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金色滤镜下的回眸

70年代则是一个蹊跷的时代．“有如两场大戏之间的过场．有如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夹缝”，但却是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成长年代，他们自80年代直至今日仍然在社会上发生着影响，尽管影响深浅可以见仁见智。

日本学者笔下的北京苦住庵

“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1938年，身处沦陷区北京的周作人写下了此诗。同一年他在一则读书笔记中说道：“《东山谈苑》卷七。‘倪云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

新书快评

残雪的《五香街》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突围表演”，这似乎道出了这部作品的真义，特立独行的突围与富有酒神精神的狂欢式表演。残雪自己说，“这是关于我们大家的故事，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去扮演角色。”她说出了角色的代入式特征，以及对细节之鲜活的暗示，但对于作品的主题，却仍是人言人殊，颇费思量。我们可以想到卡夫卡的《审判》、《城堡》，阐释的单向度是不现实与画地为牢的，其意义的发散性与多层次在所难免，《五香街》亦正在此列。

置于权力架构间的餐桌与飨宴

权力的餐桌：从古希腊宴会到爱丽舍宫[法]让-马克·阿尔贝著,刘可有、刘惠杰译,三联书店,2012在法王路易十六的大婚典礼上,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坐在自己的餐桌旁,没怎么吃盘子里的菜。这是个极微小的细节,却成为风起于青萍之末的触发点,连接着之后的历史风云。宴会上吃或不吃食物,本是自己的事,但既为一国之王后,也就身不由己了。

莎乐美的七层纱之舞

在文艺创作中，有一类“箭靶式人物”，总是引致不同时空的多层面观照，如欧洲的唐璜，中国的诸葛亮、包拯，乃至影视中的黄飞鸿，由原型到多元演化，甚是蔚为大观。而其间相似的规律是，若有一特别优异的形象创造出来，便会木秀于林，余皆黯然，如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莎乐美》即是一典型。

炫奇游离的青春残酷物语

重现校园的铁锤杀手，精神分裂的咖啡馆女招待，被碎尸的家教女生，残酷逼供嫌犯的舍友，狡诈的斜眼少年，位于城郊接合部的工学院……这一切，环绕着波希米亚气质的男主角，分明是有关青春时期的残酷诉说与追索。

不疯魔不成活——读《疯雅书中事》

何为藏书家？有人如此定义，藏书家就是必须戴上白手套才去翻书的家伙，且只看末页——版权页。这自然是一种刻薄的说法，其实藏书界真正的读书人比比皆是，且有许多学识渊博的学者、研究者，美国作家尼古拉斯·A·巴斯贝恩的《疯雅书中事》里即记载描述了一群“稍嫌痴狂的爱书人”，应该说，这些才是我们心目中名符其实的藏书家，

《巫言》:菩萨低眉,躲开众生的目光

《巫言》尽管本意是想采取田野调查的方法来作"一个女性的、实物的备忘录",但杰出的、阅历丰富的作家无法做一个冷漠的旁观者和记录者,她的情感、她的判断总是不自觉地潜藏在精灵式的文字之间。

以碎裂言语探勘死生的迷局

《遣悲怀》是由骆以军与已故小说家邱妙津的亡灵对话衍生，且叙事归属于内地暌违已久的私小说传统，难免使我们读之恍兮惚兮，为那些碎裂的言语和故事所困惑。《遣悲怀》没有如《西夏旅馆》般的历史与家国托喻，它肆无忌惮地将“私”叙事发展到极致，模糊了现实与文学写作的界限，焕发出迷乱甚或“妖异”的色彩。骆以军以“运尸人”起始，以“运尸人”结束，且其间“产房里的父亲”焦虑着婴儿的诞生，以如此的架构在死与生的迷局中兜兜转转，在蛛网样的分岔小径上寻觅着出口。

“叛徒”与“敌人”的文学呈现

1994年，主张巴以和平的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因攻击犹太定居点的极端主义分子，被右翼人士称作叛徒。同一年，他写作小说《地下室里的黑豹》，开篇即说：“在我一生中，有许多次被人叫做叛徒。”显然，“叛徒”的暗影缠绕着阿摩司·奥兹，以至他深入思考个体身份与民族命运交织所产生的矛盾与悖论，不仅仅为了辩诬，而是试图追索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隐然隔绝与弥合尝试。

汪曾祺与歌谣

汪曾祺早年对歌谣的兴趣发始于西南联大时期,多半来自老师沈从文的影响,这体现在他于写作中直接移来沈从文小说里的歌谣,如《悒郁》中的“天上起云云重云,地下埋坟坟重坟,娇妹洗碗碗重碗,娇妹床上人重人”(沈从文《萧萧》),是他习作期的练笔;而另一篇《翠子》,他用了一首广为流传的“小白菜呀,点点黄啊,小小年纪,没了亲娘”,与故事情节倒是若合符节。

汪曾祺印象中的作家

汪曾祺喜欢写人,善于写人,他对所写人物的态度多数是疏朗的、清晰的。朱自清朱自清是散文家亦是学者,但他自己更看重后一身份,其职业为教师,治学严谨,教学一丝不苟,比如宋诗课,诗歌要一首一首地背诵,小考大考都得过关。汪曾祺说自己是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去上课,就包括朱自清先生的课,老师不生气才怪。

冰心与周作人的早期交往

一20世纪90年代初,陈子善想要编一本关于周作人的回忆文集(后成书《闲话周作人》),"广邀海内外的周作人门生故旧新撰回忆文字",其中冰心是重要的约稿对象。但冰心写了一封婉拒信,其中有言:"关于周作人先生,我实在没有什么话说,我在燕大末一年,1923年曾上过他的课,他很木讷,不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上课时打开书包,也不看学生,小心地讲他的,不像别的老师,和学生至少对看一看。我的毕业论文《论元代的戏曲》,是请他当导师的,我写完交给他看。

帕慕克的“天真”与“感伤”

帕慕克服膺德国诗人席勒的著名论文《论天真的诗和感伤的诗》，以至借来这对术语用以阐明自己关于小说艺术的理念，乃有在哈佛的诺顿演讲集《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 帕慕克不是专职的文学批评家，他是以小说家与小说读者的双重身份来谈小说的艺术与理论，因而学究气是没有的，反而是“小说是第二生活”的倾慕者气息扑面而来。听如此的讲演者阐释“天真和感伤”，想来是会让瞌睡虫退避三舍的。

潇潇雨声,谁人静听?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这是毛泽东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七律·有所思》之末联,时值风雨欲来的前夕,诗意所指耐人寻味。而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一九四九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借来此句,勾抉梳理那个逝去的时代"酸辛"、"苦涩"的往事,以今视之,勿论知识分子或普罗大众,"有所思"自不待言,不过是否有心情静听潇潇雨声,就难说得紧了。

简朴生活的清澈与可能性

美国作家E.B.怀特在一九三○年代末自纽约搬至缅因州咸水农场,其田居生活很有贷真价实的"料",如某一年生产指标是四千打鸡蛋、十头猪、九千磅牛奶,他还要给农场里的十几只母羊接生,"还是新手时。

隐忍于造化无常酿就的苦难中

面对灾难,我们很难不生出天地以万物为刍狗的念头,抗争是自然要做的,但怨恨绝望的情绪或许也会从人性的罅隙中透出。而迟子建却持有温厚与凝重的态度,其笔下的人物隐忍于造化无常酿就的苦难中。《白雪乌鸦》中的车夫王春申,家人在鼠疫中一个接一个死去,最后只剩下孤独的自己,灾难之后,他来到钟表店,"看见了四壁上悬挂着的形形色色的钟表,那里面的时间,没一个是现在时间。王春申的眼睛湿了,因为他从这些坏掉的时间中,看见了谢尼科娃青春的脸。"迟子建的"挽歌"很少有喜与悲的大起大落,她的人物说是坚韧也好,隐忍也好,却不可与麻木不仁等同。

重的东西,要轻轻地放

“你要了解台湾的小说和电影，竟然不识吴念真？”有人做此设问。吴念真何许人也？他是《悲情城市》、《儿子的大玩偶》、《客途秋恨》、《恋恋风尘》、《海滩的一天》等电影的编剧，是杨德昌代表作《一一》的主演，是影片《多桑》、舞台剧《人间条件》的导演，也是一位小说家。我们久违了吴念真的文字作品，

有一种生活，叫阅读

与如今拥有书籍多得几近溢出相比，小时候可阅读的读物实在有些贫瘠，但那种兴致盎然的乐趣却也失不可得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虽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不知为什么家里的书仍然保持着上一个时代的色彩，《海岛女民兵》、《西沙儿女》，还有许多记不得名字的，不是解放农奴，就是阶级斗争。

从“芝木匠”到齐白石

学者罗家伦曾与陈师曾、邓叔存几位朋友拜访白石老人,＂一进大门就看见屏门上贴着画的润格,进客厅后又看到润格贴在墙上,心中颇有反感,以为风雅的画家,何至于此。＂不过后来读到齐白石的自述,了解了他自童年至老年为生计的艰苦奋斗过程,先前的不快感觉也就消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