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与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制度实践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的重要体现。左联的产生是中国共产党与文艺界共同互动的结果,因而其性质是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学性群众组织。其制度文化承袭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理念与组织形式,在文化上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左翼知识分子的内在统一。其制度建构与设计逻辑源自中国共产党的制度理论,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所构成的制度认识与支部和党团组织构成的制度结构。左联通过谈话、会议两种基本制度交互模式实践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制度。

“革命文学”论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制度的探索

1928-1930年“左联”成立之前的“革命文学”论争时期,身处危机时刻的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文艺制度的探索。党的文艺制度的生成既有自身谋求文艺领导权、知识分子推动社会革命的主动因素,也有迫于政治斗争、受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影响的被动因素。党在这一时期对文艺制度的探索,在制度理念上确立了“宣传”“实践”“组织改造”3个基本的规范性指向。1929年,党专门领导文艺文化的组织机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设立标志着党的文艺制度的初步成型。党此时对文艺力量的重视与文艺制度的快速建设,显现出超前的文化眼光和强大的组织力量。党对文艺与社会现实、政治斗争之间互动关系的深刻理解,构成其文艺制度的理论前提。党对文艺制度的探索有外来观念的影响,但更多是从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并不断随其变化而调整,这是其文艺制度具有强大的组织效能且能高效推动文艺实践和革命实践的根本原因。

《西南边》的民族身份建构及其困境

《西南边》是冯良对“当彝族还是汉族”①这一自我认同问题的回答,也是她为凉山彝族“塑像”的结果②。它以跳跃式的叙述风格,讲述了1956年至1980年间,发生在“老凉山”地区的三对跨族婚姻的故事。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冯良对历史的重构式书写指向了彝族以“自由状态”③存在于未来世界的生存图景。这一指向既是冯良“自我亲近”④的思考结果,也暴露出彝族知识分子在历史记忆与全球化现实的碰撞之间所产生的身份界定的困惑。这一民族身份的界定带来的焦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