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孙膑兵法·擒庞涓》篇中几个城邑的位置

落实《孙膑兵法·擒庞涓》篇中几个城邑的地理位置定位问题,是正确理解桂陵战役中齐魏两军交战路线的关键。对於这个问题我们曾经写过《【孙膑兵法·擒庞涓】中几个城邑问题的探讨》(以下简称《探讨》)一文以陈说推考的结果。现在看来,这个问题的解决,还有必要进一步讨论。下面提出我们的看法,请同志们指教。

关于唐代前期军屯田经营管理的几个问题

唐代前期军事屯田是屯防军事系统经费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史事了。至于军屯制下生产条件的规制、直接劳动者的经济待遇、粮食收获后的处理办法等问题,虽亦偶有同志论及,但因参考未周,语焉不详,细节难明.诚属憾事。本文拟就这些问题略予补充论述,以求教于学者专家。

敦煌写本唐乾元《水部式》残卷补释

这件残卷的内容是唐代前期封建中央政府统理全国水利灌溉航运的规制,其重要性自不言而喻。国内外学人多加著录、校释或引用,解决了《式》文中的许多疑难问题。但残卷里仍有一些纪述应当疏通证明的,今即略予补释,以就正于学者。一、残卷《水部式》制作于乾元年間說 唐中央颁布《水部式》不始于此残卷所著录,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这件《水部式》的制作年代应为何时?日本仁井田升《中国法制史》第三部第十九章确定为开元十三年(725)以后的开元年间,学者多从之。我仔细阅读《式》文后,认为这个说法似有可商之处,因为《式》文中有云:

《新唐书·地理志》考异

《总序》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按:《隋书·地理志》雍、梁等九州户总计为九百万二千六百四十七,与此相较,尚赢九万五千一百一,两数不侔,其各州数字,必有舛误。太宗元年,始命并省。按:《唐会要》七0,事在贞观元年三月十日。《通鉴》卷一九二作二月,《玉海》卷十八引《太宗实录》作二月丁巳,异。

牛僧孺·李德裕史事辨误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六《公荐门》云: “韩文公(愈)、皇甫湜,贞元中名价籍甚,亦一代之龙门也。奇章公始来自江、黄间,置书囊于国东门,携所业,先诣二公卜进退。偶属二公从容,皆谒之,各袖一轴面贽。其首篇《说乐》。韩始见题而掩卷问之曰:‘且以拍板为什么?’僧孺曰:‘乐句。’二人因大称赏之。问所止。僧孺曰:‘某始出山随计。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补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补赵吕甫为宰相世系制表，其事实权舆于北宋景宗（赵元吴）至和二年（１０５５年）十月欧阳修奉诏编撰《唐书》。欧公指授精娴谱学之编修官吕夏卿“创为《世系》诸表”，①为后世探研李唐三百年间宰辅家族升降隆替授供足资参稽之依据。惟诸宰臣家...

读《新唐书·樊兴传》书后

樊兴为唐初名将,战功赫赫,与刘文静、钱九陇等俱为建国定祚勋臣,其生事两《唐书》本传叙述颇粗略,也有疏误之处,爰据文物载记稍加补正,以就教于学者。樊兴安州人。两《唐书》本传皆未著录其字,《陕西通志》卷二四二《金石》八《樊兴神道碑》云:“字积庆。”安州人,《旧传》、《神道碑》作安陆人.安州属淮南道,治安陆县。《旧传》依碑举县名,《新传》则举州名,俱合唐代注籍法。

整理《史通》的体会

参加这次史学史学术座谈会,我感到非常荣幸。昨天和今天上午我听了几位专家的发言,特别是几位研究西方史学史的先生的发言,使我开阔了眼界。

唐代的《实录》

唐代《实录》是唐、五代、北宋三朝史学家相继修撰《唐书》的主要依据,也是唐以后历代《实录》编写的先驱,唐代《实录》的体制如何?它的史料价值又如何?这是我们现在所想试作探讨的问题,下面写出我们的看法。

唐代初期的屯防軍制

一、緒言唐代兵制的衍革,約可分为府兵、彍騎和方鎮兵等三个階段。新唐書五○兵志:“唐有天下二百余年,而兵之大勢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变而为彍骑,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这里不僅集中說明了唐代軍事制度兴廢变革的歷程,而且还透露出唐皇室統治集团跟地方軍閥彼此攘夺軍权的这一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关系。唐初府兵制基本上仍系承襲拓跋魏、楊隋以來建筑在農村公社及其相适应的均田法基礎上的旧制。武后时,由于商業資本开始作空前的發展,庄園經济普遍發达,均田法便在農村内部土地私有化和大土地所有者進攻的过程中加速趋于崩潰,府兵制也就随之瀕于瓦解。

唐樊绰《云南志·蒙舍诏》校释

唐樊绰《云南志》是今存最早和最重要的南诏史。自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付印以后,学者相继校订,但原书讹脱舛误之处仍多,难于通读。赵吕甫同志撰著《云南志校释》,对樊著作了较详细的校勘和考释。现征得作者同意,将其中《蒙舍诏校释》一篇先予发表,以供学习中国古代史的同志参考。

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乡”的职权地位

唐封建王朝实施的农村基层统治形式是由乡及其所领属的“里”相结合的两级制。《唐六典》、《通典》和两《唐书》对于乡司职权的记述，俱语焉不详，难以窥察其权力地位的真谛。

唐代吐鲁番文书“部田”“常田”名义释疑

近年来，国内外史学家逐渐注意到对唐代均田制的田畴品类问题的探索，这使唐代均田制的研究深入了一步．一般史传只记载区域性大面积的土地类别，如湖田、沙田、陆田……之类，这些田土可以顾名思义地推定其命名的缘由。而散见于吐鲁番文书中许多小块田畴的类名，如部田、常田等，则既不见于史传和唐代法典，共取义也不是能够触目立辨的。重以国内外学者的解释义言人人殊，迄无定论，因此就很有必要继续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