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学文献考辨方法论

目前尚有二三百种赋学文献深藏于海内外各类藏书机构,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关注、查询与利用。研究者可以通过书目检索,实地查询,版本源流梳理,文献真伪鉴别,作者、年代考证等方式展开初步研究。对于已经亡佚的辞赋作品和赋论、赋注文献,可以利用类书、字书、韵书、古注等钩稽其佚文,但需要仔细考辨,去伪存真。

汉大赋中动植物书写的特色

汉代散体大赋抛弃了《诗经》轻盈灵动的比兴手法,以及《楚辞》婉转清深的美人香草之喻,使用分类展列的方式书写动物、植物,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赋中动植物数量众多,已达《诗经》《楚辞》的六七倍之巨,在意象上平面铺开,鳞次栉比,具有鲜明的图案化特征。汉赋作家具有初步的类别意识,遵循同类相聚、“离辞连类”的原则,对飞禽、走兽、水族、花草、树木等进行各自铺写,这为类书的产生提供了资料来源和分类基础。赋中名物虚实相间,因夸成奇,掺杂有不少异域物产甚至神鸟异兽,反映了汉帝国上升时期囊括万有、征服一切的豪迈心胸。汉大赋动植物还具有“可增减性”与“可替换性”,但过分铺陈也会有“繁类成艳”“腴辞害骨”之弊,这是散体大赋走向僵化与衰落的重要原因。

陈山毓《赋略》及其赋学观

《赋略》是一部将选赋、论赋与辑录赋学资料相结合的赋学专著。该书陈氏自序是一篇精粹的赋学论文,从裁、轴、气、情、神五个方面来探讨赋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绪言》辑录历代的赋论资料,并将这些资料分成五个部分来加以编排,藉以表达著者的赋学思想;《列传》专门辑录历代赋家的传记资料,内容丰富,颇便读者;正篇与外篇选录先秦至明代的著名赋作,兼及七体、颂体、楚辞体,偶作评点,颇有识见。在明代未年的学术著作中,《赋略》对赋文学进行了最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其编纂体例及学术观点都值得后人借鉴。

两汉故事赋的表现题材及文学成就

尹湾汉简《神乌赋》的出土 ,让我们惊叹于两汉故事赋所达到的艺术高度。钩稽相关资料不难发现 ,两汉故事赋或讲述鸟兽故事 ,或敷演历史传说 ,或再现生活场景 ,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世俗民众的思想感情与审美情趣 ,其生成及传播方式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这些赋作包孕着戏曲、小说等多种文学要素 ,其故事情节的曲折生动 ,人物形象的鲜明 ,语言的个性化与通俗化 ,都形成了汉代文学中特异的存在 ,从而对中国文学尤其是俗文学的发展演进有过不小的影响。

论孔子“思无邪”的本旨

从春秋时代的用诗实践以及孔子实用主义诗学观念入手可知：“思无邪”是指包括《诗经》中“有邪”之诗在内的所有作品，经过断章取义的处理、升华，都能在实践中发挥出纯正无邪的实际功效。孔子“思无邪”说被儒家后学引申利用，在《诗经》

何景明的一篇集外赋

《山西通志》卷二百二十载有何景明的一篇集外赋《石楼赋》。该赋通过对石楼山风光景物的描写,赞扬了恩师李瀚的品质、人格与修养,形式上采用主客问答体,骈散相间,用韵自由,是一篇典型的文赋。《石楼赋》的发现表明,作为"前七子"之一的何景明虽然提出过明晰的复古理论,但他在创作中并没有排斥六朝以后产生的新的文学体式,是一位观念较为通达的文学思想家和赋家。

《毛诗序》的功利诗学观念及成因初探

《毛诗序》是冠于《毛诗》每首诗之前的简短说明,它作为先秦诗学的系统性、实践性的总结和《诗经》研究史上的开山之作而功勋卓著,影响深远.但在自宋至清的一千多年间,人们对它的评价却很不一致,形成了尊序派与废序派的长期争辩.五四以后更被诬为掩盖《诗经》的“瓦砾”而屡遭唾骂和谴责.本文摈弃前人或一味废序、或盲目尊序的偏见,力求从《毛诗序》的文本内容人手,实事求是地探讨它的功利诗学观念及其成因,为人们历史地、客观地认识《毛诗序》提供一些参考.

论明代的汉赋评点

汉赋评点在明末万历崇祯年间迅速兴起,它们存在于《文选》评点、史书评点或者专门的辞赋评点著作中。这些评点文字或交代作赋背景和缘由,或进行文字校勘与语词考释,或品赏佳句隽语,或挖掘赋意赋境,或分析艺术结构,或揭示赋作风格并给予文学史定位。总体上看,这些评点内容丰富,形式灵活,语言精练,意味隽永,有效地促进了汉赋在明末文人中的普及与传播,对清代的诗文评点和文学研究有很大影响。

蔡邕与鸿都门学的汉赋观

东汉末年，围绕着鸿都门学的论争，凸现出两种截然相 反、根本对立的汉赋观：第一种是以灵帝与鸿都门士为代表的贴近世俗生活、追求感官享受 的新型的汉赋观，第二种是以蔡邕为代表的恪守传统经学与道德规范的旧的汉赋观。蔡邕在 理论上否定但在实践上却创作了不少逸乐小赋，反映了他对汉赋地位的独特思考。

祝尧《古赋辨体》的汉赋观

祝尧《古赋辨体》对于汉赋的认识 ,包括赋之文体及渊源论、汉赋价值论、汉赋艺术结构论、汉赋作家作品论凡四个方面。这些观点都贯穿于该书的汉赋序论和赋作解题之中 ,论述时各有侧重而又互相呼应 ,观点鲜明而又论证细密 ,纵横开阖 ,声情并茂 ,极富思辩色彩与逻辑力量。《古赋辨体》

《历代赋汇》版本叙录

《历代赋汇》编于清初,清代有刻本、抄本、石印本共7种,其中以康熙45年内府刻本和乾隆46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价值最高。当代共有影印本10种,颇便读者,但学术界仍然期待着点校本的问世。

《赋海大观》之阙误

《赋海大观》体制庞大,类目繁细,但在对历代赋体文学作品进行汇集和编录时,出现了分类失当、次序错乱、篇目阙漏、作品重出、篇名错讹、体例混乱、作者和内容阙误等问题,使用时需要加以校核、辨析,以免以讹传讹。

《会稽三赋》的注本和版本

《会稽三赋》主要有两个注本:一为宋周世则注、宋史铸增注本,一为明南逢吉注本(包括单纯的南逢吉注本和明南逢吉原注、明尹坛补注本两种)。其中周、史注征引富赡,备载出处,有重要史料价值;南逢吉注简洁明快,不标出处,便于一般读者诵习;而尹坛补注穿插在南注之中,二者浑然一体,仔细揣摩,亦可见其补苴之功。南、尹注本在明清时期屡经翻刻,流播甚广。《会稽三赋》既是赋史名篇,又是地方文化史上的名作,具有文学与地方文献的双重价值。

朱熹论两汉诗赋——兼与晁补之比较

朱熹在《楚辞集注》与《楚辞后语》中,因研究《楚辞》的需要而选录、注释、评论了一些汉代诗歌和辞赋。其编选旨趣颇受晁补之的影响,青睐抒情写怀及思想雅正之篇什,所作注释简明扼要,瑕瑜并见,而影响甚大。朱熹在品评两汉诗赋时,崇尚古朴自然,反对靡丽夸张,表现出很高的艺术鉴赏力;而其对司马相如、扬雄、蔡琰等人的人格评判,显然有以道德批评代替文学研究的倾向,表现出理学家的保守性和局限性。

《辞赋标义》的编者、版本及其赋学观

《辞赋标义》的编者俞王言,应该是明万历年间徽州府休宁县(今属安徽省)人,有学者以为系广东海阳或安徽歙县人,均不确。该书在明末清初流传甚广,至今尚有十余部传世,主要有两种印本形态:一是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金溥参订、休宁金氏浑朴居刻本,一是崇祯年间郑之槃据金溥本修订、重印之本。该书既是一部版式独特、备受欢迎的辞赋总集,也是一部重要的赋学理论著作,它反映了编者较为通达的文体观念,以及辞赋并重、屈马同尊、崇尚楚汉、贬抑六朝的赋学思想。

《毛诗序》作者考辨

据载毛亨曾作《毛诗故训传》。本文从外部经学背景与《序》、《传》内在关系两方面入手进行研究，发现《毛诗序》原本是《毛诗故训传》的一部分。因而《毛诗序》的作者也应该是秦汉之际的毛亨。

班固对汉赋的研究

班固在《汉书》中为十余位西汉赋家立传,全文载录了18篇赋及其有关情况。他对汉赋的性质渊源、兴盛原因、社会功能、价值地位、创作原则作了理论阐发,对赋作也有评点解析。他的许多真知灼见连同他作为官方学者的历史局限,都对后代的汉赋研究有深远影响。

论司马迁对中国楚辞学和中国赋学研究的贡献

司马迁在《史记》中最早为楚辞作家屈原和西汉初年赋家贾谊、司马相如立传,记载了他们的生平事迹和创作经过,记载了早期文学集团的活动,并大量载录辞赋作品,为保存辞赋文献、保存辞赋研究资料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司马迁还发表了最早的辞赋评论,他认为辞、赋无别,汉赋直承楚辞而来;他十分强调并高度肯定辞赋的讽谏功能和抒情特征,批评汉赋的夸张虚构与华丽辞藻,并最早对具体辞赋作品作出评点与解析。无论是文献资料的保存与清理还是辞赋理论的探索和建构,司马迁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其垂范后人,功不可没。司马迁理所当然是中国楚辞学和中国赋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古代汉赋研究的分类总结与理论思考

中国古代的汉赋研究始于汉初,终于清末,历时两千余年。古代学者们在评论、编集、注释汉赋方面取得了许多实绩,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由于专门性汉赋总集的缺失,儒家政教功利文艺观的畸形发展,以及汉赋自身缺乏性灵、语言过于雕琢等弱点,古代的汉赋研究与《诗经》、《论语》、《楚辞》等其他文学名著的研究相比,一直处于萧条冷落状态。这与汉赋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也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思考和总结的。

《子虚》《上林》赋的分篇及其学术意义

梁昭明太子萧统在编纂《文选》时,将《史记》《汉书》所载之《天子游猎赋》分为《子虚》《上林》两篇,后人多从之。自宋人王观国以来,不少学者认为《子虚》《上林》实为一篇赋,不宜加以割裂,所论不无道理。但从本质上讲,《子虚》《上林》赋的分篇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它不仅使赋题与内容的对应更为准确,而且有效地遏制了《天子游猎赋》在先唐时期异名繁多、指称混乱的局面,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从混沌走向精确、从含糊走向明晰的历史进程。《子虚》《上林》之名行用已久,自然不宜进行更改或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