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中 汲取强军兴军的丰厚营养

习主席指出:“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中,积淀形成了丰富的优秀传统军事文化,这一特殊的文化形式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基因谱系中的一支重要“染色体”。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历经烽火、饱经沧桑,为中华民族抵御外敌、自强不息提供了坚实精神支撑和厚重思想资源。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入推进“两个结合”,从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中汲取丰厚营养,使其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绽放强军兴军的璀璨光芒。

我国器官移植协调员作用发挥受限的原因与对策分析

器官移植协调员在器官移植工作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我国自2010年引入器官捐献试点以来,协调员的作用并不理想,这主要由于4个方面的原因:协调员的身份不为群众接受、协调员自身素质不够全面、传统思想观念的阻碍、缺乏健全的工作系统。为此,应加大对协调员和捐献工作的宣传力度,加强队伍正规化的建设,加快建设健全的器官捐献工作平台,推动法律规范的完善。

过度医疗的成因及其对策探讨

过度医疗不是单纯的经济学、医学伦理学问题,其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要综合分析医疗体制、医疗垄断竞争市场、医患信息不对称、新技术实践与医疗风险、患者健康意识等因素对过度医疗形成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策略:完善监管体制和医疗服务体系;改革医生薪酬体系,加强医德建设;规范媒体广告宣传;加强医学科普教育。

让医疗服务远离“虚假需求”的陷阱——马尔库塞“虚假需求”理论的启示

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医疗服务也具有了消费品的一般特点,有学者揭示了医疗服务中的"诱导需求"现象,但这种实证分析不能从根本上把握问题的本质。马尔库塞的"虚假需求"理论有助于揭示医疗服务中的"虚假需求"现象,其根本原因是医学技术的工具理性与资本合谋的结果,是由外在社会制造并强加给人们的非真实需求。为了规避"虚假需求",应采取如下措施:建构科学合理的监管机制、做好对医生的监督和激励工作、规约大众传媒、警醒被蒙蔽的患者。

对医学技术的控制何以可能——兼谈应对医学技术主体化的策略

医学科技的价值负载、医学技术的主体化趋势以及医学技术应用的不确定性要求人们必须对医学科技的发展进行控制,技术控制主义思潮为此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思想资源;而技术的社会形成论与技术独立性的限度确证了对技术进行控制的可能性。对医学技术进行控制主要有技术手段和社会手段,采取技术手段必须防止盲目乐观主义陷阱;采取社会手段则必须妥善应对斯诺难题,实现医学技术和医学人文的有机融合。同时,要充分发挥政府调控在医学技术控制中的作用。

马克思异化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以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为背景

异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重要地位,但不少学者往往把马克思早期的异化劳动理论等同于其异化理论的全部,从而忽略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演进过程。与异化理论相对应,马克思的哲学观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向:从黑格尔主义转向人本主义、从人本主义转向实践唯物主义,以哲学观变革为背景能够使人们更加准确把握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

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 增强军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

经济全球化浪潮带来的价值多元倾向对军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红色文化,以其特有的教育功能成为构筑思想防线的宝贵资源,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要以管理、内容和形式为着力点,切实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

公民参与:规避医学科技决策风险的新视野

当前的医学科技决策还是以精英决策模式为主,在这种理念和模式影响下,作为医学技术受众的普通公民却缺失了参与医学科技决策的机会,这不仅不利于决策风险的规避,而且会带来医患矛盾。因此,为了补充精英决策模式的不足,规避医学科技决策风险,必须开辟新的理论视野,深入研究公民参与在医学科技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和提升参与效率的途径。

以“国家高于社会”超越“社会先于国家”——黑格尔对古典自由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学说的批判

以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为基础,古典自由主义主张"社会先于国家",认为国家产生于社会和个人利益的需要,这一理论既没有准确把握和揭示市民社会的现代内涵,同时也遮蔽了国家的伦理价值。在法国大革命和普鲁士王国分裂现状的影响下,黑格尔批判地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明确揭示了市民社会的现代内涵,并主张"国家高于社会",认为市民社会必须通过自我扬弃,上升到国家阶段才能克服自身的矛盾,实现个人利益特殊性和国家伦理普遍性的统一。

“三形态”理论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初探

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争论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学界的重要问题,"三形态"理论和"五形态"理论并不完全对立,而是互为支撑的。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中,"三形态"理论作为重要的参考和补充能够加深学生对某些重要理论的理解。针对该理论我们可以开展专题式教学、研究型教学和是实践性教学。

以“正义内在于善”反对“权利优先于善”——桑德尔对罗尔斯权利与善关系理论的批判

权利与善的优先性关系问题是社群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分歧之一,其中社群主义者迈克尔.桑德尔对约翰.罗尔斯"权利优先于善"的批判最为深刻,他对罗尔斯的自我观及其基于政治自由主义的辩护进行了透辟的剖析,击中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要害,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了其理论偏颇。准确把握这一批判,有助于深刻理解双方的分歧及其理论得失。

军队三级甲等医院临床医师医学人文意识的调查分析

军队三级甲等医院是军队中等级最高的医疗机构，无论是医疗技术还是医德医风，在军队医疗系统中都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已经广泛被认同的今天，军队三级甲等医院临床医师的医学人文意识现状如何，在临床实践中能否做到医学人文教育与临床紧密结合，是否已具备了适应新时期军队建设和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必备的良好军事、政治、医学和身心素质［1］，是广大医学人文研究者关注的问题。本研究通过对重庆市3所军队三级甲等医院临床医师医学人文意识的调查，以了解军队高等级医院医学人文与临床结合的现状，分析优势与不足，并探讨在军队医院大力开展医学人文教育，提升临床医学人文关怀的对策。

从伦理辩护到国家权力、个人权利界限的划定——公共卫生领域特殊伦理冲突的和解之道

在流行病防控等公共卫生工作中,为了维护公共健康不得不侵犯传染病患者的个人权利,这是公共卫生领域不同于临床医学的特殊伦理冲突。虽然有学者分别依据"效果论"、"差异原则"和"公共善优先"为公共健康的优先性进行了辩护,但都不能与医学伦理学的个体论视角相融洽。实际上,固守单一的理论视角是伦理冲突和解的最大障碍,只有改变单一视角,才能开启理论的兼容性。伦理辩护必须转化为实践智慧,即必须在公共卫生实践中实现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有序协调,使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坚守各自的界限。

医学案例融入医学研究生“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初探

“自然辩证法”课程对帮助医学研究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社会论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传统的课堂教学偏重理论讲授,对医学案例分析重视不够,不仅影响教学针对性,而且不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为此,文章根据医学研究生的特点,探索以医学案例为主的案例式教学改革,从而提高教学针对性和生动性。

基于小群体互动理论的重庆某高校女生宿舍人际关系状况及对策研究

目的:基于小群体互动理论,对高校女生宿舍的人际关系状况展开研究并提出对策与建议。方法:本次实验选取重庆某高校3个年级中任意两班女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匿名填写调查问卷,单独交谈等形式,对女生宿舍的人际关系进行调查,根据实际情况,基于小群体互动理论分析女生宿舍人际关系中人格、年龄、身体状况、人生态度、价值观等个人背景因素与个体沟通能力、地位、权利等客观条件和人际关系之间的影响,并根据调查情况,总结女生宿舍关系状况,针对调查发现的情况提供相应对策。结果:通过调查问卷以及单独谈话情况来看,女生宿舍由于生活习惯、个体品质、缺乏沟通或存在竞争关系等均可导致宿舍冲突,绝大多数宿舍成员选择容忍。通过增加宿舍互动活动。

人民军队应对自然灾害斗争实践的基本经验

人民军队在履行其基本职能的同时,积极应对自然灾害的种种挑战,在应对自然灾害斗争实践中人民军队积累了必须要增强使命意识、强化战斗精神、建立军民协调机制、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发挥科技优势等宝贵的经验。系统总结这些经验,对于我军提高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信息不对称对医患关系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由于医生掌握了丰富专业知识和关于医疗方案的大量信息,而普通患者由于缺乏医学专业知识而处于被动地位,所以医疗领域存在典型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这对医患关系具有重要影响,也是造成医患矛盾的重要根源。在造成信息不对称现象的诸多原因中,卫生决策中公民参与的缺失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关键因素:普通公民没有深入了解卫生决策信息的机会,在具体诊疗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的局面。通过研究得出的对策是,为了消减信息不对称对医患关系的负面影响,必须从这几个方面着力:一要构建开放的卫生决策参与机制,二要构建医患沟通基础上的共同诊疗决策模式,三要健全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生薪酬体系,四要加强疾病知识的宣讲。

脑深部电刺激术治疗精神疾病临床研究中的伦理审查问题研究

由于脑深部电刺激术具有不破坏大脑结构等优势,因此正在被尝试用于抑郁症、强迫症等精神疾病的治疗,但是由于相关作用机制尚不完全明确,DBS技术的应用还属于临床研究范畴。在面对精神疾病患者这个特殊的弱势群体时,DBS技术的临床研究遭遇了风险收益比评估、应试者招募和知情同意三个方面的难题,这就要求伦理委员会针对该研究的特点,重点把握对受试者招募程序、风险受益比评估、知情同意及受试者权益保护措施的审查。

“后常规科学时代”公民参与医学科技决策诌议

传统的“政府—科学家”精英决策模式,已经不适应“后常规科学时代”医学科技发展的需要,医学科技决策不仅需要政府主管部门和医学科技专家的参与,而且需要作为利益相关者的普通公众。公民参与有利于规避决策风险、促进医学科技决策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培养公民的参与能力。为了构建公民参与医学科技决策的有效机制,需要从转变观念、完善法律、创新方式、提升公民医学科技素养等主要方面着力。

医学科技规划中多主体互动决策模式初探

以往医学科技发展以政府主管部门主导下精英决策为主,参与主体缺少了普通公民,已不适应医学科技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趋势。普通公民作为医学科技使用的对象,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理应具有参与技术发展决策的权利。为此,有必要改变传统决策模式,积极构建“政府-企业-专家-公众”多元主体参与的医学科技决策模式,探索实施的现实路径,促进医学科技健康发展,提升公民参与科技决策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