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与修身养性

古代重视"琴、棋、书、画"对人身心的调养,认为其不仅仅是人文化方面的积累,同时也是修身养性必不可少的方式,寄托情怀,怡养心神,从而脱离烦恼。其中,绘画具有畅神、愉悦情性的功能,观赏绘画是一种心理治疗方法,通过其来达到身心愉悦康健,然而运用绘画治疗疾病及修身养性的研究甚少。笔者尝试从中医学理论对其进行剖析以供同道交流,故从绘画与阴阳五行学说、绘画与七情及绘画与养生3个方面关系进行阐述。

北宋玉皇信仰与道教体系观音图像的形成

北宋真宗、徽宗推崇玉皇信仰,且融抑佛教。观音信仰亦未能免,体现在图像上,出现了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出现了参照道教科仪的图像模式;二是形成了道教体系的观音,是当时净土系、华严系观音信仰之外,又一新的信仰体系,而这个体系的观音图像,流行至今,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元明清文化中心东移南迁与画风的嬗变

元明清时期,随着政治中心的东移和经济中心的南迁,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开始出现分离,文化中心依附于经济中心。体现在绘画上,画家分布重心由北至南;绘画题材转而以山水、花鸟为主;技法上由工笔着色到以大写意为主;文人绘画理论占据主流。

秦汉魏晋南北朝都城东移南迁与画风的嬗变

政治中心往往是主流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变动,主流文化也会随之变迁,论文通过都城空间位置的变动,来考察秦汉魏晋南北朝画风的嬗变,主要包括:美术分布的变化、绘画题材、技法、理论的变化。

论达维特肖像画的“传神”

现代人普遍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中国传统绘画是不求形似,注重写意的,而西方绘画则是一味地再现真实,无深刻内涵的。为了纠正这种错误思想,笔者以法国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达维特及其作品为例,探讨西方绘画的"传神",从而证明西方绘画也有同中国绘画相同的特点——传神写照。

飞来峰元代造像探源——以藏传菩萨造像为例

飞来峰元代造像的粉本来源多有争议。以藏传菩萨造像为例,通过对造型的具体分析,并与西夏统治地区艺术、卫藏后弘初期艺术、"西天梵相"相比较,认为飞来峰元代藏传菩萨造像是在继承卫藏后弘初期艺术基础上,中和了时代风格"西天梵相",又有自身的创造,是"飞来峰样式"的体现。这种融合反映出元统治者与西藏的密切关系、"西天梵相"的流行、本地悠久的佛教造像传统。飞来峰元代造像见证了汉藏交流的历史。

画医相通——以《溪山红树图》为例

王时敏在王翚的作品《溪山红树》上题跋,称该画治愈了他的“苦嗽”,分析这一现象的成因,概括为该画之章法的“开合”顺应了肺部宣发肃降的生理特点,画中墨色的运用可以“金水相生”滋润肺脏这两大原因,进而揭示出绘画可以治愈疾病的作用机制在于画医相通:绘画与中医同源于《易》、绘画与中医皆以阴阳平衡为旨归。指出画医相通,对于拓展画学研究边界和绘画在临床上的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敦煌本《太上洞玄灵宝真文度人本行妙经》看《大悲菩萨传》观音身世的渊源

宋代碑文《大悲菩萨传》标志着观音身世中国化体系的成立,此碑文可溯源自东晋灵宝经典《太上洞玄灵宝真文度人本行妙经》。该经典对观音妙善出身、性格、前世、孝道、父亲的建构上,皆有影响。通过两部经典的比较研究,可以深度挖掘观音中国化之细节,为佛教中国化的研究提供重要个案参考。

佛道交涉背景下的引路菩萨图像研究--以幡为中心

幡是引路菩萨重要的图像学特征。将幡用于丧葬仪式中的引魂幡,本是中土的传统。东晋以来,幡成为佛道二教重要法器,道教灵宝派受佛教大乘思想之影响,将幡用于引度亡魂。唐代起,佛教引路菩萨始将幡用于引魂。因此,引魂幡是佛道交涉之产物。二教虽然使用共同名称的法器,但最终还是指向各自的最高追求--成仙或往生净土。换言之,二教交融的表象之下,双方本质并未改变。

文化中心东移南迁和唐宋绘画的发展与变迁

毋庸置疑,从古至今都城均为文化中心,也是主流画风的汇聚地。都城的迁移必然导致文化中心的迁移,作为文化形态构成的绘画艺术,其画风也随之改变。考察都城的迁移,从空间角度研究主流画风的嬗变,用全新的视角观照画风更替、嬗变的走向及其成因。唐及两宋,首都明显呈现东移南迁的走向,画风随着都城的东移南迁,发生明显的变化。其变化轨迹概括起来为题材、技法、理论三大方面的变迁,题材由人物鞍马转至山水花鸟,技法由敷色浓艳转至平和冲淡,理论鉴赏由重视神品转向推崇逸格。

从古代都城东移看绘画社会功能的变化

都城历来是文化中心,也是主流画风的汇聚地。都城的迁移必然导致文化中心的迁移和绘画艺术风格的改变。考察都城的变迁,需用全新的视角观察绘画社会功能嬗变。其变化轨迹概括起来分为三个时期:首先是咸阳、长安时期,绘画主要发挥其认识功能,用于祭祀礼乐;其次是洛阳、汴京、临安时期,是教育功能,用于政治教化;最后是北京时期,主要发挥其审美功能,用于抒情言志。本文将从古代绘画之画风嬗变论术绘画作品的社会功能变化。

道教影响下的佛教图像——以观音与双童子胁侍为例

以观音为主尊,左右两侧分别站立儿童的图像为观音与双童子胁侍图像。观音与双童子胁侍型图像分为两大类,分别是观音与善、恶童子和观音与善财、龙女,此种图像并无佛典依据,且仅出现在中国。形成原因在于受中国本土道教的影响,概括为道教司命司录系统的影响、道教科仪的影响两大原因。指出观音与双童子胁侍图像的成因,对于研究佛教与道教的交涉,具有重要的价值。

杨柳、净瓶:观音与太乙救苦天尊之关系研究

杨柳、净瓶是佛教的观音与道教的太乙救苦天尊共同的法器。为何杨柳和净瓶成为佛道两教重要神祇共同持有的法器,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萧登福先生认为是佛教受到道教的影响:观音手持的杨柳与净瓶是道教的太乙救苦天尊有以启之。论据之一在于佛教的观音在隋代才持有杨柳与净瓶,而六朝时期的道教典籍中,太乙救苦天尊就已持有杨柳与净瓶。;但是,佛教中的观音持有杨柳与净瓶。

龙女图像与道教

龙女图像至迟在宋代开始流行,龙女大多作为观音的胁侍。观音身边的儿童胁侍本来只有善财,而后多了龙女,这大概出于道教内丹修炼、道教金童玉女两大因素的影响。指出龙女图像流行的原因,对于佛教中国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个案价值。

飞来峰元代菩萨造像研究

杭州西子湖畔的飞来峰造像以元代最具特色,本文以飞来峰元代汉传和藏传题材的菩萨造像为例,首先从发髻宝冠、背光、服装、装身具、宝座、身姿造型六个方面入手整理造像的造型细节,试图整理出飞来峰元代菩萨造像的源流和规律;其次分析菩萨造像的特色元素,阐明飞来峰元代造像的特点。结论认为飞来峰元代菩萨造像不只是继承前代或其他地域,更重要的是它也融合了时代风格,并有自身的创造。

明代观音真武组合像之内涵与用途再探

若仅依文本,探讨观音与真武的关系只能从明末万历山西碑刻、善书“铁杵磨成针”故事来进行。但是,观音、真武组合关系的陶瓷龛像在明初即已出现。换言之,图像出现在文本之前。在明末碑文、善书等文本“定型”观音与真武的关系之前,明初此类图像的先行,启发了明末文本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但是,图像与文本的内涵与用途已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