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生发源泉和实践旨归

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始终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最大底气。新征程上,推动党史学科与党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同错误思潮划清界限,能够进一步坚定历史自信、把握历史主动。

论中共学的内涵、问题域、时代价值与发展路径

中共学是观察、思考和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范式,在建党百年之际,逐渐成为学术和理论热点。中共学概念主要有三种涵义:一是指中国共产党独具特色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及政党影响力;二是指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研究,即作为认知、学术和理论存在的中国共产党;三是指学术教育机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学科建设。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即引发国际关注,百年来,随着党的世界影响力逐渐增强,中共学日益成为世界显学。中共学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和政党规律,是中共学集大成之作。新时代中共学研究和建设有利于深化对中国共产党的本质性、规律性认知,增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维护“两个确立”的政治自觉,提高政党自信和主义自信,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形象。构建中国特色中共学,发挥中国学术在世界中共学领域的引领作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其关键在于要坚持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性、体现党领导一切的“党学逻辑”。

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四重逻辑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是二十大报告的创新论断,有着自身严密的逻辑体系。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无可辩驳的科学真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横向空间的本土化和纵向维度的实时发展,是被实践反复检验为正确的具体化了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百年党史的核心主题,中国共产党人接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彰显对党的百年理论创新史的高度认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高度自信,对新征程上接续推进理论创新的高度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需要回答好“谁来结合”“结合什么”“怎样结合”三大问题。

共同富裕背景下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机制构建与路径选择

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繁重的任务仍然在乡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一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既在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上具有高度耦合性,又在扶持对象、思维理念和区域范围上具有显著差异性。针对当前二者衔接存在整体落地不够、乡村产业发育水平低、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振兴主体培育难度大以及社会参与机制不健全等实践困境,围绕组织领导、统筹协调、产业发展、社会动员和监督考核五个方面完善机制构建,通过积极培育人才队伍、狠抓基层党建、优化资源要素配置、防范扶贫领域风险、构建相对贫困识别机制以及吸收借鉴国际扶贫经验,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实现二者同频共振、统筹衔接。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外中共研究新动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呈现出一系列新动向。有学者认为,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具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的指导理论,是一个适应21世纪时代要求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取得的成就及其成功之道,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学者们从领导力、软实力、灵活性和强大的治理能力等视角解读中共百年的成功密码。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能否保持经济稳步增长、坚持铁腕反腐、有效治理疫情、保护生态环境、应对人口老龄化等诸多挑战。不可否认,海外学界仍然存在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读和曲解,应加强对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学术引领,向世界讲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从中国学到中共学的学科分化与超越——以麦克法夸尔为线索的考察

费正清的中国学的重点是中共学,突出了中共学逻辑。其弟子史华慈发展了中共学的毛主义研究范式,麦克法夸尔成为中共学的“学术企业家”。麦克法夸尔等学者的中共学研究,使其超越了中国学、比较共产主义研究、历史学等范畴,分化成为新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交叉学科领域。

国际显学与批判思潮:国际毛主义研究六十年

学术和思潮形态的国际毛主义兴起已有半个多世纪。国际毛主义研究的学术谱系不断扩展,成为国际学界的一门显学。与此同时,国际毛主义运动跌宕起伏,毛主义作为一种国际思潮深刻影响着国际社会。国际毛主义研究方兴未艾。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一思潮已经转向对经济不平等的现实关照。当下,国际社会的国际毛主义主要是针对经济不平等的社会抗议,是一种和平运动和社会批判思潮。

哈佛大学中共研究的缘起与影响

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哈佛大学中国学的核心研究对象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费正清认为,不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产主义是美国对华政策接连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失去中国"的根源。费正清希望美国政界、学界、社会公众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到50年代中期,他带领史华慈、布兰特、赵国钧等年轻学者在哈佛大学开创了系统的中共学,提出了有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的重要观点,积极主张承认新中国。费正清等人的中共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和政治影响。哈佛大学成为比较共产主义研究和"国际中共学"研究的学术重镇。

全面看待当代西方中共学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国外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更加重视,中共学逐渐成为西方学界的“显学”。整体来看,西方中共学是指西方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和研究。中国共产党诞生不久,就引发了西方的关注。近百年来,西方中共学试图从多重视角来解读中国共产党,并为此作了一些探索。但同时,也存在比较严重的误读误判和意识形态偏见等问题,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对当代西方中共学,我们需要树立辩证的眼光,深入分析,全面看待。

当代西方学界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代表性观点述评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学界对中国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出版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在海外中国研究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已经形成了海外"中国社会主义研究"这一重要研究领域和学科。近年来,国际学界出现了"中国特色新自由主义论"、"实用民本主义论"、"邓氏现实主义论"、"后社会主义论"等理论主张。这些观点一方面对中国经济发展成就高度肯定,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理论和中国实践已经与传统社会主义大不相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认可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

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呼唤大胸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在总结百年历史经验时把“胸怀天下”作为百年奋斗十大基本经验之一,彰显了百年大党的大格局。胸怀天下蕴含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决议》指出,一百年来,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又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条重要经验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应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和民族化,使理论掌握于群众的过程,与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在一起;把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的过程,与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在一起;把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与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在一起。只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当代中国的新"国学"。只有这样的新"国学",才能真正走进中国广大群众的心中,才能把我们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论大卫·哈维的“辩证乌托邦主义”——兼谈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辩证乌托邦主义"(Dialectical Utopianism)是英国左翼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提出的社会构想。之所以说哈维的"辩证乌托邦主义"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因为哈维深入地分析了全球化的一些突出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有肯定和借鉴,也存在批判和质疑。通过概念的比较分析,指出哈维以空间、地理等概念来质疑历史唯物主义,是对一些关键概念的过度延伸和抽象隐喻的窘状,导致其理论的局限。从而得出结论,哈维的诸多新概念难以支撑其所谓的"辩证乌托邦主义",但仍不失为在全球化时代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较为积极的理论尝试。

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理论”的内涵与引申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话语权问题,阐明了思想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形成了独特的话语权理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理论集中表现为两个方面,即话语权的唯物论和话语权的辩证法。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文化霸权"和"话语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理论。话语权辩证法和唯物论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之中。我们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的过程中,应当坚持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有关话语权的重要观点。话语权的力量之源是物质实践和科学理论,话语权反映着现实主体的物质利益关系,夯实话语权的文化载体,勇于捍卫和扩大自己的话语权。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与麦卡锡主义的遭遇——以太平洋关系学会“亲共案”为例

太平洋关系学会曾是20世纪初期国际学界研究远东问题的知名智库,中国学和中共学是学会长期研究的主题和重点。太平洋关系学会面向西方社会解读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学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影响了西方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以及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对华政策。太平洋关系学会成为反共的麦卡锡主义重点攻击目标,也是美国国会、联邦调查局等政府机关反共调查的重点对象。太平洋关系学会及其主要成员的有关涉共诉讼最终全都胜诉,但社会声誉遭受严重损害,最终因丧失资金来源而不得不解散。太平洋关系学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解读及其遭遇,反映了西方社会的中共观,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多维逻辑思考

新型政党制度植根于中国社会历史和实践之中,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一个鲜明特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建设,展现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这种优势主要体现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这种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制度优势贯彻于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时代逻辑之中。

中共学: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新范式

伴随着中国一步步走向强大,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的海外中共学逐渐兴起,并日益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时代显学。中共学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其自身发展逻辑所决定的,是在实践逻辑、理论逻辑、文化逻辑等各种要素的综合作用下应运而生。新时期中共学的研究和发展,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四个自信”、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延安道路”到中国特色的民主发展之路——访国际著名左翼学者沃林

"延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性的理论和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革命民主实践,也是早期的中共民主治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信与自主。中国必须发展适合自己文化特点和历史要求的民主政治。中国共产党已经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民主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两个基本前提和两条实现路径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前提有二:即:"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有二:即: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化和通俗化,使理论掌握于群众;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物质力量。借用中国哲学知"道"、成"道"、行"道"的表述,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前提和实现路径大致概括为:知马克思主义之"道"、成马克思主义之"道"、行马克思主义之"道"。这三个方面的统一就是"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当代中国的新国学。

“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新命题,是对党的理论创新和文化传承发展事业的重要研判。“第二个结合”是在“第一个结合”基础上的创造性发展,具有思想解放的重大意义:“第二个结合”突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一样具有“灵魂高度”,都是精神之脉;“第二个结合”在强调“第一个结合”的“物理空间”之维的基础上,大大拓展了党的理论创新的文化空间;“第二个结合”在强调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同时,强调历史自信和历史自觉,突出了党的理论创新的文化之维与历史之维的高度统一;“第二个结合”科学回答了谁来解放、为谁解放等基本问题,凸显着思想理论和文化文明发展的主体性。“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对“第二个结合”和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的科学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