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舶来品”百年例话

所谓“舶来品”,原指通过航船从国外进口来的物品,又可引申为从外国传入本国的科学技术、语言文化、生活方式等等。作为国际贸易的标志,舶来品可谓由来已久,至少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自秦汉时期开通海上丝绸之路以来,舶来品便源源不断输入我国境内。不过,古代的舶来品大多还只是以商贸货品的形态存留于国人生活之中,少有直接转化为生活方式,进而转化为文化习惯的。直至清末民初,舶来品才逐渐摆脱“稀奇物件”“玩意儿”的意义,有不少科技含量高、实用性强的舶来品,渐次成为现代文明与文化的交流载体,并开始持续影响国人的生活方式,成为不可或缺的必需品。笔者着意从这些近现代舶来品中撷选数例,藉此回望我国现代化百年历程的点点滴滴。

元代孤本《孝经直解》的前世今生

1938年春,'七七事变'之后,已经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的北平城,琉璃厂的古旧书店也大多凋蔽,唯有来薰阁在掌柜陈杭(1902—1968,号济川)的多方周旋与苦心经营之下,尚可维持。这一年春,来薰阁影印了一种名为《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的古本,原书乃是元代刊印的孤本;与一年前影印《金本诸宫调刘知远》相仿,仍是独特的'蝴蝶装',珂罗版影印原本,书末附印跋文一篇两页。值得注意的是,影印本中有钤盖'来薰阁印'与'陈杭'的公私印鉴者,当年或有特制版本;又在影印原本的末页。

徐志摩的春游

原来,正是《浮士德》让徐志摩对写诗本身产生了怀疑与恐惧;或许,正是那一次九年前的春游让他看到了中国诗人先天的缺陷,以及小资情调本身的脆弱。

陶然亭最后的雅集

或许,一个是公元352年的江南,一个是公元1925年的北京;空间上的南北差异,时间上的千年更替,都没有理由去要求以丁传靖为代表的一帮近代文人,一定要以晋人的那种风骨意趣,去完成这一场民国时代绝无仅有的雅集。毕竟,从陶然亭自清康熙年间始建伊始,就注定此亭并非是一处纯粹的风雅之地。

晋商与徽商的商业教育

19世纪末，在欧洲的文化舞台上，活跃着一位留着长辫子的中国人。他频繁出入于欧洲外交界和文化界的沙龙，成为政治杂志的封面人物；他还用法文创作了多部作品，是第一个在西方获得巨大成功的中国作家。在中学西传的历史上，辜鸿铭、林语堂也只能瞠乎其后。他就是晚清的外交官、曾朴的法文导师——陈季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