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本文明确划分为若干部分，以分别描述在近几十年中推动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相互交汇的若干学述思想潮流。总的安排难免失之简单化，目标只求指点广大全景中的路标和轨迹。粗线条勾勒的轮廓中包含一个观点：必须注意那些被作为考察对象的人们〔对各种“经典”之说〕的解释能力，并提出：对人类主观世界以及对人类之间的交互作用的久而不衰的兴趣，促成了史学家和人类学者的对话。这些文字也可以作为这样的一种“文本”来读：它们标志着文学理论在多大程度上为当代的历史和人类学提供信息。学者们在世界的各种现场活动，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倚靠口头传说，而学科之间最有希望获得成果的对话也就在此发生。在非洲和大洋洲的调研成果表明，“往昔”是怎样地通过口述的历史而寓身“现在”。瓦莱里从理论上阐明了夏威夷人对历史的两种表述之间的交互作用；巴伯则阐明了约鲁巴人的颂诗；土著居民对库克船长的法律的不道德势力的抨击；１６世纪一段僧伽罗人以谜语表达的故事，描述葡萄牙殖民主义的罪恶；以及１９８１年一场板球赛中发生的事故，用以申论以编码方式记录下来的对历史的理解于活着的人具有重大意义。

斯里兰卡的民族问题:和解的障碍

“国家”和“民族”的概念主要是从欧洲的历史发展出来的,这一点已经得到广泛的承认。在西欧,国家的建立过程先于并胁长了民族形成的过程。结果,从这一过程中发展而来的民族概念便主要集中在以机构和领土为标志的政治集团这一点上。根据卢梭的理论,阿贝·西埃耶给民族所下的定义是:“生活在同一法律之下并为同一个立法机关所代表的人们共同体”。在西欧的多数地方,这些发展过程同时产生了单一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的典型。

从南印度到斯里兰卡——十三世纪以来的贸易、移民和神话传播

僧伽罗人以自己的雅利安人血统而感到自豪。根据他们的语言结构以及早期编年史中的神话,这种信念是有确切根据的。但是南印度诸王国的入侵以及随着达罗毗荼人的到来而进行的文化传播,使僧伽罗人一直处于达罗毗荼人的影响之下。这一点已经得到广泛的承认。直到十三世纪以前,僧伽罗文明的中心一直是在干燥地区,即岛的北部中区和东南部。十一世纪和十三世纪泰米尔人的入侵可能促使了这些中心向岛的南部和西部湿润地区的迁移。但是向西南迁移并非仅仅由于诸如外来军事入侵以及古代僧伽罗诸王国主管农业灌溉系统机构的衰败所引起的“推动因素”所致。僧伽罗人日益增强的控制热带雨林的能力、西南部自然资源(特别是椰子、槟榔和肉桂)的价值以及依靠雨水浇灌稻田的条件,可能也是这种迁移的重要原因。所谓“牵引因素”正是这些。在大规模泰米尔入侵之前,自十世纪左右开始,西南地区人口就有日益增加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