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冠长尾雉野外放归初期活动范围及变化规律

为了加强珍稀濒危雉类物种保护,推进珍稀濒危雉类种群复壮进程,2021年9月在湖南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放归了40只人工繁育的白冠长尾雉成体,利用红外自动数码照相机和GPS卫星定位信号发射器对放归的白冠长尾雉进行监测研究。结果显示:红外相机监测获得28张白冠长尾雉独立有效照片;给10只白冠长尾雉安装PTT,10只个体放归后每10d的移动距离为(448.34±309.80)m,活动范围(68753.99±59706.90)m^(2);白冠长尾雉在放归后的前20d移动距离和活动范围较小且比较稳定,在21~50d移动距离和活动范围逐渐增大,在51~70d移动距离和活动范围稍微减小,在71~80d移动距离和活动范围又逐渐增大达到最大值,在81~90d移动距离和活动范围减小;10只白冠长尾雉个体平均分布海拔为(1018.71±70.48)m,与其物种生态特性一致。本研究建议,后续进行雉类野外放归时应加强雉类野化训练,扩大野外放归范围,提高野外放归成功率。

基于Cytb基因的穿山甲科物种鉴定研究

为鉴别混有非穿山甲物种疑似检材的来源物种,基于细胞色素b基因设计了穿山甲科特异的新引物DCW-F1/DCW-R1。试验表明:其特异性良好、灵敏度较高、适用检材类型较广。采用BLAST比对法、遗传距离法和系统发育法分析了4组不同长度Cytb序列,研究序列长度对穿山甲物种鉴定的影响。结果表明,多数样本与相应穿山甲物种同源序列相似度均高于98%,建议将该值作为BLAST比对法的判别标准;除马来穿山甲(211 bp)和树穿山甲(421和211 bp)外,剩余5个穿山甲物种种间最小遗传距离均大于种内最大遗传距离,序列长度的变化和样本量的不平衡会导致该比值不稳定;除马来穿山甲和菲律宾穿山甲,其余物种均为单系,序列长度变短使得系统发育树拓扑结构和分支置信度发生相应变化。

笼养白腹锦鸡血液生理生化指标的检测

为给白腹锦鸡的人工饲养繁育、健康状况检测等提供科学参考数据和理论依据,本实验选择20只健康成年白腹锦鸡,体重为0. 597～0. 890 kg,于晨时饲喂前经翼静脉采集全血,采用自动干式生化分析仪和兽用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测定18项血液生理生化指标。结果表明:白腹锦鸡的红细胞个体数目雌雄间无显著性差异(P> 0. 05);血小板数目雌雄间无显著性差异(P> 0. 05);葡萄糖雌雄无显著性差异(P> 0. 05);尿素氮雌雄无显著性差异(P> 0. 05);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雌雄无显著性差异(P> 0. 05),但大大低于野生白腹锦鸡;以上说明所测白腹锦鸡生理生化指标雌雄之间差异不显著(P> 0. 05),白腹锦鸡血液生理生化指标具有相对稳定性,这一结果能为白腹锦鸡人工繁育、健康状况、饲养管理和疾病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马来穿山甲葡萄球菌分离鉴定和耐药性分析

为查明救护的1只马来穿山甲(Manis javanica)的死亡原因,对其进行剖检,从脾脏、肝脏、肾脏等内脏器官样品分离菌株,对病菌进行分离培养、革兰氏染色镜检、16S rRNA基因序列PCR扩增、药敏试验等研究。结果显示,对分离所得菌株鉴定为葡萄球菌,该菌株对丁胺卡那霉素、新霉素高敏感,头孢塞肟、头孢他啶中度敏感。结果表明该马来穿山甲发病原因为葡萄球菌感染,且分离菌对多种药物耐药,通过药敏试验结果合理用药可减少细菌耐药性的发生。

笼养白冠长尾雉血液生理生化指标检测

以100只(50♂,50♀)成年笼养白冠长尾雉为研究对象,采用兽用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和自动干式生化分析仪测定白冠长尾雉24项血液生理生化指标。结果表明:成年白冠长尾雉所测血液生理指标雌雄之间有差异,但差异不显著(P>0.05),成年白冠长尾雉雄性血液生化指标中血清总蛋白、球蛋白在数值上显著低于雌性(P<0.05),原因为采血时间在3月,雌性白冠长尾雉即将要进入产卵繁殖期,雌激素诱导球蛋白增加;而其他血液生化指标雌雄之间有差异,但差异不显著(P>0.05),说明白冠长尾雉血液生理生化指标具有相对稳定性,这一结果能为白冠长尾雉饲养管理、疾病诊断、监测机体健康状况等研究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笼养白冠长尾雉人工孵化和育雏技术初探

2015—2018年,在湖南省雉类繁殖基地对人工饲养的白冠长尾雉404枚卵进行了人工孵化和育雏研究。结果表明:白冠长尾雉每只雌雉平均产卵数为15.53枚,平均卵重29.48 g,卵受精率均值83.41%,人工孵化的孵化率均值82.49%,1龄幼雏的成活率均值83.47%。人工孵化温度为(37.8±0.1)℃,孵化湿度为50%—60%,孵化时间为24—25 d,白冠长尾雉在人工孵化过程中平均失重率为13.1%。白冠长尾雉幼雉破壳体重18.48—23.61 g,1—2日龄体重会有轻度下降(17.8—22.29 g),15日龄后进入快速生长发育期,30日龄达到117.3 g(106.27—175.11 g),45日龄前,育雏室采用电地暖进行控温,通风系统用于通风换气,育雏室温度随着日龄增加而逐步下降,直至降到常温。采用人工孵化与育雏技术有利于提高白冠长尾雉的繁育率和成活率,对于白冠长尾雉种群的快速复壮有重要意义。

两种鹎科鸟类的性别鉴定

性别鉴定对鸟类种群动态、群落结构、栖息地利用以及行为研究都具有重要作用。除了自然选择与性选择,亲缘关系被认为与是否存在性二态有关。白头鹎(Pycnonotus sinensis)与领雀嘴鹎(Spizixos semitorques)隶属于鹎科(Pycnonotidae)不同属,是探讨亲缘关系与性二态差异之间相关性的适宜对象,二者在野外都难以从形态区分性别。本研究以分子为基础,对比同域分布的白头鹎和领雀嘴鹎雌雄个体间在形态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表明白头鹎指名亚种在枕部白色斑块面积和尾羽具明显的性二态,翅长差异接近显著水平,这些指标均雄性大于雌性,推测雌雄性二态可能受性选择的影响。单变量中以枕部白色斑块面积构建的判别函数判别率最高(70.6%),多变量中以枕部白色斑块面积、尾长与翅长构建的判别函数判别率最高(82.4%)。因此枕部白色斑块面积与尾长可用于白头鹎性别鉴定的依据,领雀嘴鹎未发现形态上具明显的性二态。两种鹎在性二态的差异,可能与亲缘关系相对较远以及越冬集群数量不同有关。

马来穿山甲和中华穿山甲鳞片编码系统及鳞片差异性

鳞片是研究穿山甲(Manis spp.)的生物学特性和种类、个体鉴定的重要材料,鳞片的形态在穿山甲身体上具有渐变性,只有同部位才具有可比性,因此,开展相关工作需要首先确定鳞片所处的身体部位,为此建立了马来穿山甲(M.javanica)和中华穿山甲(M.pentadactyla)全身鳞片(头部除外)的编码系统,并对其鳞片位置及数量进行比较分析。该编码系统对穿山甲颈部、躯干、四肢、尾部的每一枚鳞片均进行编码,每枚鳞片在坐标系中都有固定的位置。通过这一系统,可以便捷地统计各个部位鳞片的数量,比较部位之间、个体之间、物种之间鳞片数量和对应鳞片相对位置的差异。利用鳞片分布热图揭示出,全身鳞片总数、躯干部鳞片行数、尾缘鳞单侧鳞片数、四肢鳞片数等均具有显著的种内变异和种间差异(P<0.001)。此外,马来穿山甲尾腹部鳞片颜色比尾背部颜色浅,中华穿山甲尾腹部鳞片与尾背部鳞片颜色一致;马来穿山甲前肢最后一纵列鳞片逆向生长,与前一纵列的鳞片成“人”字状拱起。这些特征可作为鉴别马来穿山甲和中华穿山甲的重要依据。

马来穿山甲的日常行为观察

为摸索人工饲养条件下马来穿山甲的行为规律,便于今后更深入的研究和更有效保护马来穿山甲提供基础资料。项目组于2019年3—10月,对湖南省野生动物救护繁殖中心救护饲养的15只马来穿山甲(5雄性+10雌性)进行了日常行为活动(包括:静卧、行走、攀爬、摄食、排遗等)的观察。

基于微卫星复合扩增的马来穿山甲个体识别研究

利用12个微卫星位点复合扩增构建马来穿山甲(Manis javanica)个体识别体系,评估其种群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结构。结果显示:重构的个体识别体系累积无关个体基因型匹配概率(P_((ID)))和同胞个体基因型匹配概率(P_((ID)sibs))分别为6.48×10^(-16)和9.65×10^(-6),具有较高的鉴别力和灵敏度。在135只马来穿山甲个体上共检测出155个等位基因,多态信息含量(PIC)为0.733,平均等位基因数(N_(a))为12.91,平均观测杂合度(H_(o))为0.631,平均期望杂合度(H_(e))为0.756,在鲮鲤科(Manidae)内处于高水平。聚类分析显示样本集分为3个种群,具有显著的遗传结构。重构的马来穿山甲个体识别体系具有可靠性强、成本低、物种特异性,以及准确率和灵敏度高等优点,适用于多种类型检材。同时,该体系可用于评估马来穿山甲种群遗传多样性水平和遗传结构。

基于形态学指标差异对救护雕鸮野放前的评估

利用湖南省野生动物救护繁殖中心放归的18只雕鸮,测定了其各项形态学指标,并佩戴跟踪器以确定其飞行距离,以此探究各项形态学指标、野放后移动距离与雕鸮身体恢复程度的关系。结果表明:救护雕鸮各项形态学指标及野放后飞行距离与雕鸮身体恢复程度之间无显著关系,仅体重(p=0.179)和跗跖(p=0.238)存在一定的差异。根据卫星追踪器的路径跟踪,发现救护雕鸮多选择有林山地作为其栖息地。综合分析认为形态学指标可以作为救护雕鸮放归前评估的参考,为今后雕鸮以及其他猛禽的救护尤其是康复后的释放工作提供实践指导。

城市化对鸟类筑巢的影响研究综述

繁殖期筑巢是鸟类生活史的重要阶段,是鸟类繁殖成功的关键保障。全球范围的城市化加速推进,使城市中筑巢繁殖的鸟类面临挑战的同时又为其提供了特殊机遇。本文通过搜索现有文献,利用Biblioshiny程序提取并整合关键词,得到城市鸟类生态研究的热点领域,分析了城市气候、食物资源、巢址资源、捕食压力、污染和人为干扰对鸟类筑巢的影响,并对今后城市化对鸟类筑巢影响研究中亟需解决的问题进行了展望。城市化对鸟类筑巢期、巢址选择及巢材选择产生显著影响,与栖息在村镇生境的鸟类相比,在城市中繁殖的鸟类在筑巢时间、空间和巢材使用上出现变化。在城市中筑巢的鸟类到底是通过调整行为策略作出积极适应,还是被动接受城市环境中的诸多负面干扰,需要针对研究对象和特定的城市栖息生境进行及时评估,而非泛泛之谈。要在研究结论基础上,深入思考并提出城市化建设过程中有利于鸟类种群和群落保护的具体措施,高效发挥公民科学作用以解决城市中的鸟类保护实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