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词与物》中的“中国百科全书”

福柯在《词与物》的前言中引述了博尔赫斯曾提到的"某种中国百科全书"中的动物分类,并由此开始了他全新的哲学思考。中国学者对此做了不少论述和阐释,但思考一般都是从中西差异的角度切入,对福柯持一种批评态度。比如认为福柯过分强调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强调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忽略了文化的普遍性和可交流性,把中国视为与西方全然不同的他者,视为西方的对立物,这是一种猎奇,是一种西方式虚构,甚至是文化上的新殖民主义。本文就是对这些思考的再思考,通过对照博尔赫斯和福柯的著作中体现的思想,考察我们国内流行的观点是否合理有效。

让-马克·帕里西斯和他的小说《恋人》

让-马克·帕里西斯（Jean-Marc Parisis,1962-）对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极其陌生的法国作家,尽管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已经发表了近十部作品,其中大部分是小说,主要有《快餐的忧郁》（La Mé lancolie des fast foods）、《艺术家的中学》（Le Lycée des artistes）、《从一生开始》（Depuis route la vie）、《巴黎式婚姻》（Mariage à la parisienne）、《身体》（Physique，2005）、《之前、之中、之后》（Avant，pendant，après）等，最后这本小说曾获得2007年的罗杰-尼米埃文学奖。

La Commune de Paris vue par un Chinois

清代的张德彝曾多次出使欧美 ,特别是在同治年间出使巴黎 ,亲眼目睹了巴黎公社起义的全过程 ,并在《三述奇》一书中做了详细的记录。本文是对此书的介绍和评论 ,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中外文化交流中更具普遍性的问题的一点思考。

L'Intraduisibilité derrière les mots

文学翻译首先需要深入全面地理解原著，但实际上这种阅读过程在时空上是没有穷尽的，企图发现文本的终极真理只能是幻想。另外，真正意义上的忠实翻译是难以成功的，因为两种语言不具有各个层面上严格的对应关系。翻译过程在本质上是一种相当主观的选择过程，某个层面上的忠实一般都意味着放弃另外一些层面上的忠实，但问题在于文学文本的意义是所有符号的合力产生的。这种不可译性在汉语与西方语言的互译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尤其在涉及那些以语言本身为写作目的的现代作品时更是这样。因此不可译性凸显的不仅仅是翻译本身的问题，而更是语言问题和文学问题。不过，不可译性未必一定是构成我们整个文化世界的语言游戏的缺陷，它更应该是一种启发性力量，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并承受存在于各种语言、各种文学和各种文明之间的差异。

真假之间——解读法国电影《触不可及》

电影创造了现实,赋予了意义,满足了社会的期待和理想,由此完成了童话书写。因此,《触不可及》其实是主旋律影片,它用光明而虚幻的未来替代悲惨的当下,指向的仍然是人类解放的大叙事,对主流社会,这是一种安慰,对边缘社会,这是一种教育。

漫谈西方荒诞文学的认识论根源

大概是以“荒诞哲学”著称的加缪写了一本《西绪弗斯神话》的缘故,谈起西方文学中的荒诞问题首先让人想到的就是这个古老的希腊神话。如同一切真正深刻的文学艺术作品一样,西绪弗斯不断推石上山而巨石每次都必然滚落的故事给人的思考实在太多了。其实,问题不在于破译这一神话传达的信息进而理解它包容的意义:任何文本在未被阅读时根本无意义可言,而有多少种阅读就有多少种意义;问题在于我们所处的文化语境已经使我们把西绪弗斯看成是人类的代表。

在摧毁中建设 在建设中摧毁——谈洛特莱阿芒的散文诗《马尔陀罗之歌》的艺术特色

《马尔陀罗之歌》仅就长度来讲在散文诗歌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它似乎更象一篇史诗或一篇小说(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小说正是从中世纪的史诗演变而来),总之象一部叙事作品。作者在第六支歌中也写道:“

S/Z(节译)

《S/Z》是罗兰·巴尔特最主要著作之一,是作者从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的标志。他在此书中创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批评方法,把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萨拉西娜》分解成五百六十一个随意的阅读单位,用五种代码(阐释代码、意素代码、象征代码、行动代码、文化代码)进行了大胆的“毁灭性”的分析。此书通过文评实例表现出了高超的技巧性和深刻的思想性,在现代文本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广泛影响。这里翻释的是前九章(全书共九十三章),即开始具体分析作品之前的理论准备部分。

比较叙事学的设想

因我受命写一本比较叙事学的书，所以大致想了一下有关的问题。 狭义上的叙事学是指20世纪下半叶出现在西方的以现代语言学和结构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叙事性文学作品内部规律研究，属于诗学范畴；广义的叙事学则把叙事视为人类认知世界、表达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超出了文学，涉及众多学科领域。一本理想的叙事学著作大概应该从以上两个方面完整地梳理叙事学的历史、体系、方法、概念等，这已经是相当困难的事了，罕见有成功者，而一本比较叙事学的书显然还不能满足于此。

谈论文的学术规范和评判标准

我想结合工作实际，谈谈博士学位论文的学术规范和评判标准的问题，以及个人的困惑，就教于各位同人。

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从鲁迅到莫言

莫言问鼎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引发了中国社会各界尤其是文学界的广泛关注,莫言与"诺奖"也由此成为全民热议的焦点。狂欢之余,那些与"诺奖"失之交臂的现代文学大师,如鲁迅、老舍、沈从文等,也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理性地看待莫言获奖,反思"诺奖"与中国的渊源以及鲁迅等人与莫言的异同。2012年11月24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中国作家》杂志社、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从鲁迅到莫言"学术研讨会。会议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会议室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驻京高校的专家学者及各大报社的记者共5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长江学者高旭东教授主持,人大副校长杨慧林教授首先致辞,孙郁、刘洪涛、张志忠、马海良、阎纯德、肖鹰、赵白生、车槿山、萧立军、蒋原伦、李怡、周玉宁、曾艳兵、赵勇等与会专家学者在研讨会上围绕"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从鲁迅到莫言"这一主题进行了见仁见智的大讨论。多学科学者的话语较之当代批评家的单一话语更具有趣味性,充满了思想火花的碰撞与观点的论争,是这次会议最大的亮色。《人民日报》、《中华读书报》、《中国文化报》等对会议进行了新闻报道;本刊刊发的学术笔谈则侧重于学术综述,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与讨论主题相关的数位专家教授的发言,力图将会议的学术全貌反映出来。

诺奖的尴尬:从法国看中国

法国是得诺贝尔文学奖最多的国家,共计十四个。一九○一年诺奖第一次授予了法国诗人苏利·普吕多姆(Sully Prudhomme),世界已经把他忘记了,甚至在法国现在读者已经不是很多了,当时也是桂冠诗人。他的书不会再版,也不会有人买。二○○八年,法国作家克莱齐奥(Jean-Marie Gustave Le Clesio)获诺奖。在中国,人民日报主办"最受欢迎的外语小说"评奖时,

碑与诗——谢阁兰《碑集》汉语证源

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是一个与中国有不解之缘的法国作家,被人戏称为“中国诗人”。他的代表作《碑集》更是从形式到内容都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是名副其实的法汉双语诗集。《碑集》初版于1912年,分为六章,收诗六十四首。封面上题有“古今碑录”四个隶书汉字,每章前依次写有“南面”、“北面”、“东面”、“西面”、“曲直”、“中”这几个草体汉字,每首诗还冠上了一句正楷书写的汉语题铭。

生死相约(外一篇)

前些天,一个女孩儿告诉我,有人和她定了一个约会,地点是拉雪兹神父墓地。我当时听了就感觉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过后甚至有点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了。在一个墓地约会,而且是名闻遐迩的拉雪兹神父墓地,这是什么精神？

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

作者：让一弗朗索瓦·利奥塔尔（法）译者：车槿山 出版：三联书店 在这本书出版30年后再来看这本书，后现代主义的术语浪潮已经散去，但时间仿佛仍然在游戏。如作者所说，“所谓现代科学，仍然与正统的叙事学说有着显而易见的一致性，以‘后设论’的方式使之合法化。例如，在叙述者与聆听者之间，一句含有真理要素的话，要通过‘共识原则’才能被接受，必须要在理性心灵之间，尽可能获得一致性认同，这句话方可生效。”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作者认为那些典章制度在设立之前与设立那一刻，它们并不具有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是在制度成立后后设的，同时，原作者认为“后现代”就是对“后设论”的质疑。

恋人

你去看《致青春》了吗?仅仅是这样一句问候,已经微微带出了今天春夏的某种文艺欣赏倾向,我听说,有不少人开始看看爱情小说了。其实,年年岁岁,没有最好只有最新的爱情小说永远是全世界出版界招徕看客的香火,这样兴旺的结果,会使人不禁想象,在那些可堪书写的人类爱情里,倒底还剩下什么了?这正是我在法国小说《恋人》的阅读之中和之后所产生的思索。所有的爱情都是相似的,也是不同的。《恋人》所要讲述的故事也是一样。不过,不用我说你也明白——只要你看的爱情小说足够多——那些最好的,仿佛都是在黄昏的光线下捡拾的。难道不是吗?杜拉斯也是在年老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