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殿试的内容、特点与作用

殿试制度正式确立于北宋开宝年间,此后成为定例。殿试作为古代科举制度中最高一级的考试,策题多涉及到治国、礼法、军事、君臣、教化等,尤其是当时皇帝关注的时政问题。皇帝设立殿试策问这种方式,其初衷是为了征询士人们对于朝政的意见和建议,并据此选拔人才,在中国科举史上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士子对策问的回答不仅要有见识,而且还要有胆量,要能够直陈己见,具备一定的政治敏锐性。

华锺彦先生文学视角的《诗经》研究

华锺彦先生十分强调文字学、训诂学在《诗经》释读中的作用,重视时代背景,善于知人论世。他注重文学的评赏与感悟,最重真情,若以虚假或矫情为诗者,词虽美亦不足取。《诗经》“美刺”之外,拈出“悯”一类诗,将美、刺、悯三者并列,是华先生的独创,可视为对《诗大序》的发展。诗人感情的表达是和思想紧密联系着的,二者常常难以分开。在讲解某些篇章时,华先生常常会不自觉地联系社会人生,生发感慨,这当与他本人学者兼诗人的特点有关。在叙事兼抒情诗中,他认为“省略”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这是诗歌尚简约的特点决定的。华先生还特别重视《诗经》的“乐歌”问题,即从音乐性的角度来论诗,指出一些诗章,尤其是劳动时的歌唱,只要积极、愉快、有美感,便是好诗。

《庄子》“卮言”考论

《庄子》中的“卮言”，是合乎“环中”、“道枢”之言，即合道之言。所谓“寓言”、“重言”，均可统领于“卮言”；“寓言”、“重言”是为“卮言”服务的。“卮言”在语言形态上可以分为悟道之言、体道之言和“言无言”三个层面，成为庄子及其学派的基本言说方式。“卮言”是战国“百家争鸣”的产物，它包含着对言、意、道关系的认识，又与庄子的体道方式密不可分。

论扬雄对先秦儒学的继承与发展

扬雄对先秦儒学的继承与发展在汉代无人可比 ,但学界对此一直缺少足够的认识。面对西汉末年的神学经学的危机 ,扬雄自比于以“正人心 ,息邪说”为使命的孟子 ,从学理上树立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为学术正宗的观念 ,张扬人本主义理念 ,目的在于扫除董仲舒以来的神学泛滥及道、法等学派思想的抬头 ;扬雄借鉴道、墨等诸子的思想 ,丰富和发展了先秦儒学的内涵 ;他在儒学指向上突出“内圣” ,拓展了孔、孟重视个体人格的道德自律及自我完善的一面 。

论方玉润《诗经原始》的政治教化思想

论方玉润《诗经原始》的政治教化思想边家珍近年来，对方玉润（１８１１－１８８３）《诗经原始》的专门研究越来越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只是多偏重于其艺术鉴赏分析方面的评述，而对作者贯穿全书的思想倾向却较少论及，或认识不清。这里笔者试作一论述。《诗经》的政治教...

两汉之际的谶纬论略

从本质上说,谶纬是以天人感应为理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诠释手段、以经学与神学合一为根本理念的一种独特的学术现象,是今文经学制约君权、指导政治的内容的自然延伸。在特定政治背景下,谶纬被一些人所利用,为争夺王权服务。东汉初年,统治者为了巩固君权的需要,有意识地对谶纬加以改造,使其失去了对政治的干预作用,而成为解说封建伦常的某种工具。

《孟子》文学风格论略

《孟子》文学风格论略边家珍在先秦诸子中，孟子文章对于后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刘熙载《艺概》说；“韩文出于《孟子》”，“昌黎接孟子知养气之传”、“东坡文亦《孟子》，亦贾长沙”，“王介市文取法孟、韩”。从韩愈、苏武、王安石这些文学巨匠的作品...

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的宏观考察

经学,是作为汉代主流思想形态而存在的,崇经、尊圣、明道三位一体,直接影响了一个时代文学家的认知模式与心理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讲,崇经、尊圣本质上是经生士大夫们的自我肯定与彰显,同时成为他们的某种思想武器以及文学创作的指南。一方面,经学总是要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社会意识形态发出认同性召唤;另一方面,文学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对经学的召唤以自己的方式作出应答,与经学构成了一种立体性的张力关系。

郑玄经学的特色及评价问题

郑玄是东汉最大的通儒,他打破了今古文经学的分界及各种家法师法,融通众家以为一,因而可以说是两汉经学之集大成者。论者每以为郑玄推翻了今文经学,实际上,郑玄经学有明显的今文经学色彩。汉代经学的衰落有多方面的原因,有人归咎于郑学,这是对郑玄经学影响的一种歪曲,并不符合学术发展史的实际。

《庄子》文学特征及其成因探析

从文学角度看 ,《庄子》文章有两大特征 :运用“三言”来表现庄子弘大而辟、深阔而肆的思想 ,使文章寓真于诞、寓实于玄、汪洋辟阖、跌宕跳跃 ,此为第一大特征 ;既有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眷恋 ,又有对黑暗社会的怨愤 ,饱蘸爱憎之情 ,此为第二大特征。《庄子》文学特征的形成与三个方面有密切关系 :首先是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局面及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领域的空前活跃与思想解放 ;其次是有着丰富楚神话及追求个性自由的楚文化 ;

“温柔敦厚”诗教观新论

"温柔敦厚"诗教观,与周代礼乐教化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周代的贵族教育着力培养君子之德,是"温柔敦厚"诗教观念产生的重要文化基础。此一诗教观念既是周代社会礼乐文明的客观反映,也与周人的诵谏传统有内在联系,而并非汉人有意改造的结果。《礼记·经解》所说的"《诗》之失愚……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是"温柔敦厚"诗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贤对此重视不够,而且存在理解上的偏差,不可不明辨之。

论司马迁《史记》创作与《春秋》学之关系

学界对《史记》与《春秋》之关系虽有所探讨,但从《春秋》学史的角度来全面考察其对司马迁《史记》的影响的,尚不多见。司马迁效法孔子作《春秋》,在《史记》中寄寓王道理想以及对历史的价值评判。《春秋》笔法是《春秋》的精髓所在,对司马迁创作《史记》影响甚大;后人对《史记》的"破例"颇多微辞,殊不知这正是司马迁对《春秋》笔法的继承与发扬。司马迁在思想上受《春秋》公羊家的影响,但在《史记》创作中又体现出对今文经学的超越。

论汉武帝在经学史上的作用与影响

汉武帝“罢黜百家” ,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立太学 ,建立以经术取士为核心的察举制度等 ,对儒家经学的兴盛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经学从此成为官学 ,成为统治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与文本依据。武帝在对经学的政治作用的定位上 ,注重的是经学的“缘饰”功能 ,即在政治运作的显性模式上确认了经学的地位 ,而在隐性模式上坚守刑名法术为根本原则 ;这一方面直接影响了后世帝王利用经学的态度 ,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儒家经学失去原始儒学独立思想的特质 ,转向以解经为主的解释型的学术了 。

扬雄对西汉新儒学的重构及其意义

扬雄在西汉新儒学的重构中 ,从学理上批判了今文经学 ,客观上为古文经学的兴起作了一定的理论准备 ;他融合《易》、《老》 ,交通儒、道 ,对于魏晋玄学具有开启门径的意义 ;他在儒学的指向上突出“内圣”的一面 ,可以说起到了从孟子到宋明理学之间桥梁式的先导作用。对于扬雄在中国古代思想演变史上的地位 。

从《诗经》看周代“人”的审美观念

本文揭示了《诗经》所反映出的周代“人”的审美观念中对于人的健旺勃发的生命力及优秀品德的追求———一种更富于“人”的意义的生命信念。

《诗经》弃妇诗探析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对《诗经》弃妇诗产生的社会原因、思想价值、艺术成就三方面加以探析，有助于人们对这类诗篇的整体把握与深入理解。

汉末党祸与经学教育

经学在汉代政治领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表现出相当突出的人文精神。汉末党锢之祸的出现决不是偶然事件,它与汉代经学教育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可以说充分体现了经学教育在政治上的影响。首先,东汉经学教育繁荣,经学在整个东汉社会已深入人心,整个社会表现出崇尚经学、崇尚气节的风气;其次,从党人的政治思想来看,他们大都深受经学多方面的影响;再次,太学经生的积极参与与太学经学教育方式的影响有密切关系。汉末党锢之祸后,经学的发展、经学之士的思想意识亦受到显著而深远的影响。

论科举制的发展演变对经学的影响

汉代开启了以经术作为主要取士标准的选官制度,奠定了以儒家经义为主要考试内容的科举传统。唐代科举重视明经、进士两科,突显了经学的重要地位。宋代范仲淹、王安石的科举改革,对于经世致用学风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明清科举考试的八股化,不利于士子从经学原典中汲取思想精华,因而对经学的发展有明显的阻滞作用。

董仲舒与汉代天道信仰的重建

从商周到秦汉之际 ,天道信仰是在不断变化的 ,总的趋势是天道信仰的消解及与之相伴随的王权的衰落。董仲舒以新的“话语”形式 ,论证天人感应的原理 ,在新的层面上重建天道信仰。董仲舒重建天道信仰带有一定的“神道设教”的性质 ,在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并巩固封建统治 ,为现实服务。董仲舒的天道观念 ,落脚点在于维护君权与制约君权 ,是对儒家思想的复归 ,或者可以说加强了原始儒学的基本精神。董仲舒重建天道信仰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自觉选择 ,是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的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思想文化上的倒退。

佞幸帮闲的绝妙画像──论《金瓶梅》中的应伯爵

佞幸帮闲的绝妙画像──论《金瓶梅》中的应伯爵边家珍本文对《金瓶梅》中被称为第三号人物的应伯爵的生态方式─—巧言奉承、插科打诨、揩油捞钱进行了细致分析，指出这不是简单的道德品质的扭曲，这种特殊的生态方式在人治专制的封建社会中具有普遍意义，作者是借应伯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