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抒情诗:审美意识形态的艺术实践方式

政治抒情诗不仅是贯通中国新诗史,也是贯穿中国新文学史的现象级存在,作为中国新诗中最为成熟的诗歌形态,按历史时段可以简略将其归纳为:一本诗集、两个诗人、三个流派或群体,另加一个具有诗史级意义的诗人艾青。虽然对“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说法见仁见智,但在审美意识形态语境中对政治抒情诗进行针对性的话语评释,以审美意识形态来特指、诠释政治抒情诗,既是合理的,也是可行的。关于这点,既可以通过对政治抒情诗文学史层面的宏观考析来印证,更可以从对艾青的个案解析中获知。

文章写作与文学创作的互文性融汇:周作人与母语写作

在中国新文学建设过程中,五四那一代人往往纠结于文章写作和文学创作之间,而真正使得"文章观念依然在新文学革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首推周作人。他辩证地看待文章写作与文学创作的内在逻辑关系,使它们在"文"的基础上有机融汇,以便完成对母语文学的现代性重构。一方面,周作人在认同"字本体"的思维前提下,将"文章"拉回到抒情言志的言说路向,使新文学回归母语文学的本质。另一方面,周作人意识到母语文学的现代性转化与文体的更新有着内在的同构性,文体不仅仅是文章的语言形式问题,而是文学话语模式的构建。所有这些彰显的是周作人在文章写作与文学创作的相互交融下,对母语文学的语言艺术的探索和诗性本色的开拓。

通俗化:延安文学对母语文学现代性重构的“革命化”启示

通俗化是延安文学的重要表征,它以语言的大众化来实现文学创作和接受的"工农兵化",从民间文学形式中吸纳通俗化创作的资源,通过政治意识形态的整合,最终完成"工农兵文学"的体制性构建。延安文学的通俗化不仅具有特定的文学史意义,而且在一个较长的时段内影响着母语文学现代性重构的格局和面貌。同时也要看到,延安文学对通俗化的意识形态追求,也会导致母语文学现代性重构的偏至与困境。

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中的血亲复仇叙事

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复仇既是一种历史文化话语,也是一种文学叙事资源,可以说"复仇"母题贯穿文学长河。就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而言,血亲复仇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复仇叙事范式。在血亲复仇叙事中,道德意义与审美价值、人性内涵与艺术表述恰巧都完美地融于一体,从而为复仇文学叙事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寻找“乐园”与重返“母体”——论中国当代小说的“失乐园”母题

无论是桃花源还是伊甸园,在中西不同的历史时空下,它们所指向的无非都是对一个人类乐园的追寻。如果说,人类个体离开母亲、告别童年可以用失乐园来表述,那么,人类文明的逻辑性循环就是寻找“乐园”与回归“母体”。因为只有母亲身上的与生命、大地和爱相关联的一切才是人类最终的乐园,即寻找“乐园”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重返“母体”,正如容格在《变形的象征》中所言:“母亲的智能深藏在底层;与母亲合为一体就意味着具有认识深层事物、原始意象以及原始力量的远见;而这些东西乃是一切生命之基础,也是滋养、维持和创造的源泉。”①而弥尔顿的不朽史诗《失乐园》则提示人们,当人类寻找乐园的文明进程被审美转译为文学创作时,有关失( 复) 乐园的言说便构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叙事母题。而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失乐园母题呈现三种基本样态: “失乐园”叙述、“复乐园”诉求和声复调式“失( 复) 乐园”表述。

论沈从文对母语文学精神的传承与创化

从母语写作层面重新评价沈从文创作是个有待开拓、深化的问题范畴。沈从文对母语文学精神的传承和创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乡土"叙事是其母语写作的起点和归宿,沈从文构筑的有关湘西的"乡土"世界,既展现了其文学创作独特的时空范式和文本构成,又通过对诗意田园的营造,为现代人提供了可供遵循的人性范式和文学样式。其二,"散文化"是沈从文的为文之"道"和最具本色的创作取向,它既呈示在其小说中亦表露在其文学批评中,在沈从文那里,散文已兼容文学与人学、审美与人生,他以完美的"散文化"创作发扬光大了母语文学的千古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