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生年及相关问题考辨

新发现的《史记正义》佚文表明 :《博物志》的资料是推考司马迁生年的唯一原始资料 ,也是司马贞、张守节共同依据的史料。据此推算 ,司马迁只能是生于武帝建元六年而不可能是景帝中元五年。由此推考 ,《游侠列传》等五篇赞语中的“太史公”应是司马谈而不是司马迁 ,这些篇目的写作应自司马谈始。

《后汉书》修订项目介绍

《后汉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东汉近两百年的历史。作者范晔,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人,自幼博涉经史,善为文章,历任彭城王刘义康冠军参军、秘书丞、尚书吏部郎等官职。宋文帝元嘉九年(432),范晔因事触犯刘义康,贬为宣城太守,《后汉书》大约于此时开始撰写。元嘉二十二年(445),有人告发其参与孔熙先谋立刘义康为帝,被处死,时年四十八岁。在范晔撰《后汉书》之前,已有多家东汉史著问世。范晔以《东观汉记》为蓝本,采撷众家之长,成一家之书。

两周之际若干重要史实考论

周幽王并非西周最后一位君主。幽王之后,有携王。携王在位二十一年,且得到诸侯大臣普遍拥戴,最后为晋文侯所杀(前750);携王死后,晋文侯等拥立平王,但诸侯拒绝承认,天下虽无共主,而西周未亡;平王复居京师三年之久,亦为西周之延续。宜臼(即平王)曾两次称王:第一次为申侯、曾侯、许男等拥立(前771),并未得到诸侯大臣拥护,旋即放弃王号;第二次为晋文侯、郑武公等拥立(前750),即位后三年,东迁成周,方为东周之始。晋文侯生于穆侯七年,他杀殇叔自立在周携王五年(前766),幽王被杀之次年(前770),他尚未即位,不可能助平王东迁;晋文侯在位二十年而非三十五年;郑桓公死于幽王之乱,其子武公东迁,数年后灭郐、灭虢,始建立新郑,也不可能在前770年助周东迁。《竹书纪年》所谓“周二王并立”,清华简《系年》称“周亡王九年”,体现出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并不符合事实。《竹书纪年》说幽王灭后“二十四年,定鼎洛邑”,清华简《系年》说携王立二十一年,为晋文侯所杀,晋文侯立平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两者完全吻合。从武王伐纣至平王东迁,西周存续时间为二百八十一年而非二百五十七年;东周起始时间为公元前747年而非前770年,平王即位应推迟二十年,在位时间亦当相应减削二十年(实际在位三十一年而非五十一年),东周肇始之年当后移二十四年。周平王以幽王嫡嗣自居,而将即位时间“通前数之”,以显示其正统地位,于是,携王在位二十一年、“周亡王九年”的史实因此湮没不彰。平王非周室中兴之主,而是继幽王之后导致周室衰微的又一关键人物。

《史记》校辨四家谈

标点二十四史,是新中国古籍整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成就。顾颉刚先生主持的《史记》点校,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吸取了钱大昕、王念孙、梁玉绳、張文虎等人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融进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对全书加以分段标点,改正了《史记》正文和三家注中存在的一些文字讹误,给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由于《史记》的版本、史料都异常复杂,研究成果更是指不胜屈,加之点校本成书较为仓促,所以在校勘、标点等方面仍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我们深深感到,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集思广益。这里发表的一组文章,就是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在校点《史记》过程中发现的一些具体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的初步思考,希望能对《史记》点校有所裨益。一、关于版本校勘版本校勘是张文虎校勘《史记》用力最多、成效最著的部分。然而千虑一失,实属难免,有些地方仍待商榷。如:《秦始皇本纪》:"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二十八年",景祐本、蔡梦弼本、耿秉本、段子成本、黄善夫、殿本、本皆作"二十六年"。金陵本改"六"作"八",实误。《史》文云"维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前二十八年泰山刻石辞云"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述出游之背景,明刻石之缘起,文例正同。又如,《赵世家》"公孙支书而藏之"彭寅翁本、殿本有《索隐》曰:"藏一作籍。籍,录也。谓当时即记录书之于籍也。"据《史记会注考证订补》,耿、庆、凌、游诸本亦有此条《索隐》。疑此是《索隐》逸文。二、关于《史记》与《汉书》比勘《汉书》记武帝太初以前事,多袭《史记》,而《史》《汉》两书注释亦多可互证。如:《萧相国世家》:"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穷处",《汉书·萧何曹参传》作"穷辟处",《史记》作"穷处",文义晦涩,或有脱漏。又,《汲郑列传》:"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弘大体",《汉书·汲黯传》作"引大体",是也。《尔雅·释诂》:"引,陈也。"邢昺《疏》:"引者,伸陈也。"《袁盎鼌错列传》:"袁盎常引大体忼慨。"《酷吏列传》:"然郅都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后汉书·何敞传》:"敞论议高,常引大体,多所匡正。"又,《卢植传》:"植深达政宜,务存清静,弘大体而已。"三、关于三家注标点与校勘《史记》三家注征引文献极其丰富,案核相关文献,经常直接影响到注文的校勘和标点。从前核对三家注引文极为困难,而今则大为便利(虽然要穷尽式地复核所有资料很难做到,但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如:《天官书》"日蚀三十六"《正义》:"谓隐公三年二月乙巳。""乙巳",当作"己巳"。隐公三年《春秋经》:"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陆德明《经典释文》:"己巳,上音纪,下音祀。"《汉书·楚元王传》颜《注》亦作"己巳"。又如,《晋世家》:"九合诸侯。"《集解》:"服虔曰:九合:一会于戚,二会城棣救陈,三会于鄢。""鄢",当作"鄬",字之误也。襄公七年《经》:"十有二月,公会晋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杜《注》:"鄬,郑地。"《传》曰:"楚子囊围陈,会于鄬以救之。"再如:《郑世家》:"于是郑伐滑。"《索隐》:"僖二十四年《左传》郑公子士泄、堵俞弥帅师伐滑。""公子士"为一人,"泄堵俞弥"为一人,此文当点作"郑公子士、泄堵俞弥帅师伐滑"。僖公二十年《左传》:"夏,郑公子士、泄堵寇帅师入滑。"杜预《注》:"公子士,郑文公子。泄堵寇,郑大夫。"宣公三年《传》:"(郑文公)又娶于江,生公子士。"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探究

从语言层面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可以被理解为"礼法不以身份高低论贵贱"。句子表达的意义分两个层面考虑:从礼的角度看,礼制有追求平等的一面,礼学重视民众,现实中依据对礼的掌握程度来决定身份升降;从法的角度看,惩罚有特定的法律依据,惩罚与违法行为相关,刑罚追求公平,身份因素淡化。因此这种理解符合当时的观念和现实。

《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事迹”不可信

司马迁依据《秦记》及诸侯史记,兼采“战国之权变”,记载苏秦、张仪事迹多有精确纪年;刘向校定《战国策》,亲见《苏子》、《张子》及诸子百家之书。《史记》、《国策》载苏秦合纵在前、张仪连横在后,无可怀疑。《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事迹”,则为后人假托,并不可信。苏氏三兄弟都主张合纵抗秦,其活动范围与对待燕、齐诸国的立场惊人相似。加上此类资料相关背景不清,多无主名,在流传过程中屡经窜改,为后人冒名假托提供了方便。司马迁、刘向都见到过类似材料,而且经过甄别毫不含糊地作出了否定的判断。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又一次证实了司马迁“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的论断。

《史记》相关重要问题和新版《史记》修订情况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前135),其记事下限应为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史记》成书后不久即有十篇亡佚,而后好事者多有续补。《史记》采取了"纪传书表"体这一综合性的述史体例,其取材范围相当广泛,史料价值极高。司马迁关于苏秦、张仪事迹的记载真实可信。《史记》版本众多,流传情况复杂。中华书局修订本参考了景祐本、绍兴本、黄善夫本等多种珍贵版本,广泛运用本校、他校等方法,全面覆覈了三家注引文,撰写校勘记约3500条,改动标点6000余处。

《史记》:历史的长城

《史记》是纪传之祖,是真正的"人的历史",它从先秦史传以事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史记》是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是一部社会史,突破了偏重政治的局限。《史记》记事在历时性和共时性方面均有突破,它纵贯2000多年,系统记载了各国之事。《史记》不仅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具有世界史的格局。《史记》是一部有灵魂的历史,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述往事,思来者。

《国语》疑义新证

《国语》是先秦的一部重要历史典籍,本文针对其中《周语》、《鲁语》部分的疑难词语进行考释辩证。

《报任安书》的文献价值

太史公是官名,司马迁出仕是由于父亲的保举;司马迁与李陵交往始于太初二年之前,司马迁遭祸是因为武帝的私欲、多疑和喜怒无常;征和二年,《史记》已基本完成;《史记》创作主要集中在司马迁受刑以后的七八年间,作者始终坚持作史"至太初而讫"。

《史记》新整理本刍议

通过对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在底本文字、校勘、标点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和失误的检讨,提出编纂《史记》新整理本的初步设想,并从底本、校勘、内容、体例、标点符号、体现现代史记学研究水平等六个方面作简要说明。

谈谈经学与古文献研究的关系

谈中国文化,离不开经学。离开经学,也说不清楚中国文化。经学有过如日中天的尊荣,也有过被打入冷宫的寂寞。造成这种大起大落,自有其历史原因。毛泽东同志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江泽民同志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题词:“总结与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本着这一精神,我们以“经学与文献学的关系”为题,邀请国内一些学者笔谈。我们希望笔谈能够引起人们对经学的关注,促进学术的全面繁荣。据悉,由北京大学学者主持的《中华儒藏》已于2004年4月启动,由清华大学和新加坡大学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本年11月在北京举行,种种迹象表明,正确评价经学,给经学以应有的地位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史记》三家注称引诸子考校

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标点本《史记》。此书由顾颉刚先生亲自主持整理,选用经张文虎校订刊刻的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加以分段标点,并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校改了一些文字讹误。就总体而言,校点本体例科学、内容完整、校勘精审、标点正确,体现了新中国古籍整理的成就,为读者、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由于《史记》的版本、史料都非常复杂,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加之成书较为仓促,所以在标点、校勘诸方面仍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我们深深感到,要做好此项工作,必需要集思广益。这里发表的一组文章,即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学者在校点《史记》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基本认识,期望能对《史记》校点的相关问题有所裨益。

《天官书》志疑

《天官书》记载天文星象,内容冷僻,文辞古奥;三家注征引各家之书,或不标出处,其标注者,今亦多已失传,且内容芜杂,难以一一稽考,是以校勘颇为不易。此文以景祐本、耿本、黄本、彭本、柯本、凌本、殿本诸本与金陵书局本对校,稽核《汉书》、《晋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及相关文献,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结合文字、音韵、训诂、词汇、文例、史实等,对《天官书》中50余处文字作了考辨。

春秋大义新议

对春秋大义的研究,代代相沿。然而由于视野和研究方法的一些局限,春秋大义的具体含义依然模糊。拓展春秋大义的研究,应当以尽可能多的史料为基础:既采用记载的史实,也参考后人的追述,同时重视文物的利用价值。方法上,以三《礼》所体现的礼学原则为出发点,与春秋史实及人事评价结合,谨慎采用前贤已有推礼方法,对大量实例进行分析综合。在此基础上,获得春秋大义所指向的比较明确的含义,并在动态中理解礼的运行。

点校本《史记》三家注称引《汉书》考校

本文通过对《史记》三家注称引《汉书》资料与《汉书》之比对研究,指出金陵书局本若干文字之讹误,并就相关标点、校勘问题稍加探讨。

《史记》彭寅翁本所见删易三家注重复文字例谈——以《仲尼弟子列传》为中心

以《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为中心,考察元人彭寅翁刻本《史记》"删易"三家注的诸种具体表现,肯定其删易工作及其实际效果,进而探讨其编纂思想的积极意义,指出应将这方面之长与其版刻之短区别对待。

试论九品中正制的发展与蜕变

九品中正制的本意是以德才衡量人物 ,别其高下 ,量才授官 ,以期做到用人公正。由于统治者的利用和门阀势力的膨胀 ,这一制度逐渐蜕变 ,清义的作用日益下降 ,品评人物渐渐为少数贵族所操纵 ,最后只重出身 ,不论德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