方政府规章的形式承载了地方性法规内容的先行先试类规章,立法范围广泛、立法程序便捷,有助于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的五个目标的实现,应当成为未来地方治理主体进行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的重要途径。

协商民主在基层治理中的一个案例:同德围公咨委的设立及运行

同德围公咨委是在对广州市同德围地区进行综合整治的过程中由政府和群众合力设立的民间组织。公咨委的成立促成了零散的民意转化成行政决策,其在运行中逐步拓展出信息渠道、协商平台、共治主体等职能。公咨委的出现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模式创新,是在行政民主领域的一次基层民主实践,蕴含着以参与为核心的社会治理结构的生成,促进了政府从传统的权威治理向商议—合作型治理模式的转型。

改革开放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逻辑

改革开放后,国家治理在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制度建设方面不断调整和重构,在不同时段的不同主题中以开放型发展、党的领导和国家建设为主要动力。以开放型发展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建设贯穿始终,党的领导是社会建设的根本动力,以国家建设为动力展开相对密集的制度建设促进了国家治理质量提升。开放型发展、党的领导和国家建设各有侧重,作为改革开放道路的主要方式、领导组织和根本目标,三者相互支撑,共同构成国家治理的动力逻辑。

地方立法视域下的社会化养老问题研究

我国关于社会化养老的相关规定主要分散在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之中,且立法较为单一地关注社会保险,忽视了社会力量的其他作用因素,顶层立法与地方立法之间亦存在衔接不足的问题,对于特殊老年人的权益保护也不够。未来应通过制定省级地方性法规的方式对社会化养老予以规范,丰富社会化养老的服务内容,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服务,预留衔接法律的空间,注重保护特殊群体。

中国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及发展趋向

马克思认为阶级意识的形成分为客观阶级、认识阶级及行动阶级三个阶段。中国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正处于从阶级认识向阶级意识转化的过程中。在大力发展协商民主的背景下,中国中产阶级及阶级意识将以渐进性、协商式的方式逐步发展。在行动阶级阶段,阶级斗争将可能体现为和平方式的文化渗透和融合。

迈向协商民主的地方立法质量提升路径研究

治理、民主以及协商民主是地方立法价值追求的三个维度。在地方立法中,治理价值的贯彻有助于丰富立法内容,民主价值的树立有助于规范立法程序,协商民主价值的植入有助于提升立法的理性程度。治理、民主以及协商民主价值之间存在合力与张力,可以互相容纳,但在提升地方立法质量中它们具有层次性和阶段性特征。在地方立法初期阶段,应当着重贯彻治理价值,使立法内容符合治理需要;在地方立法攻坚阶段,应当强调民主价值,实现立法程序民主;在地方立法相对成熟阶段,应当深化协商民主理念,确保立法富含理性。

制度变迁视域下的中国中产阶级发展

改革开放后经济模式变革引发了老中产阶级的产生,文化资本的扩张促进了新中产阶级的发展,国家正在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有望实现中产阶级的全面发展。在中产阶级发展的每个具体环节,都是诱致性变迁在前,强制性变迁在后,来自于国家的相关制度是确认、保护中产阶级的重要条件;从整体来看,中产阶级发展对应了国家以经济、文化、政治为顺序的制度变迁。

政治过程的协商式输入——以同德围公共治理为例

在同德围治理中,外、内输入相结合的协商式输入,使利益要求穿越了系统的边界从外部环境进入行政体系,同时结合了政治精英的内输入,促成行政体系的有效运转并作出有针对性的治理决策输出。协商式输入践行了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型,促进了社会治理体系的成长,有助于新时期社会矛盾的化解。基于协商式输入而设立的公咨委,有望发展成为新型的社会治理主体,促进政治体系作出更加积极的回应性调整。

法律、道德、信仰的整合——谈转型时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经济转型期 ,法律道德信仰的整合在实施中存在着认识上未到位的问题 ,这使得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形成程序上不规范、不严密 ,操作上难以掌握等困难。为完善综治工作 ,必须从法律、道德两方面进行调整 ,认识到其在转型的工作重点是进行改革完善 ,保证国家进入到动态稳定 ,良性发展。

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分析

本文综述了当前中国中产阶级政治态度的研究成果,其结论是,从整体而言,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不积极且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中产阶级政治态度存在较大差异。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当前中产阶级政治态度形成的原因,提出了培育和引导中产阶级政治态度的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意识形态创新研究的综观与前瞻

国内学术界理清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意识形态创新领域许多重要而有意义的问题,如中国意识形态创新的主要历程、基本动因、现实效果、重要启示等,但也存在若干不足之处:对新旧意识形态之间的逻辑衔接问题关注不够;对意识形态创新存在的内在缺陷缺乏清醒认识;对意识形态创新研究缺乏整体思维与多元视角;对意识形态创新研究缺乏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对未来进行意识形态创新缺乏明确的方向导引。今后中国意识形态创新研究应在既有研究基础上,以更宏阔的国际视野切入,重点关注中国意识形态创新的系统性、存在的问题以及前进方向等。

关于中国中产阶级定义的思考

本文综述了依据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定义中国中产阶级的两种类型。认为各种定义中呈现出忽略相对性、回避阶级意识、忽视背景条件、忽略理论构建方面的意义以及与中间阶层混淆的特点。指出在定义中产阶级时应考量的几个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认提出了中产阶级定义的理论构建。

协商与基层治理体系变革--探索“行政民主”路径的可能性

在具有一定封闭性的行政体系内,民主协商的有效实施往往具有困难。广州同德围地区改造过程中的民主创新实践表明,通过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体系的整合,在行政体系内外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的民主协商网络,能够更充分地发挥民主协商机制的作用。在环环相扣的协商民主体系建设和完善过程中,有可能建成一种不同于韦伯式封闭性、形式主义理性化官僚系统的“行政民主”机制。这种新型治理体系建立在网络化治理、民主辅助功能和扁平化决策的组织形态变革基础上,以自身的制度资源和专业技术资源优势协助普通群众实质平等地参与公共协商。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深层逻辑——基于国家构建视角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场在国家、社会领域围绕城乡结构变化所进行的深刻革命。针对职权特定性低、事务复杂性高的治理问题,通过市域科层机构的扁平化调整,恢复社会内生秩序的政社关系重构,对参与性力量进行再造从而实现对人民群众的有序组织。在本质上,这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过程。在城镇化率持续上升形成的市域空间中,科层体系确立了自我完善的社会治理关切。与此同时,多元力量的公共参与需求与数字信息技术发展的加持,提供了治理现代化的途径和动力。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视角看,市域科层体系在有序组织多元力量参与社会治理中,将不断探索以合理边界和有效治理为原则构建履行现代国家职能的国家机构。当前应当重点突出试点工作的定性评估导向,着力通过市级职能部门专业咨询机制、基层公共参与平台等建设,实现市域参与性力量再造。

协商式治理的程序原则及实现路径

基层治理民主创新实践显示,完整的公众协商流程至少包括参与者产生、讨论、协商、决议输出和权力体系反馈等环节。为此,协商式治理的程序原则应当包括更广泛的覆盖、更充分的表达、更理性的互动、更有效的输入和更真实的反馈;主要实现路径是规范公共集会、固定组织会议、代表大会等公共协商会议,对发起协商、确定组织者、发表意见、辩论和表决等流程予以明确,通过政治领导人支持、立法授权、社会组织嵌入公共部门、设置专门机制等方式促进协商决议输出及转化,并且建构权力体系反馈机制,确保协商民主成为闭环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