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的微光──近代中国与亚洲国家启蒙运动中的文学

文章论述了在近代中国和亚洲被压迫国家的启蒙运动中，文学与启蒙运动的共生关系及其原因，以及启蒙者对文学作用的重视和夸大，分析了作为启蒙工具的文学在启蒙运动中的重大作用，文学的功能和形式在启蒙运动中自身发生的蜕变和新生，指出整个亚洲被压迫国家的文学在完成启蒙使命的同时也完成了自身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和转变，使之纳入和走进了世界文学的共同大潮中。

萨满教文化因素与东北作家群创作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东北作家群的创作中,有很多作品都提到或描绘了“跳大神”现象或情节,如肖红的《呼兰河传》、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大江》等。尤其是端木蕻良的两部长篇小说,以酣畅的笔墨和较大篇幅对“跳大神”的场面与过程作了精彩的铺排与描述。

日神文化与东北作家群的创作

东北是中国东夷、东北夷的发祥地,这早已被文献考古资料和众多学者的研究所证实。《山海经.海内西经》记载:“夷人在东胡东”。据学者们考证,东胡在今内蒙至辽宁西辽河一带,东胡东则指从松花江流域、辽河流域直到渤海湾一带的广阔地区。中国古代典籍曾将夷人分为九类,至汉代时始将东北境内的夷人专称为“东北夷”。

近代亚洲国家启蒙思潮中的文化态度与选择

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在广大的被西方列强压迫奴役的亚洲东方国家,曾先后三次出现民族与民主革命的浪潮,列宁称之为“亚洲的觉醒”。伴随着民族民主革命的兴起高涨,在很多亚洲国家,先后普遍掀起了规模不一的启蒙思潮与运动。比如,在印度,早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前后,被称为“近代民族复兴先知”的罗·摩·罗易从宗教改革入手,就曾发起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1857年民族大起义失败以后,在受迫害最重的北方穆斯林地区。

三十年代东北作家创作中的胡子形象及其文化和审美价值

一如果说,东北精神和东北强健的生命力,在现实中和三十年代东北作家笔下的大地之子——农民身上得到了正向的、诗意的体现,那么,在那些脱离了土地的农民——脱离了人生正常轨道而处在历史和人生夹缝中的胡子(土匪)身上,可以说,同样体现出东北的生命强力,尽管这种体现有时是逆向的、扭曲的,但是,在东北作家作品中,却往往是,或绝对是充满诗意的。胡子(关内称土匪)一直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的相当引人注目的现象.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写的正是中国古代的绿林豪杰们轰轰烈烈的壮举,水泊粱山的一百零八条好汉,成为中国文学和现实社会中得到广大人民予以价值肯定的“英雄”.可以说,《水浒传》中的绿林好汉们无不具有“草寇”与“英雄”的双重身份和角色。

东北区域文化与东北文学的二重结构

近年来,关于东北区域文化(亦称关东文化、关外文化)问题,在东北地区的文艺界、学术界屡屡引起争论。其中否定的意见认为,东北区域文化(或关东文化)的提法不能成立,认为关东文化至多是关内中原文化的一个分支,是关内主流文化影响下的亚文化。其实,世界各国的文化学家对“区域文化”的概念和提法都抱着非常审慎的态度。

徘徊于都市的缪斯——中国现代话剧发展历史的生态学考察

话剧在中国可以说是横空出世,出世之际便先天地具有超前性和“生存危机”。在西方历史文化土壤上产生、发展并成为一种重要文学样式的话剧,引进与西方文化土壤、审美接受心理、条件完全异质的中国,其间势必要发生碰撞。

打出幽灵塔——话剧走向之我见

(一)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话剧?原因种种,这里不拟探讨,但是,这种现象的本身却先在地、宿命地决定了后来移植到中国的话剧的命运,使话剧一开始就预埋了危机的种子。这其中的原因复杂而又简单。众所周知,中国的戏剧主要是戏曲,这是由“国情”

在开放与封闭之间迂回的中国现代话剧

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道路是不断地从封闭走向开放,而在开放的时代条件下产生的中国现代话剧,却常常在开放与封闭之间迂回。从1907年“春柳剧社”在日本排演《茶花女》开始,西方文化文学土壤上孕育出来的话剧,便闯进了千余年来一直以说唱念打为主要程式的中国戏剧王国。不过,由于时代情势和中国人长期积淀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接受期待视界,以及中国人的善于肢解西方文化,话剧俊秀的面孔很快被涂成了不伦不类的小丑,至“文明戏”而告夭折。话剧在中国的真正兴起是在五四时期。众所周知,近代以来,华夏土地上不断发生的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撞击至五四而达到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