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

数字经济时代发挥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绿色创新效应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作为中国实现宽带网络“提质增效”的重要战略举措,对区域绿色创新活动产生重要影响。该研究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对“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影响城市绿色创新的理论机制进行了解析。基于2010—2020年中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并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一步实证考察了“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实际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研究发现,①“宽带中国”战略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的绿色创新水平。该结论在经过PSM‐DID估计、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估计、调整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衡量方法以及排除“一带一路”倡议政策的影响等多种方法的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②机制检验表明,试点政策带来的金融发展效应、人才集聚效应和信息化提升效应是“宽带中国”战略影响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重要渠道。③拓展性分析发现,不同地区对“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的绿色创新效应的反应灵敏度具有异质性。相对而言,试点政策对行政等级较高的重点城市、规模较大城市、胡焕庸线东南侧城市以及资源型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效果更为强烈。因此,“十四五”时期,要瞄准5G、6G以及其他引领未来的高科技信息技术,持续发力推进新型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城市绿色创新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该研究为以信息网络为支撑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效应提供了实证支持。同时,也为数字经济时代推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以助力区域经济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与企业绿色行为--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CPES)数据的实证

发挥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绿色行为的促进作用,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基于因子分析法和微观企业调查数据,本文探究了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影响。从理论机制来看,企业家地位感知通过强化私营企业家的亲社会行为和自信心来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进而对企业绿色行为产生重要作用。进一步地,本文采用第十一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CPES)数据,并基于主成分法的因子分析构建企业家地位感知指标,实证考察了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实际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水平的提高,显著提升了企业治理污染投入规模和企业进行治理污染投入的可能性。机制检验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是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促进企业绿色行为的重要渠道。此外,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对不同类型企业绿色行为具有异质性影响。相对而言,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高污染行业以及国有资本参股企业,其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对企业绿色行为的提升作用更为强烈。因此,“十四五”时期应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释放企业发展活力、增强私营企业家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私营企业家地位感知,从而更好地发挥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绿色行为的促进作用。

企业主金融知识对小微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小微企业调查(CMES)的证据

从资源基础理论视角出发,对企业主金融知识影响小微企业劳动雇佣的理论机制进行解析。采用中国小微企业调查(CMES)数据并基于因子分析法构建企业主金融知识指标,进一步实证考察企业主金融知识对小微企业劳动雇佣的实际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主金融知识水平的提高显著提升了小微企业劳动雇佣,且该效应对于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较高的企业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以及推动企业数字化变革是企业主金融知识提升小微企业劳动雇佣的重要渠道。拓展性分析发现,企业主金融知识主要提升了小微企业普通员工雇佣。而且企业主金融知识对低制度质量地区、西部地区和未入住产业园区的小微企业以及非国有小微企业劳动雇佣的提升作用更为强烈。此外,企业主金融知识对小微企业就业质量也具有重要作用。即企业主金融知识有效提升了小微企业员工薪资水平,尤其是普通员工薪资水平。

营商环境与企业产品质量升级——基于腐败视角的分析

使用世界银行2012年发布的中国1136家制造业企业数据,并综合利用线性概率模型、Probit模型以及Logit模型等多种估计方法,从腐败的视角实证检验营商环境对中国企业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腐败显著降低了中国企业的产品质量升级;腐败对中国企业的产品质量升级具有非对称影响,随着腐败程度的增加,对于处在国际质量认证密集度比较高的行业内企业以及规模比较小的企业而言,其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从企业层面看,企业生产率、企业规模、企业使用自己的因特网主页以及国有资本参与到企业的注册资本中等因素,对企业产品质量升级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从行业层面看,人力资本密集度的增加促进了企业的产品质量升级,而资本有形性的提高则具有相反作用;从城市层面看,教育水平的提高显著促进了企业的产品质量升级。

开放促进公平:资本市场开放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基于沪港通的准自然实验

发挥资本市场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对于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至关重要。基于2014年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资本市场开放对上市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上市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从影响机制来看,资本市场开放主要通过融资效应、收入效应以及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效应三个渠道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重要作用。拓展性分析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信息透明度较高企业和内部监管较强的企业中,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更为强烈。而且,资本市场开放主要提升了职工劳动收入份额,对高管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并不明显。本研究有利于理清资本市场开放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也为我国在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过程中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视角。

信息化的农村减贫效应及区域差异——基于中国27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本文从理论层面探讨信息化的减贫效应机制,进而采用中国27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13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对信息化农村减贫效应的区域差异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信息化水平的提升显著降低了农村地区的贫困水平,但是这种减贫效应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性。具体来看,信息化对东部地区的农村减贫效应并不明显,对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减贫效应较为显著,对中部地区的农村减贫效应最为强烈。因此,要加大信息和通信技术等产业的创新支持,尤其注重对农村地区的扶持力度;在支持信息化发展方面应给予中西部地区一定的政策支持,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信息化的减贫作用。

城市化与城市规模对中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本文首先对城市化与城市规模通过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综合分析。进一步地,通过选取中国和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并构建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城市化程度差异和城市规模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城市化区位优势表现出显著负偏好,而美国则与中国相反,表现出显著的正偏好。中美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中国企业所具有的所有权优势不足,更偏好向低城市化国家投资以加强自身的所有权优势。而美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很充分,所以更偏向于获得东道国城市化带来的区位优势。②分时段的回归发现,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变化,我国对东道国城市化偏好表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这说明母国自身发展阶段显著地影响其对东道国城市化区位优势的偏好。③对城市规模进行的回归发现,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其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中型以上城市总是正偏好的,说明城市规模的增大有助于增强该城市的由规模化和专业化带来的区位优势,从而增强国际资本吸引力。据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首先,政府应提出促进我国企业向其他发达国家投资的政策措施,同时引导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区位优势的开发。并且,鼓励那些在国内发展较为成熟、国际上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积极走出去。其次,更加积极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导向型投资。再者,积极引导本国大中型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和国际化进程,培育更多的大中型城市,充分发挥这些城市的要素禀赋优势,增强它们对国际资本的吸引能力。最后,继续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增加企业的软实力。

高铁开通的减贫效应——基于中国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中国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实证检验了高铁开通的减贫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高铁开通显著降低了相关地区的贫困水平;通过提高地区可达性、创造和转移就业、增加产品输出、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等多种途径,高铁开通能有效降低贫困水平,但这一效应因高铁的类型和地区而存在一定的差异;从开通类型看,非城际高铁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城际高铁的减贫效应不显著;从开通地区看,高铁对经济发达地区有明显的减贫作用,对经济落后地区不存在。

人力资本影响出口比较优势变动的行业差异与门槛估计

采用我国制造业13个行业1992-2015年的面板数据,并运用面板格兰杰因果关系方法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人力资本影响出口比较优势变动的行业差异与门槛效应,其研究结果发现:人力资本对出口比较优势变动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行业差异。在13个行业中,只有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人力资本与出口比较优势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在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家具制造业、橡胶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以及专用设备制造业中仅存在着人力资本对出口比较优势的单向因果关系。进一步说,研发人员数量对行业出口比较优势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在单一门槛值之下,无论行业研发人员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都对出口比较优势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是超过门槛值之后,无论行业研发人员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都对出口比较优势提升的影响不显著。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最低工资标准、地区环境规制与外资企业撤离

基于2008—2016年中国地级市最低工资和环境规制的数据,运用Logit模型研究了最低工资标准以及环境规制的提高对外资企业撤离的系统影响及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显著增加了外资企业撤离中国的可能,而环境规制的作用方向是不确定的;其次,就异质性分析来看,生产率低、创新能力弱、非高新技术企业以及所在地市场化程度低、人力资本低的外资企业容易受最低工资标准与环境规制的影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行业竞争激烈的外资企业影响更大;最后基于实证结论,对“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产业企业转型升级、环境治理与企业发展等展开延展性思考。

智能转型对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研究:基于“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专项行动”的准自然实验

推动企业智能转型对于制造强国建设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全要素生产率效应、融资效应和公司治理效应视角构建理论框架综合解析了智能转型对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机制,采用2010~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专项行动”来构建准自然实验,实证考察智能转型对企业出口规模的实际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发现,智能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规模。机制检验表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提升管理者能力是智能转型驱动企业出口规模提升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揭示,智能转型对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表现出强烈的要素密集度、区位、企业所有制和行业异质性。具体来看,智能转型对资本密集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和行业竞争程度较高企业的出口规模的促进作用更为强烈。企业实施智能转型产生了显著的行业内溢出效应,有效带动了行业内非试点企业出口规模。文章拓展了企业出口规模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也为政府稳步推进智能转型来助力企业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政策含义。

人工智能对进口扩张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微观企业层面的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积极探究人工智能对企业进口扩张的影响对于推动贸易强国建设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构建理论框架解析人工智能对企业进口扩张的影响机制。通过采用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发布的工业机器人数据和微观企业数据,实证考察人工智能对企业进口扩张的实际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扩张。该结论在经过替换关键变量、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进行2SLS估计、更换估计方法、调整样本范围和控制多维固定效应等多重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人工智能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技能水平,即通过融资效应和技能升级效应促进企业进口扩张。异质性分析显示,人工智能对企业进口扩张的影响表现出强烈的产权性质、规模和区位异质性。人工智能对非国有企业、小型企业以及沿海地区企业进口扩张的带动作用更为强烈。文章通过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以及Cloglog生存模型法考察人工智能与进口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发现企业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延长进口持续时间,维持进口贸易关系稳定性。文章拓展了企业进口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也为政府通过积极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来提升中国进口供应链稳定性和助推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打破信息孤岛真的有效吗?——地方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的企业创新效应研究

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并打破政府部门间的“信息孤岛”对于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通过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从数字政府建设视角对地方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理论机制进行了解析。进一步地,采用我国省级层面的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数据和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的企业创新效应及其作用渠道。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机制检验表明,地方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主要通过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和企业财务杠杆以及提高企业运营效率等渠道促进了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此外,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的企业创新效应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即对非国有企业、低技术行业企业和低市场化地区企业的正向促进作用要更为强烈。通过稳健性分析,本文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本文为大力提升政府的一体化政务服务水平以推动企业创新活动提供了实证支持。

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微观企业层面的证据

本文首次使用世界银行2012年发布的我国1040家服务业企业数据,并综合利用Probit模型及其边际效应和OLS估计等多种方法,实证检验了我国服务业企业参与到出口行为以及出口密集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经营时间的增加以及具有国际承认的质量认证可以有效提高服务业企业的出口概率和出口密集度。而从企业所在的地区层面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产业比重、教育水平、FDI以及网络基础设施等因素对此也有重要的影响。通过进行敏感性分析,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高铁开通与地区旅游业发展——基于中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实证研究

首先阐述了高铁开通影响旅游业发展的理论机制,进而采用中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2-2013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并基于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高铁开通对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高铁开通对地区旅游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只开通城际高铁对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并不明显,只开通非城际高铁和同时开通城际和非城际高铁对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则较为显著。相比东部地区,高铁开通对西部地区旅游业发展的正向影响要更为明显。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工业企业就业

使用微观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工业企业就业的影响。基于实物期权理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使得企业延迟雇佣行为所获得的回报更大,因此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表现的更为谨慎。进一步地,通过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工业企业就业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工业企业的就业规模显著下降。而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工业企业就业规模的负面影响因企业所有制结构、资本密集度的不同而存在着较大差异。即国有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到的负面影响,要比非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就业规模所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一些。通过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并进行稳健性分析,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金融科技与企业“脱实向虚”--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金融科技对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综合探讨金融科技对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的发展显著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机制检验表明,金融科技通过竞争效应和成本效应两个渠道影响了企业“脱实向虚”行为;即金融科技使得企业投资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和企业财务管理费用下降,从而促进了企业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此外,相比于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和处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金融科技对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的企业和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脱实向虚”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而且,金融科技的发展主要抑制了企业对投机性金融资产的投资,对企业保值性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并不明显。因此,应不断加大对金融科技的支持力度,积极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金融科技的支撑作用,同时给予中西部地区一定的政策优惠,进而不断提升金融科技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

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来自中国249个城市的最新证据

金融发展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典型的实证问题。本文运用中国249个城市2001~2010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金融发展与消费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增长率起到了反向影响;而城市化水平则显著促进了居民消费增长率;政府支出对消费增长率则有一定正向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本文未发现人均GDP、对外开放度、教育水平及物价对样本期间的消费增长率产生显著影响。以上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利用金融手段刺激居民消费的政策尚需进一步完善与调整。

金融科技对制造业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基于世界银行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世界银行对中国制造业企业进行的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线性概率模型考察了金融科技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概率。机制检验表明,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提高减缓了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促使制造业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此外,拓展性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对非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高技术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正向影响更为强烈。因此"十四五"时期应加大对金融科技的支持力度,同时平衡好金融创新风险与服务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而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对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提升作用。

信贷约束与外资溢出效应问题研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此文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40多万家企业2002-2007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外资的溢出效应以及信贷约束对外资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相同的行业和相同的省份内,不论是来自港、澳、台的外资还是来自于其他地区的外资,都对国内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发现,信贷约束阻碍了外资的溢出效应,行业的信贷约束程度越高,则同行业和同省份内外资对国内企业的溢出效应就越小,相关的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上述结论。因此,我国应加快推进金融市场改革进程,为企业提供更好的经营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