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选择性应付民众诉求的发生机理及其治理策略

基层是观察中国治理实践、理解中国行政体制的重要窗口。特别是在“人民至上”的新时代,基层是实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基础环节。已有研究多关注基层工作者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应付行为,鲜有其“问题解决者”角色的相关研究。依据政治系统理论,并结合研究事实的发展过程,可以从联系阶段的程序依赖、转换阶段的策略空转、输出阶段的避责建议三个方面,对基层工作者的选择性应付进行类型化分析。研究发现,复合交织的立体化系统环境、复杂性转向的情境化诉求与诉求转换处理的系统限制性三重因素相互叠加,共同影响并导致了选择性应付行为的发生。要解决这一问题需优化基层工作的系统环境、探索建立解决民众诉求的分级分类管理体系、建立职业能力培养的长效发展机制。

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授权合作的“嘉兴模式”研究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已经上升为国家意志,但从当前有参与失灵转变为有效参与缺乏细致的可操作性探讨。本文选取浙江嘉兴的"环境民主"为对象,运用案例研究方法,总结了嘉兴在推动公众参与过程中的实践做法与相关经验,诠释了"嘉兴模式"中三个关键问题:为什么参与(动力系统)、参与什么(运作系统)及如何保证参与有效(强化系统)。有别于西方国家自下而上的参与模式,我国的公众参与需要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提出了宣传认同、公开互动及授权合作的应对之策。

基于风险社会放大框架理论的邻避舆情传播

[目的/意义]邻避事件在传播过程中经过各种放大机制,造成了远超事件影响的涟漪效应,因此研究其舆情传播的特征及表现有助于弱化邻避风险。[方法/过程]基于风险社会放大框架(SARF),构建了舆情传播的4阶段模型,剖析了每一个阶段舆情的特征及对民众抗争行为的建构意义。[结果/结论]邻避危机中舆情的传播与演化是信息不对称、回应机制失灵、政府干预失当、政策妥协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处置不当则演变为群体性事件。邻避舆情危机的应对需构建在风险弱化的框架内,建议从风险信息批露、去污名化、热议期的舆情应急三个方面弱化风险,引控舆情的合理传播。

中国城市社区协商民主的有效路径研究——基于“百姓畅言堂”的案例

基层民主建设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而发展社区协商民主则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途径。基层党组织在协商民主过程中既可以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与素养,同时其所拥有的权威又能保证公民合理有序地参与,所以应该居于核心地位。以上海"百姓畅言堂"平台建设为案例,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协商民主的可操作化路径,归纳总结出可值得借鉴的经验:党组织作用核心化、共治主体多样化、参与协商规范化、协商机制流程化。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生态风险及应对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沿线地区的生态风险不仅是该地区的现实威胁,而且会对中国的海外利益构成广泛威胁,需要予以重点关注。通过梳理生态风险的理论体系,从资源限制、人为活动、自然灾害三个层面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东南亚、南亚、中东三个地区的生态风险进行评估,给出了各类风险等级指数,并重点研究了中国对外投资存量较大的9个沿线战略支点国家。研究发现,东南亚地区的人为活动风险、自然灾害风险处于高等级;南亚地区的资源限制风险、自然灾害风险处于高等级;中东地区的资源限制风险、人为活动风险处于高等级。为保障战略的顺利实施,建议中国从跨界水公共产品供给与国际农业合作、绿色投资降低人为活动风险、搭建沿线国家减灾合作平台、优先培育和发展环境类国际非政府组织四个方面,结合各个地区的实际,制定灵活的应对之策。

城管执法力量下沉的政策预期及其“衍射”研究

作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核心要素,城管执法力量下沉至基层已被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城管执法力量下沉虽能满足基层的刚性治理需求,但政策执行过程中衍生的诸多问题亦值得关注。借鉴光学理论和行政生态学的思想,本文分析了城管执法力量下沉的“衍射”现象。基于上海的实证调查发现,下沉的城管执法力量在穿越不同行政组织的“窄缝”到达治理场域时,发生了政策“衍射”的情况,并导致城管职权扩张、队伍发展活力下降、复杂问题执法能力弱化等偏离“直射”方向的问题。因此,应从承接政府与下沉城管的权责边界厘定、城管队伍的条块统合、复杂事务治理的管执联动三个方面提升政策实施的整体性效果。

中国地方民生性支出为何不足?

当前,我国地方民生性支出不足导致基本公共服务呈现失衡状态。文章建立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偏好及财政资源的纵向不均衡对地方公共服务的影响。研究发现,GDP式的晋升锦标赛激励更多地发生在市、县等低层级地方政府,导致经济性支出挤占民生性支出;分税制改革后的中央—地方、上级—下级的财政制度安排导致越底层的地方政府民生性支出能力越弱。

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状态实证研究

地方政府究竟是否提供了合意的公共服务是普遍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关键期。本文以中间收入人投票理论建立公共服务供给函数,并运用我国29个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拟合,得出地方公共服务供给的理论最优值,通过将实际值与理论值相对比,鉴别出我国地方公共服务供给状态。结果表明:相对于最优供给的参照体系,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呈现失衡状态,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不发达地区较为不足,而中部地区则较为充足。

地方政府竞争、制度创新与知识溢出

地方政府竞争的动力是实现地方经济增长,制度创新是实现经济增长的路径,知识溢出是制度创新的重要源泉。地方政府竞争、制度创新与知识溢出三者通过经济增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利用知识溢出促进合作为解决当前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失当困境提供了一定的思路。

财政支出规模、结构与社会福利的动态均衡研究

财政支出对包含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社会福利具有重要作用。本文构建财政支出与社会福利关系函数,发现社会福利与不同类型财政支出的产出弹性密切相关。运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等实证方法,研究了中国1978-2006年的各类支出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动态均衡关系。我国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社教文卫支出,降低行政管理支出,优化经济建设支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公共服务研究路径探究

公共服务是解释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和政府责任的重要概念之一。自20世纪以来,公共服务的研究路径从政府逐步转向市场以及第三方组织,在经济学和行政学范围内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财政分权制度安排下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使其公共支出偏好异化,导致公共服务缺乏足够的财力支撑;同时当前单一的公共服务提供模式导致效率不高,需要加强对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与方式的研究,形成系统的公共服务及其提供机制和方式。只有从根本上解决供给偏好和供给效率两方面的问题,我国公共服务才能走出失衡的困境。

论市管县体制下的政府利益冲突与协调

经济转型时期,市管县体制下市、县两级地方政府的利益冲突倍增放大,很多学者呼吁从财政体制上建立省管县体制,逐步代替市管县体制。通过探究市管县体制下市、县两级地方政府利益冲突的本质原因——地方政府的不当竞争,结合当前中国土地市场模糊产权的现实,分析了利益冲突带来的社会福利净损失。运用财政收支模型分析发现,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解决县级政府财政收支矛盾、实现市县两级政府利益协调的路径。市、县两级政府应在有序竞争基础上加强合作,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重构良性竞争秩序。

日本海权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明治时期,日本近代海权战略开始起步,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得到发展,鼎盛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衰败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并再次复苏于冷战时期,蠢蠢欲动于当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一直以海洋国家作为国家身份的定位,依附美国,埋头发展经济,经济大发展刺激日本希望其政治和军事实力上也能匹配其经济大国地位,成为名符其实的海洋大国。近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增加了对海洋的依赖,逐渐开始从陆权国家向现代海权强国转变。中日在海权战略上的潜在冲突逐渐显现,在美国"重返亚太"与"亚太再平衡"战略下,日本外向型、进攻型的海权战略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侵害,也对未来中国海洋强国战略构成重大挑战。

属地管理体制下基层“关键小事”的调适性治理

“关键小事”是中国之治秩序维度的要件,考验着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智慧。在对“关键小事”概念化的基础上,本文建构了“环境—过程—结果”的三维分析框架,以展现基层治理“关键小事”的调适性。通过治理的广场舞噪音扰民案例,分析了“关键小事”拥有较强的外部性、利益诉求异质化、处置棘手等特征,展示了基层政府解决广场舞扰民问题的策略过程。论文的主要发现是,属地管理约束下基层政府解决“关键小事”是一个调适性治理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向上争取资源空间的环境适应性、向下平衡多元利益的自主调整性。实现机理上,既涉及基层政府行政主导的组织行为,还包含了非正式机制、协作理性等灵活艺术。

正式组织的非正式实践: 基于上海R社区的应急处置经验

科层应急管理与非正式规则一直饱受质疑.科层体系下,基层社区非正式实践对应急质量存在重要的影响.通过对非正式实践的理论建构,厘清了其理论渊源、具体类型与作用边界.从非正式关系、奉献精神、非结构化方法三个方面对R社区的应急处置实践进行了案例研究,证实了Helmke和Levitsky提出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非正式实践既有促进公共政策调适、提升组织沟通与激励等方面的建构意义,也受到来自社区工作者成熟度的严重挑战.应将非正式实践纳入主流制度分析的框架中,通过正式组织的能力建设和资源下沉,提高非正式实践的正强化,以适应基层社区高效应急管理的需要.

“三治融合”视域下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的构建——基于上海D社区的探索

作为城市社区生活的载体,公共空间承载着社区的历史和未来。政府-单位-家庭的社会控制结构已经随着单位制的解体而失效,政府-社区、社会-家庭的二元区隔正在形成。社区公共空间并非哈贝马斯语义中与政府对抗的公共领域,而是填补政府逐步退出、社会稳步进入所形成的社区治理网络间隙的场域。社区公共空间是基层政府、社会组织、社区精英、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往复互动的媒介,能够在优化公共服务、化解社区冲突、培育公共精神等方面重构治理关系。当前社区公共空间的成熟度普遍较低,面临着公共活动参与不足、活动中心更具象征意义、公共空间自主性不足等困境。通过梳理近年来上海D社区"三治融合"的公共空间构建路径,寻找能够产生公共空间的约束条件,更为中国的社区复兴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地方公共支出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科学发展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指导思想。"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加强民生支出是解决民生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举措。我国现阶段地方公共支出有三种模式:即经济建设性支出偏好;行政消费性支出偏好和民生服务性支出偏好。我们认为应当从支出体系、需求表达、制度建设等方面优化地方公共支出结构,提高地方公共支出效率。

邻避风险社会放大过程中的政府信任:从流失到重构

邻避风险在传播过程中经过个体、政府、社会的放大,造成了远超事件影响的涟漪效应。新媒体、污名化认知及政府信任的差序格局为邻避风险放大储备了社会环境。本文基于风险社会放大(SARF)理论,构建了邻避风险社会放大的4阶段模型,解构了政府信任流失的过程,并给出了邻避危机中政府信任的重构路径。研究发现,邻避危机中政府信任的消解是信息失衡、回应失灵、政府强干预、政策妥协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建议从风险信息批露、风险沟通、弹性风险干预等三个方面弱化风险,重塑政府信任。

编制管理与组织人事及财政管理配合制约机制研究

构建精简高效、运转协调的行政构架,着力提升行政效能,是当前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建立健全机构编制管理与组织人事、财政管理的配合制约机制,有利于强化机构编制管理的执行权和监督权。通过实地调研,总结了不同地区在探索编制管理与组织人事、财政管理配合制约机制方面取得的成果和普遍存在的问题。建议从提供制度保障、优化管理流程、搭建信息平台三个方面完善编制管理与组织人事、财政管理的配合制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