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创新水平和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

本文从创新水平这一新视角探讨了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实证测算了2012年至2022年我国31个省份的数字经济指数和高质量发展指数,并基于专利申请授权数测算了省级创新水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控制固定效应和使用工具变量的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创新水平是数字经济影响高质量发展的中介变量。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西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影响,且随着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数字经济的促进效应越明显。这项研究不仅深化了我们对数字经济如何助力高质量发展的理解和认识,也为政府制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设计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禀赋来源和框架影响人们的分配行为吗——基于Dictator game的实验研究

文章运用Dictator game将禀赋的来源和不同的框架结合起来,研究这两种因素对人们分配行为的共同影响。禀赋的来源是指通过努力或者运气得到初始禀赋,不同的框架是指根据Dictator分配自己挣得的禀赋或者分配接受者挣得的禀赋,分为给予和拿取两个不同的框架。实验结果表明:1)禀赋的来源对人们的分配行为存在显著的影响; 2)在通过努力挣得初始禀赋的情况下,强化了人们应得权利的意识,从而激发了框架对人们分配行为的影响;在靠运气得到初始禀赋的情况下,并没有这种强化作用,从而框架的影响并不显著。实验结果论证了微观行为会受社会情境的影响,即微观个体是受社会因素影响的适度社会化的人。另一方面,实验结果揭示了相对运气挣得的财富,人们更加认可通过努力挣得的财富,即在分配问题上人们更倾向于支持机会平等,更加支持勤劳致富。

简单、复杂劳动获得禀赋是否影响人们的亲社会行为

马克思提出生产商品的劳动可以区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且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然而,从事不同劳动的人在亲社会行为方面是否会有差别?采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通过扩展的独裁者博弈实验(真实的捐赠活动)探讨以不同的劳动方式获得初始禀赋后是否会影响人们的亲社会行为,实验结果表明:简单劳动实验组和复杂劳动实验组中被试的捐赠比例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这说明人们的亲社会行为是广泛存在的,并不显著地依赖于初始禀赋的获得方式,论证了微观个体是受社会因素影响的适度社会化的人。实验经济学可以为马克思主义实证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技术方法,为验证"人是社会的产物"以及研究社会主义分配机制等问题提供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