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行政诉讼之特质的梳理与反思——以与民事诉讼比较为视角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相比较具有何种特质是全面审视行政诉讼理论以及制度构建的一个基础性问题。我国的行政诉讼也面临着诸多困境,一个重要原因是理论上对行政诉讼的特质的认识不足,行政诉讼的本质特征在行政诉讼的立法与审判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彰显。行政诉讼固有的特质主要表现为性质的多元性、审理对象的特殊性、审查强度的有限性、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特殊性、诉讼模式的职权性、诉讼类型的特殊性、协调结案的有限性等七个方面。充分认识行政诉讼的特殊性对我国行政诉讼理论体系的完善、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以及行政审判实践的指导,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价值。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的证据效力及其司法救济

快检技术日益成为一种食品安全执法的重要手段,在食品安全执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食品安全执法中,快速检测结果的证据效力却面临着十分尴尬的境地,现有立法明确规定,快速检测的结论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仅可以依据快速检测结果采取"扣押、封存"等行政强制措施。理论上对其证据的法律效力也存有争议,不论是"肯定说"还是"否定说"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应当有选择地赋予快速检测结果以法律效力,当务之急是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赋予快速检测法律地位,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改变快速检测不具有法律效力的现状;同时,快速检测行为如果影响了相对人的权利,应当允许纳入司法救济的管道。

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的法治逻辑与路径

单一政府监管模式是产生食品安全风险的体制障碍,从单一的政府监管模式走向社会共治模式,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改革的必然选择。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主要由主体体系、行为体系、责任体系以及制度体系构成。推进我国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基本思路就是简政放权,强化执法责任,引入社会力量参与食品安全执法检查。当务之急就是培育第三方食品安全社会监理主体以及第三方独立检测机构,减轻政府食品安全的监管压力,逐步实现食品安全检测的社会化。同时,建立与完善企业食品安全控制制度、食品安全奖励制度、黑名单制度、信息公开制度以及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媒体监管的法律责任等制度,为实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提供制度保障。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逻辑及其制度构建

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具有内在结构矛盾,应当建立以原告诉讼请求为起点,以主观权利救济与客观法秩序维护为路径,以诉讼类型为分析框架的举证责任分配体系。在主观公权利救济路径下,应当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客观法秩序维护路径下,应遵循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则。撤销之诉中,针对单方行政行为的案件,由被告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在双方行政行为案件中,除被告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变更行政行为的内容,需要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外,应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给付之诉中,相对人起诉的是行政不作为,应在客观法秩序维护路径下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确认之诉中,诉讼标的是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诉讼标的是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针对行政法律行为实行"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则,针对行政事实行为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赔偿之诉中,应当由主张获得赔偿的原告承担举证责任。

大数据权利属性的法律逻辑分析——兼论个人数据权的保护路径

大数据权利属性作为社会治理中的法律逻辑起点,主流学说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无法解决数据采集过程中,必须征得数据权利主体同意的这一前提条件,给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运用带来了不可逾越的理论障碍。以人格隐私权、财产权、知识产权为逻辑起点的数据权属定位,无法为数据权以及个人信息权提供完善的保护路径,也无法满足我国数据产业的发展。厘清我国数据权属,有必要脱离我国学界主流的以财产权说、知识产权说为逻辑起点的数据权属定位,将其直接定位为数据权,并明确这一权利的属性特征,需要对数据权利进行分类,厘清数据权利类型的边界,进而根据不同权利类型设计保护路径。我国个人数据保护可以借鉴权利体系中其他权利保护的路径与制度,数据权利的保护要着重规范数据使用过程中数据主体的行为规范,建立数据使用过程中关于数据权益保护的法律制度。

行政执法适用依据问题研究

我国在行政执法适用法律方面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我们从理论上作出回答,我们择其要点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执法依据体系、行政执法是否必须具备法定依据、行政执法适用依据正确的基本要求以及行政执法适用依据错误的法律责任四个问题作理论探讨,以期推动我国行政执法理论的发展。

食品生产经营者自我规制模式的构建

我国《食品安全法》将保障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作为一项基本原则。社会共治模式融合了国家规制和社会自我规制,要求国家为社会私人主体实施自我规制提供规则和框架,并且进行相应的激励、指导和监督,通过社会私人主体的协助,确保社会公共任务的实现。社会自我规制的实质是国家利用社会私人主体的自律性行为协助其实现公共任务,进而达到国家规制的目的。生产经营者的食品安全自我规制不仅是食品安全法律治理体系回应社会现实的需求,而且也是其自身体系内在演化逻辑的必然结果。生产经营者自我规制模式的构建主要包括经营者自我规制中的国家责任及其现实形态、生产经营者自我规制的制度设计及其体系化两个方面,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食品安全的生产经营者自我规制模式构建的基本形态。构建生产经营者自我规制模式,国家需要承担设计和制定框架、规则来规范和监督食品生产经营者行为的责任,由食品生产经营者完成保证食品安全的公共任务,以减轻国家资源有限性和专业局限性的压力。

行政诉讼维持判决的理论基础及其完善

维持判决存废问题的实质是行政诉讼究竟是主观诉讼模式还是客观诉讼模式抑或二者的结合。行政诉讼目标模式总体上是客观诉讼模式,是由我国宪政结构、行政诉讼制度的特殊性等因素决定的,为维持判决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人民法院裁判行政案件时,应以客观诉讼为路径选用判决形式,弱化判决对原告诉讼请求的回应,强化对行政行为适法性的正面回应,同时兼顾了主观诉讼的特点。维持判决作为与行政客观诉讼模式相匹配的一种判决形式,超越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必须予以限制适用。人民法院作出维持判决务必厘清与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的界限,并具备行政行为具有维持内容、行政行为合法有效、行政行为没有自由裁量的空间三个要件。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逻辑与制度构想——以行政诉讼功能模式为分析框架

尽管新《行政诉讼法》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是,本次修改明显带有"权宜之计"的嫌疑,缺乏深层次的理论基础,也必然带来司法实践中如何明确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困惑。因此,以主观公权利与客观法秩序为两条基本路径探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逻辑,具有理论与现实基础。在主观公权利救济模式下,一个行政行为是否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主要取决于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司法审查与被诉的行政行为之间的实质上的关联程度。在客观法秩序模式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逻辑,就是假定一切行政行为可以接受司法审查为原则,其最大化的结果就是被诉的行政行为与起诉人是否有利害关系无关,对行政行为是否遵守所有与行政行为相关的法律规范进行完全的司法审查。我国《行政诉讼法》应当立法明确双层结构的受案范围标准,假定行政行为可以审查标准,立法排除司法审查的例外范围。

我国行政诉讼设立补正判决之基本构想

基于现代行政法治发展趋势,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公正与效率价值的平衡,程序轻微违法并不导致行政行为无效,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我国行政诉讼法已经具备了设立补正判决的理论条件。补正判决不是一种独立的判决形式,作为辅助判决,与原告诉讼请求不相对应,是人民法院依据利益衡量原则对程序轻微违法作出的判决形式。补正判决作为一种特殊的判决形式,其适用可以在满足被诉行政程序违法行为没有撤销的必要、被诉行政程序违法行为被确认违法、行政主体履行程序仍有必要三个条件。我国行政诉讼法有必要增设规定:"人民法院认为行政行为程序违法,出于公共利益、个人利益保护或者行政效率考虑,可以不撤销行政行为,作出确认违法判决,并责令行政机关予以补正。"

我国行政诉讼类型的构建——以主观公权利救济为分析视角

行政诉讼类型研究是行政诉讼中一个基本理论问题。行政诉讼类型的构建应当遵循什么样的路径、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类型究竟有何区别、构建行政诉讼类型的标准以及如何构建行政诉讼类型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认为,以主观公权利救济为路径,将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相比较,在法理分析的基础上,以诉讼请求为标准,构建我国行政诉讼类型不仅是科学的,也是可行的。本文从主观公权利之两分法,即防御权与受益权两个维度,构建了我国主观权利救济路径下的行政诉讼类型。

行政诉讼中重作判决的理论基础与完善

在行政诉讼法即将修改的背景下,探讨重作判决存废是一个需要值得研究的问题。面对一些学者提出的因重作判决超越诉讼请求而产生的正当性质疑,文章论证了其存在的正当性在于,它是与我国行政诉讼客观法秩序维护功能模式相兼容的,弥补了撤销判决功能的不足,具有监督行政与保护个人利益的双重功能。重作判决理论基础的重新解读不仅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也具有其司法价值。从理论价值的角度看,"新说"给我们认识重作判决的正当性打开了新的思域,其厘清了行政诉讼中行政权、司法权与诉权之间的关系,更体现了重作判决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的判决形式其应有的功能。从司法价值的角度看,"新说"对于我国行政审判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不仅有助于人民法院充分认识我国行政诉讼的职权主义模式,也有助于人民法院准确把握作出重作判决的适用条件与范围,其适用必须满足被诉行政行为被判决撤销、违法行政行为需要重新处理、重作行为属于被告的职权范围三个条件,同时,人民法院可以就行政争议涉及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具体的司法建议。

邓小平行政法治思想的逻辑结构

邓小平行政法治思想的逻辑结构就是邓小平思考行政法治问题的基本思路以及整个科学体系的内在结构。邓小平从总结社会主义行政法治的经验与教训、行政法治要民主化和制度化以及行政法治要面向国情面向世界出发,思考行政法治问题,形成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民主化和制度化相统一、本土化和国际化相统一三条思考行政法治问题的基本思路。价值层面、操作层面、目标层面构成其整个体系的内在结构。从价值层面看,民主与法治是邓小平法治思想的内在价值追求。从操作层面看,邓小平行政法治思想的整个理论体系以及各个分论都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从目标层面看,实现人民民主、行政为民服务、党和国家生活民主化法制化是邓小平行政法治思想的目标追求。

论邓小平发展教育的思想与21世纪教育改革

邓小平发展教育思想是邓小平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优先发展教育，增加教育投入；稳定教师队伍，提高教师素质；改革教育体制，提高管理水平；倡导教学改革。

政府法制机构牵头的行政调解制度——一个基于上海实证分析的视角

行政调解作为行政主体主持的解决争议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具有其正当性。行政权具有有限的处分性、行政行为呈现多元化、社会转型期纠纷的特点、司法资源的有限性、ADR纠纷解决机制的禀赋构成了行政调解的基础理论与现实基础。建立由政府法制机构牵头的规范的行政调解制度,要处理好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关系,明确行政调解的对象,把行政调解的对象限定在行政纠纷、行政与民事纠纷交织在一起的纠纷、群体性纠纷、民生问题、历史问题等领域的纠纷。同时,对行政调解的主体、范围、程序、原则等作出明确的规定,把权利救济、纠纷解决、监督行政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行政谈判化解群体性纠纷的价值及其效力

一个行政法治完善的国家应当制定相关法律实现行政谈判的法治化,推进行政法治文明的进步,这有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是促进社会稳定的内在机制,也是整个民族进步的标志。行政谈判作为一种化解群体性行政纠纷"管道",是由我国社会矛盾的新特点、非诉讼多元化解决纠纷理论以及其具有诉讼解决纠纷不可比拟的优点所决定的,也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推动行政民主化与柔性化的有效途径。行政谈判与其他行政行为一样,也是国家意志的表现,一旦行政主体与相对人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就应当具有法律效力,但必须以实现其程序的正式化为前提。

我国行政程序法价值探略

行政程序法的价值是具有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统一体。公正与效率是行政程序法的内在价值取向。规范价值与社会价值构成行政程序法的外在价值。行政程序法价值具有稳定性、层次性。

生命教育视野下的“两课”教学

在当前“两课”课堂教学中,离生命教育的理念存在很大的差距,这是“两课”教学效果不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在厘清了生命教育理念基本内涵的基础上,论述了生命教育视野下“两课”课堂教学的基本要求,并就如何走向充满生命活力的“两课”课堂从教学理念、教学组织、教学评价、教学方法四个方面提出了我们的观点。

美日两国行政诉讼功能模式的历史演变及其借鉴

通过对美日两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历史演变分析,发现两国行政诉讼功能模式都最终走向了主观公权利救济与客观法秩序维护相统一的模式。只是两国的路径不同,美国从最初的主观公权利模式转向了混合模式,即主观公权利与客观法秩序维护的统一。而日本行政诉讼法深受美国行政法的影响,同时也兼有德国行政法的特点,总体上经历了从大陆法系模式向普通法系的变迁。美日两国这种殊途同归的历史演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行政诉讼发展的趋势,对我国行政诉讼功能模式的定位具有历史借鉴价值。

邓小平行政法治服务思想

邓小平行政法治服务思想是对我国行政法治实践经验与教训的总结,是对世界法治理论发展趋势和公共行政理论发展趋势的回应。行政权要为公民权服务是行政法治服务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行政管理要从权威型向服务型转变是行政法治服务思想的基本要求,加强行政权的监督是实现行政法治服务思想的根本保证。它将对我国行政法治的理论与实践产生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