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雍乾时期四川粮食运销

通过对清代雍乾时期四川粮食运销的区域范围、运销方式、交通运输和市场格局等问题的考察,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四川已成为国内粮食生产大省和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不仅本省供应充足,而且有大量剩余供政府调拨、采买以及商民贩卖,表明清初在四川颁布实施的政策取得了良好成效。同时,雍乾时期四川粮食运销之兴盛是建立在本省粮食供给有余、外部市场又有需求这样的条件之上的。嘉道以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地矛盾的日益突出,四川开始由余粮省渐变为缺粮省,粮食外销逐渐减少,几至断绝。随着粮食商品化前提的渐渐消失,四川粮食商品化与市场化水平遂呈愈益降低之态势。四川粮食商品化发展的这种局限性,引人深思。

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推动地方实力派走向抗日战场的——以四川为例的统战史考察

中国共产党人推动川军出川抗战的史实,说明了中共在中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及全面抗战即将爆发这一严峻形势下,能够以民族大义为重,通过开展艰苦细致而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促成川军出川抗战,创造了国共联合抗日、共御外侮的有利局面。四川民众与川军在八年抗战中不畏强暴、不惧牺牲的抗日爱国行动,既是川人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爱国主义壮举,又是中共统战工作的丰硕成果。

务宜远人:明朝藏地僧俗贡使违规私茶处罚的立法与实践

与明朝茶禁无论是茶立法上,还是执法实践中,严厉惩治把关将吏失职及自营和茶商违禁相比,对藏地僧俗兴贩和夹带等违制行为,其立法相对粗略,处惩力度不仅较轻,而且极为灵活。这种双重评判标准的立法与因地域因人事的实践操作方式,实质上,充分显现出明朝有别于元清的治藏特色,就是要以经济手段“联番制虏”,促使并强化藏区政治内向。

从民族格局差异看明朝治藏政策的现实性-与元、清两朝相比较

与元、清二朝相较,明朝治藏明显不具有元之刚性,其制度也不如清之严密,而是采取了相对缓和且颇具弹性的施政策略。致之之由是多方面的,明朝面临的北部边疆民族关系格局和统治民族主体上的差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缘俗立教,加意诸羌”——明朝一项重要治藏治策研究

“缘俗立教,加意诸羌”,即从政治、经济等方面扶持寺院与发挥宗教人士的化导功能,是明朝谋求藏区致治,笼络并控制藏地僧俗民众的重要策略手段。这种因地制宜的特殊宗教政策的推行,基本顺应和保持了藏地政治、经济、文化的正常状态和发展趋势,从而达到了明廷一以贯之的“安抚一方”的基本统治目的。但也有其负面作用。

明代“限制边茶以制之”立法及其治藏主旨——以边关将吏和茶商严厉禁约为例

“限制边茶以制之”是明朝以“以茶驭番”经济手段促使并强化藏区政治内向的重要而富有特色的政策之一。明朝无论是茶禁立法还是执法实践都恪守严惩把关将吏和茶商违禁。它的形成是与明朝整体的边疆治策和具体的治藏手段密切相关。

明朝借助藏传佛教治藏策略研究——与元、清两朝相比较

自藏传佛教"后弘期"以来,藏传佛教与藏区社会之间已结成千丝万缕的联系存在着种种问题。究其根源,重要原因就在于宗教问题的存在,有时宗教问题就以民族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因其政治统治需要,元、明、清三朝均"因俗"实施了推崇和扶持藏传佛教的治藏之策:元朝独尊萨迦派,清朝格外优待格鲁派,明朝则以与藏传佛教各派等距离交往为策略。弱势的明朝之所以能保持藏汉关系亲善和睦与"西陲宴然"的政治局面,务实的藏传佛教政策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自由互市到政府控驭:唐、宋、明时期汉藏茶马贸易的功能变异

茶马贸易本属汉藏民族间、农区与牧区间互通有无的经济交流活动,它本应遵循固有的经济规律。其发端的唐朝如此,其发展的宋亦大致如是。但至明朝,统治者希图借经济手段去替代政治、军事所无法完成的统治功能(“以茶驭蕃”),并“联番制虏”,隔绝传统的蒙藏联系,“壮中国之藩篱”。汉藏茶马贸易的原有功能发生变异,纯粹的经济活动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内容。

试论清末至民国康区外国教会

本文主要根据档案文献资料,旨在证明康区外国教会的传播与发展,经营时期上,集中于清朝中后期至民国;经营地域方面,以甘孜藏区为中心,向周围渗透;康区反洋教斗争具有多重性;康区外国教会在本质上,无疑扮演着西方列强侵略康藏地区先锋角色,但开办文化教育、医疗等事业等,又在客观上有积极的作用。

元末明初藏区地方豪势变局与明王朝治藏

元末明初 ,自藏传佛教“后弘期”以来所形成的藏区封建割据实力派与各教派相结合的地方势力 ,不仅没有因元王朝依重萨迦而消沉 ,相反 ,随着元朝政权的日暮西山 ,对藏区控制减弱而日渐活跃。同时 ,正是由于萨迦的衰微与帕竹的不平衡发展 ,谁也没有统一全藏的实力。明王朝继承藏区主权后 ,面对如此众多互不相属的地方割据势力 ,其治藏政策无疑深受此影响。

论清末川边垦殖

改变传统的“因俗而治”,实行边疆、内地一体化,是清末筹边奏疏的议题重心和政府治边“新政”的政策导向,大量档案文献证明,这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首次将边疆的经济建设置于重要的位置。川边的移民垦殖,正是在此背景下,成为当局寻求川边治策的重要内容。

四川藏区藏商与商业的历史考察

元明之后 ,四川藏区不仅有活跃而地位优崇的藏族商人群体 ,且有过商业的兴盛时期 ,但该地区商业发育更多地是靠外部条件 ,藏商之主体亦主要是因特权而发达 ,它们的荣枯与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关联不明显。该地区直至民主改革前 ,生产力水平仍然极度低下 ,物物交换是其商业的主要表现形式 ,自然经济根深蒂固。对其进行系统研究 。

藏区僧俗首领朝贡与明朝对藏主权问题辨析

与元、清二朝相比,明朝治藏具有明显的非强制性特点,明朝除对接邻内地的藏族地区进行了较为直接的统治外,对所谓的"三十六番"政治统治的维持和维护主要通过该地区僧俗首领定期与不定期入京朝贡来体现。但是,这种朝贡是以明朝在藏区建立行政区划和行政管理体制为基础的,它既不同于吐蕃朝贡唐朝,也有别于周边属国朝贡明朝,本质上是明朝行使藏区治权的一种表现形式。

元明政权交替与中原统治民族换位形势下的治藏政策调塑空间

蒙藏民族传统的亲和关系,为元朝有效治藏带来了诸多便利,并使藏区形成一种归附和心向中原的传统,同时,这种传统也并不会因元明政权交替而丧失,这就决定了明王朝治藏有故踵元制的一面。但是,由于元明交替更意味着中原统治民族的换位,既有民族关系格局被打破,又使明朝对藏施政必须进行制度创新。

论明初中央政府治藏政策的调适与定型

明初中央政府治藏方略经历了"多封众建"、"以教固政"两个阶段,反映出治藏的步骤,首先明确了藏区是其治下的一部分,然后不断完善管理藏区的办法,实质上亦是其治藏政策的调适与定型的历史过程,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明王朝的自身实力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另一方面表明明王朝对藏区社会认识与了解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清中后期四川人口逆向迁移及对边远民族地区开发的影响

由于清初对移民入川的鼓励与提倡 ,四川人口到乾嘉之际呈现饱和 ,腹地密集区人口向边远民族地区二次流动 ,正因如此 ,边远民族区域人力资源短缺的状况得以改变 。

《藏族服饰文化研究》出版

西南民族大学李玉琴副教授在其博士课题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藏族服饰文化研究》一书入选了教育部《高校社科文库》（得到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全额资助），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论蜀相诸葛的战时财政经济措施

诸葛亮之于三国乱世中的刘汉政权之财政经济,始终坚持以尚农与工商并举作为广开财源的两翼,且重视财政支出的节流。正因为此,蜀汉虽弱,而“出兵之日……人心不忧”。

园林·风景·文学——从成都西园看文学景观的形成

在今四川成都市内,曾有座名为西园的园林,在宋代是名噪一时的蜀中名胜。西园是宋代成都府官署园林,它在前后蜀宫殿基础上修建,历经入蜀官员文人的修葺而逐渐完善。西园不仅是蜀地民众游乐之地,也是地方官员和文人的休憩交游之所,因而获得了两宋入蜀文人的普遍关注和反复书写,成为两宋巴蜀地区和巴蜀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景观。

外用烟酰胺治疗黄褐斑临床观察

目的观察外用烟酰胺精华液治疗黄褐斑的疗效,探究治疗黄褐斑安全有效的方法。方法本临床试验共纳入22例黄褐斑患者,患者每日使用烟酰胺美白精华2次,早晚各一次,分别在治疗前和治疗3个月后进行改良黄褐斑面积和严重指数(modified Melasma Area and Severity Index Score,mMASI)评分,皮肤图像分析系统(VISIA)拍摄图片并记录不良反应。结果外用烟酰胺精华液治疗黄褐斑3个月后mMSAI评分(2.277±2.338分)低于治疗前mMASI(5.059±4.243分)评分,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外用烟酰胺精华液治疗黄褐斑疗效确切,不良反应少,患者满意度高,适合临床推广应用。