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在中国史领域的应用

自 90年代以来 ,美国中国学界和中国社会理论界关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 ,为探求对中国史的总体理解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随即 ,这一框架所预设的理论前提、核心内容及逻辑话语也开始比较广泛地渗透进中国史领域。很多学者试图通过导入这一理论工具来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式与历史视域 ,形成新的问题意识 ,进而建构新的研究范式。然而 ,在实际运用过程中 。

关于古代历史人物评价标准问题的研究与反思

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基于新的历史观而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所作的宏观考察和理论概括,这样的特征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问题方面反应得最为明显。20世纪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理论观点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成果的汇聚点,也是深入认识中国历史的关键所在;以进化史观、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古代史所阐发的理论问题,在20世纪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理论建树中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在已有的研究与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各种观点的学术来源及背景、其表述方式和系统、基本宗旨和影响,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对中国历史的正确认识,实事求是地总结成就和教训。为此,本期刊发这组专题讨论文章,希望能够阐明历史学研究中加强理论研究的重要的意义、阐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理论的科学性和生命力,促进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理论建设。

向历史学特性的回归──历史认识论研究与当代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

８０年代以来历史认识论研究兴起的学术背景、理论焦点及其思想的发展趋势值得关注。历史认识论研究对于改变传统的认识论观念，对于建立历史学自身的理论体系，对于当代中国史学的学科建设与范式变革具有重大的意义与价值。

关于历史评价标准的反思

历史评价标准的产生和来源，有两个前提，一个是历史评价主体的需要和利益，另一个是历史评价客体的属性。历史评价标准有诸多种类，可以从历史评价主体的存在状态、历史评价标准的规范、历史评价主体的阶级属性、时间的角度等方面进行划分。这诸多评价标准的是非好坏，一是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客观全面地反映了评价容体的内容与属性，二是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符合了评价主体具有普遍意义的合理需要。

试论历史评价标准中现实性与历史性的矛盾

90年代以来 ,在中国近代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内 ,出现了一股重新评价的时风 ,由此引发了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的争论。在争论背后 ,我们明显地看到评价主体实际上在运用着不同的评价标准进行历史评价 ,而这些标准之间又普遍存在着现实性与历史性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复杂性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历史评价标准的特殊性 ,同时又从整体上向我们说明了作出历史评价的背景与条件。

史学史研究的当代趋向:史学比较与全球视野

20世纪末,后现代主义思潮与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使得当代西方史学史的研究表现出某些新的趋向,即从跨文化的视角进行史学比较、总结不同史学传统的经验与成果,并展现其间史学交流的过程与复杂关系,以期建立多元现代性的全球史学史的基础。

事实与价值的纠葛——试析历史认知与历史评价的关系问题

历史认识的两种基本形式———历史认知与历史评价,在诸多方面既有明显差别又客观存在着密切联系,而这种联系恰恰说明历史评价在认识中的普遍性,同时也具体展现了事实与价值在历史认识过程中复杂的交互运动。在处理认知与评价、事实与价值、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上,不能简单采取消解矛盾的方法,而要在联系中发现其变化的整体趋向与特征。

探索中国当代史学思潮的变迁——王学典教授访谈录

从学术思潮角度来清理 1 949年以后的中国史学史是有相当合理性的。因为当一种学术倾向成为左右全局的“思潮”时 ,这种学术倾向事实上就具有了相当的意识形态属性 ,而脱离意识形态属性来谈论中国当代史学则会远离真相。 2 0世纪 80年代以前的中国史坛屈从于意识形态的控制 ,从 90年代开始 ,中国史学已基本上走出意识形态的笼罩 ,形成了多元化格局 :唯物史观派史学 ,西方式的社会科学化史学和所谓“国学”的复兴。这种三分天下的局面将会长期共存。中国史学要想融入世界史学主潮之中 ,必须加快学科整合的过程 ,抓紧调整现有的概念、范畴、术语。在目前背景下 ,《史学概论》课程的首要任务是训练学生的洞察力 。

社会理论与社会史——“国家-社会”理论解释框架的范式意义

社会理论的引入直接关系着社会史研究的取向。社会史解释框架的转换是在实证研究基础上的理论反思中形成的。“国家 -社会”理论在中国社会史学界的出现与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命题和模式的批判。这一理论主要致力于建构地方社会与国家统治之间的互动过程 ,力图消解意识形态化的民间与国家的简单对抗关系 ,从而凸显出区域社会所具有历史总体性。因而 ,以更广阔的视野阐释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地方制度、组织、社区、精英、信仰、仪式。

中国史研究中的后现代倾向

在历史领域,后现代主义通过对现代西方史学及其历史观念的全面批判与反思,使人们日趋看到在现代性遮蔽下的历 史样貌,并逐步建构出一个后现代的历史观与方法论体系。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史学界出现了一些具有明显后现代倾向的中 国史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将其史学实践与理论体系进行双向分析的可能。从此路径,我们大体可以窥见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史领 域所具有的问题意识、研究视角以及应用的界限与限度。

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及与历史书写的关系

美国历史学家林恩·亨特在《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二战”后最重要的四大史学范式之一。①她的这个看法一方面是基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马克思主义史学长期处于主流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乃至全球的深远影响。对此,年鉴学派和英美史家也都有过类似的论述。例如,这方面的最新成果——由王晴佳和伊格尔斯主编的《全球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②,着重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历史书写在全球范围内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宁可先生与新时期历史理论研究

业师宁可先生（1928~2014）是当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他一生治学广博,在史学理论、中国古代史、中国经济史、隋唐五代史、敦煌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1仅就其对史学理论的研究而言,也开始得相当早。20世纪60年代初,在他35岁时就积极投身于当时史学界有关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论战中,成为历史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重新评价农民战争的历史价值

关于农民战争的评价问题在中国史学界曾掀起几度波澜。本文旨在从现实需要和主体的认识根源两方面反思农民战争历史评价的变化及其变化中存在的普遍性内容。在此基础上 。

新时期初期拨乱反正史学思潮初探

从“文革”结束至８０年代初，在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以“拨乱反正”为特征的史学思潮。本文分三个阶段说明这一思潮的发生、发展和转变。

宁可先生的治史风格

宁可先生作为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家之一,通过长期的实证和理论研究积淀而成了某些特定的治史风格。这一风格在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领域,突出体现为治史经验与理论自觉意识的高度结合、实事求是地辨析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的关系、在继承与创新中建构史学理论的基本范畴、探索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他在整体上较好地把握和处理了理论与历史、现实与历史、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问题,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具有较强的学术代表性。

国别史学史研究的有力推进——评李勇主著《启蒙时期苏格兰历史学派》

《启蒙时期苏格兰历史学派》是首部对苏格兰历史学派进行系统性研究的专著。该书在写作思路上,将该学派置于西方史学史的整体发展脉络中,突出了其在欧洲启蒙运动和近代史学上的学术价值;在写作方法上,则将史学史与社会史相结合,分析了学派人员之间的交际往来。同时,该书还注重把握学派共性与成员个性之间的关系,探究学派内部的合力与张力。可以说,该书的问世有力地推进了国内的国别史学史研究。

论社会形态演进与体育的发展

体育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 ,其自身的社人职能与政治职能需要不断调整以适应社会和时代的变化。因此 ,社会与体育、政治与体具有密切的关系。而现代体育运动的政治意义与社会影响愈加深刻 ,这为当今发展中的中国进一步提出了改变现有体育机制的客观要求。

在解构与重建之间——艾伦·蒙斯洛的史学理论与实践

作为时任《反思历史:理论与实践杂志》二十年的主编,艾伦·蒙斯洛在海登·怀特和凯斯·詹金斯等人思想的影响之下,于20世纪80-90年代转向史学理论研究,成为后现代史学理论的重要实践者。他一方面质疑传统史学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原则,指出重构论与建构论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从而提出其解构论的思想主张;另一方面,他并不否认过去的客观性,试图运用后认识论的方式重新接触过去,以期重建当下史学理论和历史研究实践的基础。从蒙斯洛解构史学的发展脉络观察,他以“作为历史的过去”“永恒的当下”与“作者-历史学家”为当代史学理论的话语建设提供了某些实验性的新路径,这也体现在其史学实践之中。

文化进化论的古典创建

卡内罗(R.L.Carneiro)教授是当代著名人类学家,在国际人类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现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本文是卡内罗教授为本刊所撰之专稿,对古典进化论在文明起源问题上的见解作了全面而深入的说明,希望以此对中国学术界同仁在思考类似问题时有所帮助。本刊编辑部代表全体读者向卡内罗教授致以深切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